专访“委托管理”第一人：曹勇安院长

编者按：8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办、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承办的全国职业教育专家学术报告会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举行。本网编辑采访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曹勇安，跟随他，我们体会最深的是他投身教育事业、追逐教育梦想的热诚与执着。采访中他向我们分享了他教育生涯中三次托管教育的心路历程。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曹勇安

    一路走来，常常感慨无数次从春天里匆匆出发，纵然“寒风凛冽”，却始终期待着冬天里的艳阳天，始终坚信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回首我教育生涯中三次教育托管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对教育是社会重要的福祉、和谐的源泉、发展的动力的信念。教育是梦想者的事业，因为有梦，才可能有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执著。

    2014年2月17日，黑龙江省甘南县将县职教中心校委托给我所创办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管理。这也是我从教43年的历史中，第三次接受委托管理教育机构。

    从17岁当教师算起，至今我已从教43年了，按程序我正在办理退休手续，哪成想，即将成为“海阔天空自由行、颐养天年幸福人”的我，此时又变为教育与事业单位两项改革交叉点上的探路人。探索孕育幸福，幸福来自探索。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

    每当人们提到或我看到，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那是因为在《纲要》的第42条、第67条有个“委托管理”的词儿，把这个酒店类企业常用的管理模式引到教育中来，是源于我在1998年2月，受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委托管理八所公办学校（幼儿园）的试验。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公办靠觉悟、民办靠制度，民办办不出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就不掏人民币，学校就活不下去。

    1971年从教的我，到今年正好站了43年的讲台。前20年，我在公办体制内；后23年才进入民办领域。我下乡当过农民，教过农村的“复式班”；进工厂当过工人，教过文革期间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技工学校。在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我从教师做到校长，再由校长做到这所国有大型企业的教育处长。这么令人羡慕的“铁交椅”，为什么放弃了？我这个人，对领导职务既不热爱也不追求。我就是想做个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可当工作出色遭同行嫉妒时只需要校长说句公道话，可当时的校长就不说这句话，你说这急人不？这一急，后来我就当了校长。当了校长就要改革，但，改革起来却阻力重重。我当时幼稚地认为官小，后来官至处长能行了吧？还是不成。整天都是我不想干的事儿，我想干的事儿一样也干不成。正好九十年代初有部电视剧叫《过把瘾》，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过把瘾就死”。我一想，管老师的校长——干过！管校长的处长——当过！我到退休不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天天重复昨天的故事有啥意思？不干了。我辞去了公办职务，一头就扎进了民办教育领域，自己当家，个人儿说了算。

    办学之初，广告是赊的，校舍是租的，教师是聘的，连校牌都是借的，社会上说我学生是骗的。第一次办自考助学班，仅招了8名学生，还是3个专业。怎么办？抓质量、挺住，两年后，我就拥有了两千多名在校生，在黑龙江民办高校中排进了前3名。可此时还是借人家的校牌呢！为此省教委决定给我个校牌。叫什么名呢？牌子叫小了怕人瞧不起，就可着劲地往大了叫，最后起了“东亚大学”这个校名。那时也没什么规范限制，真悬，2个月后国家教委就出台了社会力量办学的规范文件，再想叫这么大的校名？没门！1993年4月1日，我结束了借校牌的历史。三个月以后，我创办的东亚大学就把公办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的职工大学兼并了。这样我这所民办高校中，就有了国有资产存量和全民身份的教职工，很多人说我是“两和水”非“纯净水”。其实，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发展措施就是：在旧体制中寻找稳定性，在新体制中寻找可能性。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混合所有制”的优势。

    四年以后的1997年，整个东北的国企几乎全部陷入困境，被称为“东北现象”。国企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就更惨了，工人没活不开工资还说的过去，可教师正常上班却不发工资，说的通吗？然而齐齐哈尔市是老工业基地，学生数占44.7%，校舍面积、占地面积分别占全市教育资源的54%、61%，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在政府难接、企业难办、学校难活的“三难”境况下，我就向市长请战：“交给我吧，委托我来管理。”我们市长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老曹，你可帮市委、市政府解决了大问题，你看现在缺啥？”“缺钱！”市长一愣，我接着说：“不跟你要钱。”市长赶紧说，“只要不提钱，提啥我都满足你”。我说，“学校目前是缺少办学资金，但拥有丰厚的教育资源，以资源的存量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来换取办学资金的增量。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办学体制和机制。改革这个东西呢，人人都赞同，但人人都反对自己被改革，一旦改到自己脑袋上，就蹦起来了。蹦起来，就找政府，接着相关部门就让我以安定团结为大局……”我接着说，“咱们有个约定，你批我一个教育改革试验区，只要在试验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这三样的，政府相关部门都不要管，谁管，这活就交给谁干！”就这么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给我批了一个企办教育改革试验区，把这八所学校加一个教育处机关共7,000多名学生、609名在岗教职工，还有近400名离、退休教职工，全部委托我来进行管理。1998年2月，组建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1.2万人的教育集团——黑龙江东亚学团。这给我一个可以进行各种类型教育改革实验的机会和平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其根本是靠教师发自内心的爱学生才成，让教师普遍达到这样水准，很难。但，你爱钱不？我将教师的工资与学生和家长的评价相挂钩，与任教班级的学生数的增减相挂钩，也就是现在讲的绩效工资，不过我的绩效工资占的比重大，足以影响其生活质量。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全体教职工面向市场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把学办到人民群众的兴奋点上。教师不仅自己挣出了“饭钱”，还有“余钱”改善了办学条件。八所被托管的学校分别成为市、省、国家级的示范学校。十年间，在没有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下，我所托管的八所学校共创收1.14亿元。2008年当国家出台接收国企教育政策时，我才结束了托管。当年，我被评为“齐齐哈尔市改革开放30年有突出贡献的30位人物之一”，同时还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9年，中国民办高教协会整理中国民办教育改革三十年成绩时，共列出了9个影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案例，其中有两个案例是我们创造的。一个是齐齐哈尔市政府委托民办学校管理公办学校；另一个是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如果我现在要“两眼一闭不睁”，这两项成果就是我这一辈子教育生涯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也是最欣慰的。它验证了《纲要》中“民办教育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的论断。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有钱不一定能办教育，没钱不一定办不好教育。教育质量问题是教育自身改革的问题。

    自1999年大扩招后，几百所民办高校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7年的8年大扩招中，平均每年央属院校扩招6.7万、地方院校扩招222.9万、民办院校扩招115.6万，三类院校的扩招比例为2:65:33。这又一次的验证了《纲要》中“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的论断。

    第二次委托管理发生于2013年，我接手了国内知名民营企业——明道酒店投资集团举办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这一次托管，纯属是阴差阳错瞎撞上的。成立于2001年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是三亚市第一所高校，2008年明道集团成为第三任举办者。其实，明道集团只接手了一个办学许可证。具有教育家情怀的董事长刘晓峰，投资4.13亿元征地、建校舍。2011年3月新校园竣工，结束了学校11年租校舍的漂泊生涯。校园有了，学生没了。因为，伴随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快速下降，高职院校生源急剧下降，学院的“招生办”变为“找生办”，甚至成了“买生办”，加之13年没有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期间又被教育部亮过黄牌，这更是雪上加霜。学院办学规模才800多人，年招生才300人左右。全年收费380万元，而年度支出却高达1260万元。虽然每年明道集团不差钱地投入，可是没学生还成学校吗？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明道集团董事长刘晓峰，我深深地被他搭钱办学的教育情怀所打动。2013年春节前，我派出学院的教育咨询公司，免费为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进行诊断和提供治理方案。说起来，我的工作到此就算“完活了”，但，刘晓锋董事长希望能派人指导方案的实施。春节过后，我就派出副院长张振笋远赴三亚，指导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的管理改革。一个月后，发现有许多措施没人做，即使有人做，也是敷衍了事。接着派出了教务处长和系主任等项目团队，再赴三亚，可效果还是不显著。而此时离教育部合格评估仅剩下两个多月时间了，无奈，8月底，连我的常务副院长曹然彬也加盟进了“远征军”。开始是做“诊断咨询”却转为了“现场指导”，再后来变成了“学校领导”，本来是“坐堂行医的”却成了“开办医院的”。苍天不负苦心人，这一切努力总算是没白费， 2013年12月6日，学院首次通过了教育部评估，这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属于常规性的“体检”，但对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却是通过了“生死线”。三亚城市职业学院重新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2013年11月5日我们签定了委托管理协议。

    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昨天故事”的人。1998年我的委托管理成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案例后，我在这所被称为中国最高的讲台上已站了16个年头了。这些年来，记不清有多少人请我托管学校，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深知教育是需要钱，但钱不是关键，文化认同的人是决定性因素！可我哪有那么多的人啊，尤其是合格团队的输出。所以，为了不扫朋友们的兴，我于2006年成立了一个“教育咨询公司”，为同仁们举办的民办学校做“诊断咨询”。这第二次委托管理，正像人们调侃的那样：“炒股成了股东——套上了，炒房成了房东——赔上了”。我这是“咨询成了校董——搭上了”。

    教育没有新发现，教育只有新发展。职业（应用）教育的人才培养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办学效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刚发表，我们市的甘南县就主动找上门来，让我来托管县的职业教育。我所知的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办学在我市属于上乘，而我前两次托管的都是不行的教育机构。俗话说“好孩子哪有往庙里送的？”我当时真有些疑惑不解。后来在与县委书记梁光、县长李韬放的交流中不仅释疑解惑，同时也令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我与70后的李韬放县长相识于我们的市委党校，他出身教育世家，时任市委党校的教学副校长，我是市委党校具有十年教龄的“老资格”兼职教授，我们很谈得来。梁光书记虽然是初识，但从他的经历中，你就能找到他对教育深邃认识的源泉，他在中学当过6年物理教师，除在基层任过县长、区委书记外，关键是还当过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信访局的局长，比较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兴奋点。他们介绍说：县委、县政府在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中深刻地感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已从“基础性”升级到“决定性” ，这一理论的提升必然促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升级，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紧紧抓住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机遇。县委、县政府准备在贯彻落实《决定》“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的方面，先从政府购买职业教育入手。因为办好职业教育，既是惠及民生的实事，也是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同时，政府也要从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向“采购者”转变；财政变“养人”为“养事”；职教中心校从“生产单位”向“经营单位”转变；教师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他们一系列的理论阐释和专业术语，令我刮目相待这两位县官。他们从事业单位改革与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考虑，最后说：我们感到从您所创办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购买教育服务最合适。我说，你们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已无话可说。从内心来讲，我托管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刚刚度过“危险期”，哪有能耐再托管一个县的职业教育？可话讲到这个份上就由不得你了。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名称、建制不变；人员身份不变；原投资渠道不变；办学经费只增不减”的基础上，我们于2014年2月17日正式签定了《委托管理协议》。这大概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事例。虽然压力不小，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基层有象甘南县这样认识和实干的带头人，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教育之幸。

    三次的委托管理也引发我的一些思考，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怎么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我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正在从量变不断地转为质变，发生着“阶段性”的跳跃。依据事物发展三阶段，即：稀缺资源阶段、选择资源阶段、个性化阶段的规律，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人民满意的教育也对应有三个层次：稀缺资源阶段是第一个层次，核心是解决“上学难”实现“好上学”。通过扩大办学规模来满足需要——没有钱不行；选择资源阶段是第二个层次——核心是“上好学”，这是对教育质量的诉求，跟钱不搭界，是教育自身的问题——不改革不行；个性化阶段是第三个层次——核心是“学办好”，满足社会用才和个人成才两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与钱没关系，根本是要办出特色——不融入市场不行。特色是效益显像状态。其社会效益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相匹配；其经济效益是使有限的投入得到有效的利用，即：投入产出比。

    三次委托管理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在不同主体上，但却可以从那一个发展阶段中、那一类主体中，反映出一些带有共性的诉求和规律。

    我的第一次托管是各类教育处于稀缺资源阶段时期。我托管的八所各类学校，通过“以资源的存量换资金的增量”的办学思路，从品种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把学办到了人民群众的兴奋点上了，人民掏出了人民币，学校“起死回生”，获得了发展空间。

    我的第二次托管是高职教育进入选择资源阶段时期。举办者虽不差钱！但，学校差声誉，学校错过了稀缺资源阶段的发展机遇。学校没有内在的质量，哪来外部的声誉？学校生源匮乏，又何谈质量？此时我是“稀缺资源阶段和选择资源阶段的活”合起来干，要“跨越式”发展啊。何其难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中职教育进入个性化阶段时期。县域经济在“经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发展，遭遇到了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及层次、类别上的瓶颈；还有农民、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子女已不满足像其父辈那样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向往着“阳光、体面、高薪”的就业。

    我国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目前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办学目标和办学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事物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稀缺资源阶段是杂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争规模；

    选择资源阶段是品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上质量；

    个性化的阶段是品牌对品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靠特色创效益。

    处于个性化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它们在职业教育的层级中处于最底层位置，但它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却处在最高的发展阶段——个性化阶段。职业教育是教育界中的“弱势群体”，它们又是职业教育中“弱势群体”。他们承担不了社会对他们办出“特色和效益”的期待。目前，一些省份的部分县级职教中心已成了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招生办”或给人家“当奶妈”，职业教育功能基本丧失。正是处于这种态势，甘南县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找我这样一所从高职院校基础上升格成为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来托管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校，并以此为平台担负起全县职业教育的“生产、经营”责任，进而满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区域内百姓的成人成才的需要。

    处于选择资源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是1999年大扩招后，迅速通过“三改一补”成长起来的群体，大部分是由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升格的，经历了国家8年的示范（骨干）校建设，如今200所国家级的示范（骨干）校是兵强马壮，但这大概仅占1300多所高职院校的1/6强，这些学校是在稀缺资源阶段的杂牌对杂牌中闯出来了，他们是高职院校中的“王牌军”，基本不愁生源。可一些民办的职业院校就惨了。公办的不行了，还有政府安排他们的出路，而民办的只能自生自灭，所以，为了生源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在市场上拼杀，他们要战斗到最后......。早干啥了？若知今天，早就应抓质量，以质量创声誉，以声誉图发展。

    处于稀缺资源阶段的本科高等院校，主要是指312所的新建本科院校和304所独立学院，这类院校占全部本科院校的3/4还要强，目前活的还很滋润，因为他们不必为生源而闹心，实际上家长、学生在选择学校方面上，独立学院在已排在了优秀的高职院校之后，危机已悄悄地逼近了这类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这些本科院校目前多数处于杂牌对杂牌时期，他们缺少中、高职院校的危机感，更愁人的是，它们不仅市场意识淡漠，还欠缺它们小兄弟在市场中的打拼激情。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有趣。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上来讲，该上规模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可现实赋予他们的使命，却是干 “特色和效益的活”；本应是该干“特色和效益活的”这些本科院校，理应为中、高等职业教育做出示范和榜样的，却大力发展起规模来了，什么万人大学，比比皆是，搞得从朱总理到温总理再到李克强总理,三任总理年年要为他们召开国务院常务会，研究他们的“产品”如何销售问题。

    我三次托管教育的历程，从一个侧面佐证了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增长点，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论断；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决策,做了一个有益的注脚。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愿在春天里再出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怀揣着教育梦想，风雨同舟，坚定地将目光投向教育最需要的地方，一如既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谱写教育改革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