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职教 找寻发展症结 问计改革方向

    聚焦中国职教之一：顶层设计职教大国

    职教改革与人事制度改革、劳动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当成一次机遇，为相关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鸣锣开道。

    文/《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

    职业教育为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提供重要支撑，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连日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津、川、粤、鄂、辽等数十省市展开调研，把脉职业教育现状，找寻发展症结，问计改革方向。

    广大师生和学者官员认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基本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探索了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职业教育也面临巨大挑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人口结构变化等压力之下，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顶层设计等根本性问题需要破解，校企合作、师资培训等现实性问题有待解决，职教园区“大跃进”等苗头性问题应当关注。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基层师生和干部、学者建议，职业教育应该把握机遇加快发展、直面问题持续改革、统筹兼顾保证落实，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优先发展，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又到一年毕业季，800多万学生将从中职、高职、技师学院等职业院校毕业，在获得相应学历文凭以及职业技能后走向社会，进入生产和服务部门第一线，成为支撑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和战略转型产业大军的主体力量。

    经过“刘易斯拐点”，维系我国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得益于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人才红利”正加速释放。2002年以来，职业院校毕业生已经累计超过8000万，还有每年达1.5亿人次职业培训的学员。他们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作用，在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共建共享，在服务农业现代化中实现自身增值，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中提升能力。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太仓中德企业合作基地内，院长魏晓峰介绍，学院与德国企业共建培训中心，合办“订单班”，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出众，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目前，由于健雄学院的人才培养优势，合作基地内的德资企业持续增加，已经从最初的40多家增长到现在的两百多家，为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产业，有效助解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人才和技术瓶颈。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在3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的高职毕业生有近六成，成为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集聚发展的生力军。

    在推动科研创新技术突破上，职业院校在技术转化、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登万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南海油气钻探开采需要特殊钻头，研究院设计完成后如何生产出来却难倒了不少大专家、大教授。全四川不管是知名大学还是大型工厂至少需要半年，而这个学校的老师学生研究一个月后搞定，为重大国家项目赢得了时间。

    弥合社会分化促进教育公平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扬长补短的教育，在弥合社会分层、促进教育公平上意义重大。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是一所中等职业院校，目前有在校生7000余人。院长宋春林说，目前上中职的学生，一般都是学习成绩上的“弱势群体”，存在家庭问题和心理问题的比例较大。“我做过一个统计，全校学生父母没有一个科级以上干部的，有一个班里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不完整或者存在问题，还有一些学生有不良嗜好或者心理问题。”

    职业教育使毕业生提高了就业能力，获得比较好的收入，有利于打断贫困“继承”，弥合阶层分化。据统计，2013年全国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为96.81%，超过四分之三的毕业生就业起薪在1500元以上。高职毕业生情况更为乐观，有关机构统计表明，2012届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为90.4%，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毕业后工资涨幅为120%，整体上在毕业三年后就实现收入倍增。

    “职业教育为‘低分学生’成长成才提供畅通途径，使其掌握一技之长立足社会，过上体面生活。个人命运得到改变，社会因此更加和谐。”宋春林说。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其社会意义更加显著。尼玛德吉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边耳村，是“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的首届毕业生。“9+3”免费职业教育，即在国家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尼玛德吉从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毕业后，平均月薪已由实习期的800元升至5000多元。如今，他已是一家六口的经济支柱，家里老人看病、修房全靠他。

    四川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罗大宪介绍，通过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开辟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新途径，培养了大批对党有感情，基层需要的人才，形成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新模式，为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支撑。

    “办一所职业院校，就少建一座监狱，这句话说得有些绝对，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职业教育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说，“超过95%的中职学生和20%的高职学生得到国家各种资助，88%的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命运得到改变，国家教育公平得以实现。缩小阶层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发展职业教育是不折不扣的善政。”

    办学活力进一步显现

    通过十多年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各地在发展职业教育上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在推动校产融合校企合作、注重质量提升实现内涵发展、建设职教园区实现组团共进、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推动地方新建本科转型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把加强校企合作，服务企业发展创新作为学校的战略选择。据其院长张兴会介绍，得益于深入的校企合作，中德学院为中国及天津支柱产业和滨海新区企业提供了大量高技能人才，目前已经与中广核风电项目合作，服务空客项目发展航空航天专业，还为长征火箭落户天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教育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天津、河南、四川等地建设国家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办学规模稳步扩大，职教资源得以盘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职教内涵质量得到提升。同时，各地的职业教育园区也开始显现出优势。在天津海河教育园区、辽宁鞍山职教城等地，理顺管理体制，实行统筹管理资源共享，规模化优势开始显现。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最近几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从注重规模扩大过渡到谋求内涵提升，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为此，他主导建设实训基地，完善培养目标，进行课程改革，鼓励科研创新，实现开放办学。“盖楼容易，立德树人不易。把教育做精，提高培养质量，才能实现内涵发展。”董刚说。

    近年来，社会资本大量进入职教领域，办学活力进一步显现。教育部职成司办公室主任刘宝民介绍，从山东蓝翔技校，到成都新东方厨艺学校，一批民办职业院校全国闻名，一大批毕业生因此受益。在广东省清远市，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正在加紧施工。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告诉本刊记者，学院以“办慈善高校、助贫困学生、育精英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办学宗旨，为学生提供全免费的职业教育，使学生达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2013年，欧盟各国在柏林召开首次青年就业会议，形成了加强职业教育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学习德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纷纷增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改革力度。把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振实体经济、重塑国家竞争力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大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的战略选择。

    面对外部竞争压力之时，来自国内的巨大需求则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近年来，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频现，技术工人常年供不应求。全国总工会预测，我国技工缺口至少在2200万到3300万之间。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进行的背景下，提升农民转移就业能力，使他们能够带着知识技能转移为新市民、新产业工人，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时不我待，党和国家应该以更大的力度发展职业教育，以更大的魄力推进职教改革。”杨国强说。

    一些职校师生和官员学者认为，明确建设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如何加强顶层设计等问题，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关键。

    孟庆国认为，现在职业教育还存在两种办学思想，一种是把职业学校办成普通学历教育，校领导从普通高校任命，老师招毫无实践经验的硕士、博士，这条路有现成的模式，领导、老师也省心省事，但培养不出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另外一种思路则是按照知识加技能的教育方法，从职业能力训练出发教育学生，这样做要求领导教师从内而外加以改变，还有可能吃力不讨好，但符合职教规律。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首都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善学表示，不能像原来那样，用办清华、北大的标准办职校，要真正从产业分工和企业需求出发培养学生。

    法律政策顶层设计不完善、主管部门分割难协调，也是困扰职业教育的“元问题”之一。专家表示，在法律体系上，职教法律法规在结构内容和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在部门分割上，不同行政部门各管一块，协调工作量和难度较大，相互掣肘现象严重。

    这些问题从职业教育法修法过程中可见一斑。一些专家指出，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规范、原则性条款过多而规范性操作性条款不足、法律规则要素不全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修订。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告诉本刊记者，修法规划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时已经被列入规划。但由于教育部和人社部在一些问题上未达成一致，修法被长时间搁置。

    投入不足与“校热企冷”

    在法律法规缺失、顶层设计不完善的情况下，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长期困扰着职业院校，亟待通过加快制度建设和政策落实来加以解决。

    首先，投入不足使很多职业院校生存困难。德阳安装技师学院副院长李选华告诉本刊记者，不同于归教育部门管的其他中职学校，办学经费除了中职生国家资助学费和一些培训项目外，其他都需要自己去挣，可是，市场“揭不开锅”。“本来德阳类似我们这样的技师学院有四个，现在其他三家都关门了，只有我们还在苦苦支撑。”

    由于缺乏长效投入机制，职教经费占比始终低位徘徊，总投入不足。2012年职教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12.1%，无论与有关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

    没有钱办不了职业教育，但缺钱并不是职业院校普遍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校热企冷”困扰着许多职校。魏晓峰说，很多企业缺乏配合意识，没有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学校只能是“单相思”。他希望能够出台相应的鼓励性或者强制性政策措施，把校企合作变成“法治推动”。

    同时，尽管国家提出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已经多年，但师资力量仍然是职业教育的短板。天津市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郝德礼说，现在学校进老师必须先笔试再面试。但笔试只考理论却考不了实践，还有可能把很多懂理论会操作的人才挡在门外。现在学校缺编很多，但不敢轻易招人。“想要的人才进不来，在职的老师培训难，兼职教师不好用，师资成了制约我们的最大难题。”

    另外，一些苗头性问题在近年来开始出现，应该及时关注。比如，近年来江西、辽宁、广东等多地都在建设职业教育园区，但一些职业园区只是把职业院校“物理集中”，专业共建资源共享的平台却没有建立起来。孙善学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种远离产业、远离社区的职教园区不利于职业院校发展，其实是违背职业教育规律的，应该加以规范。

    加速政策落实完善配套改革

    一些官员、学者和职校师生建议，应该统筹谋划加速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并严格实施。同时，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之际，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工资分配体制、人事制度改革等，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发展。

    中国教科院研究院研究员孙诚对本刊记者说，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已经确定，实现路径和具体步骤也形成共识，应该在落实上下功夫，把此轮职业教育改革落到实处。

    “其实，现在职业教育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法律法规落实不力造成的。比如，如果落实了法律规定的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或者2.5%的比例提取教育培训经费，职业教育经费问题肯定很好解决。”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建议，“要在落实上下功夫，把重点任务和进度安排分解下去，做好监督保障实施。”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杨国强认为，职业教育要想发展好，法律法规要落实到位，必须跟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通过国家的宏观指导和监督考核，各地政府才能够真正重视推动加紧落实。”

    受访专家表示，改革过程中不能就职教看职教。职教改革与人事制度改革、劳动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当成一次机遇，为相关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鸣锣开道。

    聚焦中国职教之二：破解“招工”“就业”两头难

    随着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行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和高等教育“千校一面”的现状，令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势在必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近年，大学生“回炉”现象增多。去年以来，武汉铁路桥梁高级技工学校重开“大学生班”，不少大学本科毕业生因就业不理想而选择自费“技校深造”。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雷政全告诉本刊记者，“回炉”大学生相比中专生来说，用起来要“顺手得多”，他们综合素质比较高，包括创新能力、理解能力都比较突出，更容易脱颖而出。普通中职生要成为技工王可能要上十年的时间，他们可能三年就可以了。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很多企业对招聘来的大学生不尽满意，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培训。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工作机会大量存在。由于中国大学的培养都是一种模式，大学所学的专业只是学到了一个概念，职业性的东西缺乏了，来格力的本科大学生都必须经过系统的企业培训才能上岗。

    随着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行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和高等教育“千校一面”的现状，令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势在必行。一些产业集聚和活跃地区的地市级本科院校已经感受到生存发展压力，正在寻求服务地方经济的结合点，谋求转型之路。

    产业需求迫“转型”

    中国教育科学院提供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985”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最高，其次为高职高专院校和“211”院校，独立学院、一般本科院校、科研院所和军事学院的初次就业率相对较低。与此同时，众多企业又难以找到所需的大量应用技术型人才。

    广东省教育督学钟院生认为，这一现象说明高等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人才供给过剩，另一方面人才的大量需求又得不到较好的满足，其主要问题不是人才培养的数量，而是人才供给与需求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错位对接，出现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而制度性根源来自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广东省教育厅规划处处长欧阳谦说，新建的本科高校定位模糊，“985”、“211”高校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职高专定位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是新建本科院校“两头不靠”，它们一味追求硕士点、博士点，往研究型大学上奔，但学科建设不足，特色不鲜明，盲目扩大规模依靠学费生存，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目前，我国有1055所非“211”地方本科院校，包括本科办学历史长的地方本科院校、部委或行业转制地方管理的本科院校、新建的本科院校。新建的本科院校是指1999年以来新设本科学校，共有647所，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数量的55.3%，占非“211”普通本科高校数量的61.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诚说，这些新建本科学校学术积淀较弱，不适合走研究型大学路线，必须及早转型。在本科院校中，这些学校的就业率最差，急需改变人才培养方向。这些学校数量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总量的55%，它们的成功改革将极大改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向本科层次的跃迁和转型，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高层次应用技术和技能人才。

    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中国高等教育将发生革命性调整。教育部将引导支持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本科高校转型，推动它们更多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

    鲁昕说，转型发展工作自2013年初启动以来，得到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广泛共识。基于这样的共识，地方政府正在行动起来。如上海市建立了高校分类管理体系，重庆市政府组建了由市直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联盟，河南省安排了2亿元专项经费，山东省政府安排了1亿元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专项经费，广东省专门设立了“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工程”支持转型发展。

    部分高校备“转型”

    目前，教育部已经成立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联盟，有150多所地方院校已经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

    改革先行先试的广东省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有了一揽子安排，已经确定33所本科院校作为转型对象，2所高校进入教育部首批转型联盟，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实施方案》。

    作为首批转型联盟的小组牵头高校，东莞理工学院早在2012年就确立了学校走高水平应用型地方大学的办学理念。该校校长李琳说，学校在办学之初基本参照传统研究型大学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东莞双转型和应用技术人才短缺等情况的出现，学校意识到，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型”以及提升势在必行。

    目前该校引入华为、中兴、微软、西门子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协同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服务。每年新生中约45%来自东莞市，毕业生约80%在东莞就业创业，迄今已培养各类人才8万多名，学校与当地12个镇街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230多个校外单位部门和企业建立教学实习基地。

    2013年由沈阳理工大学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高校的沈阳工学院的副院长刘文波介绍说，“现在证明我们之前走的转型的路是对的。”学校2004年开始招收三本的学生，发现如果以校本部(二本高校)课程标准授课考试，学生来了之后教不会，一些课程甚至60%的学生不及格。为此，学校2005年就提出了“校企融合、学用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多年来通过项目教学、订单式培养、加强学生顶岗实训等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发展成才。

    当然也有一些院校，特别是由以前地方师专“专升本”而来的本科院校，面临着转型压力，正在寻求突破。如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黑河学院，2004年专升本，前身是黑河师专，教职工780人，具有正式编制人员仅600人，专任教师中有8人具有博士学位，占1.61%。学校的院系设置完全是师范院校的构建，仅有语言文学系、英语系、教育系、体育系、美术系等。这类学校与产业对接的基础相当薄弱，如何探索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成为待解之题。

    高教改革“深水区”

    本刊记者近日在国内部分省市调研了解到，基层学校普遍看到转型的必要性，它们认为本科转型将大幅度畅通职教毕业生上升渠道，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但转型同时面临社会观念、师资、教学模式改革等多重掣肘，尚待统一协调解决。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洪一说，地方本科转型应用技术大学十分必要。“瑞士80%至90%的高等教育是职业类的，这有效提高了国家竞争实力。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校都把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校发展目标，这并不正确，除了保留必要的研究型大学外，其他院校都应该下大力气转型。”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兴会说：“现在我们整体教育结构的设计出了问题，缺乏系统研究，缺乏高水平的顶层设计。现在的本科教育体系是重理论，中高职培养产业需要的动手能力强的那些人，二者之间，就有一个夹层，本科工程师是一个空缺，如何培养这批人就是应用型本科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职业教育的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部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高职不能，现有的本科也不能。”

    “转型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支持转型。”鞍山师范学院高职院院长宋辉说，现在学校每年有15%的学生可通过“专升本”进入高校，但普通本科接收学生之后意见很大，觉得学生文化课水平不好，很难教。“这是因为两类教育对学生评价体系不一样，学生不适应本科理论比较多的教学模式，老师觉得学生文化课基础太差。”

    “而通过学校转型，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宋辉说，“将来我们就是同类教育的不同层次，即‘高职—应用技术大学’，我们的学生实践能力强，应用型本科延接我们的体系继续提高，能够给学生更多发展空间。”

    宋辉说，转型也会对社会起到较大带动调节作用，中、高职毕业生还能考应用技术大学，对促进职业学校的招生和提高生源质量，都很有帮助。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牟延琳表示，转型可极大地推动教育结构的优化进程，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我国目前还缺乏清晰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分类管理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将高等教育系统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系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降格”之忧

    一些学校负责人同时表示，转型面临社会观念、师资、教学模式改革等多重掣肘，应加强顶层设计，试点逐步推进。

    广东东莞理工学院校长李琳坦言：“自从提出转型和分类高考以来，我接到很多学生家长的电话和邮件，都问学校是不是要降格了?事实上，我们学院一直在提倡转型，这个转型的意义不是说与中高职一体化了，我们的转型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我们不希望降格，而是要在转型中谋求机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引导北京普通本科院校转型，我们在此之列。说实话，我们肯定是不喜欢转。”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宇红说，“所有的家长、学生，甚至老师，都会认为职业教育是一个层次，专科就是一个低层次，为什么?因为你的小孩考不上本科才进的职业教育，如果考的分高，一定都进好的学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职业教育如果想真正地做好，首先要从层次转变为一个类型。”

    沈阳农业大学副校长吕杰表示，学校虽然不在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之列，但也思考过转型的问题。“我们现在定位就是培养高级应用技术人才，但我们不想变成应用技术类的大学。一个是容易让社会产生歧义，认为好像是不行的学校才转型，才培养应用型的人才，这会造成学校声誉的问题。此外，如果参与转型，我们担心下一步的拨款制度、科研项目、教师职称评聘比例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转型决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改革道路是艰难的。”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教务长许劲松说，应用型大学实验实训设备投入容易解决，但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师资选拔无法一蹴而就。此外，原本科院校“转型”后专业设置、课程标准、培养模式均要有大幅改动，办学定位、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均应重新定位。社会是否能形成尊重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环境等问题也需要重视。

    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夏敏也表示，学校文理经管法专业俱全，师资转型是很困难的问题，“学校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学术性教师，没有实践，只能讲理论。促进学科专业和行业、企业深度融合、对接，也是问题。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教育系统之外有大量的问题，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全局推进。”

    扶持之盼

    高校转型能否迎来职教春天?一些学校负责人认为，即便下一步这些学校顺利转型，职教体系的专科、本科、专业硕士等层次衔接仍有大量工作需要理顺。同时，所谓“学术型”和“应用型”也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承担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转型高校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地市一级财政办学，财政投入单一，需要多渠道的扶持，尤其是灵活的体制机制。

    李琳说，在广东，像东莞理工学院这类院校，多是当作事业单位来管理的，财政依赖本级政府投入，学费和创收的大部分还要上缴财政后返还一部分，“国家让我们创新思路办校，争取社会资源，但对我们又用传统体制管得过死，我们期待更多渠道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

    如何让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区别于中高职的培养模式，成为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也是待解之题。国家级重点中职大连电子学校校长于龙水说：“我们学生升入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高职)都很不满足，认为教师能力和我们学校差不多，现在计划转型的学校的实训条件、教学理念和方式大多还比不上全国百所示范高职，它们是否有能力培养比较好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像‘985’的高水平大学也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它们为什么不能向优秀职教毕业生放开?”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熊仕涛说，职业教育未来通道可能大部分要通过应用本科来完成，国家现在给予政策、增加投入等引导转型，这些在转型名录之列的学校是否有积极性，是否适应职业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通过改造的骨干高职院校有这个积极性，也足以承担这个任务，应该给予同台竞争的机会。

    在本科和专业硕士层次同样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沈阳工学院副院长刘文波坦言：“一些目前办学较好的高职，如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比我们毕业生的收入都高，这样的学生愿不愿来我们学校是个问题。但在我们学生的上升通道上，由于我们是民办学校没有专业硕士点，要到其他学校去读。”

    “我们的数控专业毕业生已经是三级数控工，而一些地方院校的专业硕士点，数控车床没有我们学校先进甚至都没有数控车床，实践环节也很少，那么你让孩子学什么?每一个教育层次都应该给接收的学生提供继续发展的空间，否则变成了学生就是为了去拿一个学历证，没有实际意义。在完成了教育分类后，职教各层次如何衔接，国家必须统筹考虑。”刘文波说。

   聚焦中国职教之三：“宁波校企通”突破瓶颈

    中小微企业在宁波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发展受高技能人才短缺等因素制约。2009年，宁波在全国率先出台《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并于2012年出台《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实施办法》，以完善地方法规为基础，通过设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成立校企合作促进会、搭建校企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宁波校企通”等方式，以“组合拳”突破校企合作中的瓶颈问题。

    校企合作开展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校企双方对彼此的能力、需求不了解，缺乏沟通对接的平台，导致资源较为分散。为解决这一难题，宁波校企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宁波校企通”于2012年9月上线，政府搭台为学校和企业当起了“红娘”。

    本刊记者了解到，“宁波校企通”集中了当地70余家中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几十万毕业生、6000多家企业、50多个行业协会以及200多家培训机构的信息，自开通以来促成了不少职业院校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合作。上海大众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也到这个平台，为即将开工的杭州湾生产基地寻找人才。

    “宁波校企通”只是宁波出台《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后的成果之一。本刊记者了解到，《条例》还解决了校企合作中以下的几方面问题：

    一是理顺体制。校企合作因为牵涉部门多，管理的责任主体并不明确，政府层面推动校企合作往往处于散乱、无序的状态。《条例》及实施办法规定，宁波市和下辖县(市)区分别建立由教育、财政、科技、农业等部门参加的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并在教育行政部门设立联席会议办公室。如此一来，校企合作有了明确的政府责任主体，真正成为了政、校、企三方共同承担、合作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二是明确权责。校企合作过程中，学校、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不明晰，往往让本有意向的企业也望而却步。以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为例，《条例》及实施办法明确要求职业院校为实习学生统一办理意外伤害的保险。对于支付保险有困难的院校，政府可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解决了后顾之忧。

    三是资金保障。在“校热企冷”的现状下，让企业投入真金白银参与校企合作并不现实。资金不足是校企合作存在的普遍问题，缺乏资金保障成了阻碍校企深度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健全了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

    在宁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推进中，政府“看得见的手”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宁波市的40余所职业院校与1500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宁波市教育局发布的《2013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3年，宁波市中职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到98.4%，平均对口就业率为84.2%，有68.9%的毕业生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小微企业技能型人才缺乏的困境。

    聚焦中国职教之四：问症“校热企冷”

    “带实习生没有政府补贴还要担责任、给学校的设备和学生的补贴得不到税收减免、担心培养的人才流失‘为他人作嫁衣裳’”等因素，制约着企业的积极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被称为企业的“吸铁石”：在江苏太仓80平方公里的高新区里有200多家德资企业。学院院长魏晓锋说，很多企业都是2004年有了学校之后聚集过来的。由于园区内很多是小企业，没有能力自建培训中心，于是找到了学校。现在学校能起到一个“跨企业培训中心”的作用，在当地颇具影响力。

    可即便如此，说起校企合作，魏晓锋的话还是让人大跌眼境，“和企业的老总感情好，喝几杯酒，就能校企合作，总要想办法和企业的一把手维系感情。如果企业的负责人换了，原有的合作关系就难以维持;想谈个新合作，但与对方不认识，对接也难以开展。凭学校领导个人拉关系这种非制度化的模式，让校企合作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

    我国一直有鼓励工学结合的传统。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置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然而，“校热企冷”的现象仍然制约着合作的深入开展。

    专家认为，校企合作是关系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一个社会公共命题，亟需引起重视。

    合作不稳难深入

    企业没动力，学校“上赶着”，前述魏晓锋院长的情况绝非个案。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在2011年牵头组建了湖北省国防科技工业职业教育集团，在2012年牵头组建了湖北省焊接职业教育集团，开展各类产学研合作。

    该校校企处处长陈欣说：“我们职教集团的优势是实现优势互补和优质资源共享。但在实际运行中，多是由院校牵头，企业参与职教集团的积极性不高。除了用人需求高峰期，平时多半是学校主动找企业。院校归属教育部门主管，企业又隶属于各自的归口部门，几乎没有关联，也没有足够的政策促进企业主动参与院校办学。”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在地铁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招生就业可谓“进口旺、出口畅”，与北京地铁公司等企业建立了数十个订单班。但校长胡定军还是担心，“现有的合作模式不稳固，对行业企业依赖性较强。一旦地铁建设放缓，人才需求下降，我们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恐怕就要冷下来。”

    长期以来，构建以校企合作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校企合作对提升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创新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和震认为，“十一五”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各地不断探索实践，校企合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各地很多学校与企业开展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校企合作，取得了诸多积极进展。但是，校企合作中的“校热企冷”现象，依然是制约学校与企业深度合作的普遍问题。

    企业也有难处。一些企业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带实习生没有政府补贴还要担责任、给学校的设备和学生的补贴得不到税收减免、担心培养的人才流失‘为他人作嫁衣裳’”等制约着企业的积极性。

    2013年，一项对我国部分地区80余家企业的调查显示，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积极性最高的是员工培训、技能鉴定和继续教育，这些都是与企业现有员工的培养切实相关的内容，其次为接受学生实习、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与学校开展订单培养等，建立技术创新机构的积极性最低。

    2011年7月发布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关注中等职业教育》显示，“行业企业参与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仍不充分，据抽样调查，仅有17.5%的企业与学校共同开发实训教材。”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兰小云2013年的研究显示，行业高职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以学生顶岗实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订单培养、共建实训室或生产性实训基地等。

    兰小云认为，单纯的订单培养等形式受企业用人需求影响较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随意性，校企之间尚未达到共存共生的关系。对职业院校来说，还应探索更深层次的合作模式，如与企业进行“产学研”等多方面、一体化的合作。

    多重因素制约

    目前，由于学校与企业性质差异、目标差异，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项目合作的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的层次较浅，可持续性不强。

    而另一方面，政府对校企合作的引导、鼓励和扶持缺乏有效的措施保障，校企合作协调运行机制不够完善。职业院校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明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并直接影响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和震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学生等五个层面的问题。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具体而言，学生权利缺保障。陈欣说，职业院校的学生顶岗实习基本都在生产一线，但凡有安全事故发生，企业的责任缺乏明确界定，使部分企业由于担心而不愿意接纳高职院校的学生进入企业顶岗实习或就业见习。

    此外，院校服务企业能力较弱，合作形式单一。目前，校企合作大多以人力资源为合作基础，合作基础较为单一，导致大多数合作要靠人情关系维系。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能直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部分学校因学校教师水平有限等原因，这方面的校企合作未能有效开展。

    企业与学校权、责、利不明确，企业感到责任和义务多、利益少。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认为，育人是学校的天职，盈利是企业的天性。我国普遍是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学校处于校企合作的主体位置，企业只是在辅助地位，因此缺乏积极性。

    广东省教育厅高中职教育处处长邵子铀认为，校热企冷现象也是由市场配置决定的，企业追求利润，因此，在校企合作方面，不可能约束所有企业家，要使企业看到显性和隐性的利益才行。校方应通过种种办法，找到与企业利益的结合点。

    行业协会作为平台的作用不明确，也是一大问题。和震认为，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限，行会难以起到平台的作用，这使得校企对接缺乏支撑。

    政府主导有待加强，法律制度有待完善。天津职业大学讲师张俊玲认为，政府部门“该出手时必须出手”。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表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发挥，将会出现供需脱节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认为，职业教育法的强制性不足，缺乏实施细则和配套的下位法，导致很多规定无法落实。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人才培养方式，但一直没有单项法支持，只有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力度不足。

    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

    基层院校和企业普遍希望通过政府统筹规划，完善校企合作的制度保障。

    邢晖建议，应从法律保障、建立协作制度、给予财政和政策支持、建立高效的信息服务制度等方面，以制度建设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相关专家建议，宜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推动校企合作形成长效机制、稳定健康发展。

    一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震建议，由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围绕关键问题实施制度创新，系统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国家制度和机制，完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本制度。

    姜大源认为，职业教育法在校企合作中企业的责任义务方面，所使用的几乎都是“可以”、“应该”等表述方式，不具有约束力，建议明确表述。邢晖建议，职业教育法、教育部门主导的专门性法规一定要与劳动法、税法等相互衔接、保持一致。

    二是相关行业与地方政府须改进制度，出台法规搭建平台。邢晖认为，校企合作不能单靠教育部门推动，政府内部多个部门的协同问题是较大难题，应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各尽其责，相互沟通的良好机制。对于学校与企业，地方政府可适当发挥统筹引领作用，解决校企合作信息不对称、沟通对接难等问题。此外，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应让其起到一定的指导、协调作用。

    三是明确企业主体地位，给予企业鼓励措施。姜大源认为，我国普遍是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学校处于校企合作的主体位置，企业只是在辅助你，企业自然没有积极性。校企合作要想做得好，应明确界定企业的主体地位。在校企合作项目中给予企业税收等相关优惠措施，调动企业积极性。同时，明确企业、行业和学校开展校企合作的责任和义务，避免企业因担心“责任义务多、受益少”而缺乏合作积极性。

    四是引导学校发掘优势，服务行业企业需求。学校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认识到校企合作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意义，努力与企业找到契合点。学校和企业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高科技创新研发能力等方面的目标是具有共同点的。学校应换位思考企业的需要、经济社会建设的要求，培育和发掘自身优势，吸引企业合作对接。

 聚焦中国职教之五：变“断头路”为“立交桥”

    虽然高中有一半的学生选择了中职教育，高考也有近一半的学生进入高职，然而当前从中职、高职到本科及研究生的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建立，职业教育仍然是“断头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广东省从化县鳌头中学是一所农村初中，这里的学生都来自周边的农村。校长曾健智告诉本刊记者，去年700多名毕业生中，仅有30%选择读高中，大多数的农村孩子选择了职业教育。

    本刊记者走访发现，广东农村地区家长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要求孩子一定要上大学。鳌头中学初三学生邱楚君告诉本刊记者，父母可以接受她初中毕业后读中职，“如果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话，还不如选择读中专或技校，因为更容易就业。”

    然而在不少地区，由于中职到本科的上升通道不畅，大量选择走职业道路的学生最多读到高职就没有了深造机会，导致很多适合走职业教育的学生被迫去挤高考“独木桥”，成为“陪考”。

    据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郑文介绍，作为全国第一职教大省，近年广东每年高中毕业生70多万人，其中被录取的50多万人中，有20多万人进入高职院校，大约占一半。而每年约150万的初中毕业生中，也约有一半选择了中职学校。75万左右的中职毕业生中，有机会升入高职的学生只有5万左右，年均比例不超过10%。这一情况，在本刊记者走访的北京、天津、湖北、辽宁等多个省区市普遍存在。

    重庆市教委党组书记赵为粮说，按照普高与职高1:1的比例，中学生在初中毕业之后已被分流一次。而由于上升通道不畅，中职教育成了断头教育，这也是不少中职学校长期缺乏吸引力的一大主因。

    与此同时，从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上升渠道也非常狭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李红说：“我们学校在校生1.2万人，每年报考专升本的学生有500人，能考取的仅200人。”

    事实上，我国已经显现出普通高校大学生数量过剩，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现状。郑文说，国家产业结构和社会发展对学术型人才需求相对有限，我国每年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约1700万人，呈现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职业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一些地方试图通过行业办学打通中高职的通道。天津从2003年开始，就在全市办学条件好、社会影响大的职业院校开展“三二分段”中职接高职试验，2011年开始，又在天津百利机电职业教育集团和天津中环电子信息公司职业教育集团，打破中高职界限，进行5年制系统化培养改革实验，三年来共招生近1500人。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天津机电工业学院院长宋春林说：“因为我们是行业办学，行业分中职和高职，并且中高职要系统化培养。我们学校现在是五年制，前三年教学大纲由我们学校制定，后两年由高职制定，最后发大专毕业证。这在天津市是先河。这个叫五年一贯制。”

    还有一些地方是通过招考改革的办法延伸职业教育上升空间。大连电子学校校长于龙水说，“现在‘3+2’中高职连读对学生吸引力不大，因为高职现在入学很容易。而如果选择较好学校开展试点，比如在现有应用型本科高校之外的二本甚至一本学校，部分专业少量计划开展‘3+4’入学，对学生就很有吸引力。”

    辽宁省从2013年开始打开了中职上升本科的通道，中职学生不再是仅可以考专科，还可以考本科。鞍山市工程技术学校校长孟静说：“我们学生通过知识加技能的考试到沈阳农大、辽宁工程科技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录取率也很高。比如，我了解土木工程专业的考试，全省给本科计划500多个，报考的中职生有1500余人，录取率三分之一。我们学校的房地产营销、畜牧、园林都可以考本科。我们今年毕业生300余人，其中79人报名‘中职升本’考试。”

    湖北省是全国首个通过开设技能高考拓宽中职升高职渠道的省份。湖北教育厅职成处处长邓世民说：“我们原来中职升高职，以笔试为主，这个与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办学要求不相符，职业教育最核心的是职业技能。因此，我们从2011年开始技能高考，到2015年所有中职类别都可以通过技术高考升学，取消以笔试为主的统考。目前已有将近二万中职生通过技术高考进入到高等学校，以前是专科，现在一本和二本院校也开始招收了。”

    从2008年开始，广东省通过在部分高职院校部分专业进行自主招生考试，建立高职院校面向中职学生的单独考试，即“3+专业技能证书”考试，部分中高职学校“三二分段”培养以及五年一贯制的高职班等多种模式构建现代职教体系。2013年，广东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规模达到4万人，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统一高考。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仅仅延伸职业教育的道路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建立职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到研究生的体系，并且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能够互通互融，才能使职业教育更具吸引力。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教务长许劲松说，应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而不是职教层次，一个孤立的教育层次是很难具有长期活力的。要想让高职教育总是具有新鲜的生命力，就必须打通职业教育从中职到高职，再到本科与研究生的办学体系，建立职教学生的上升通道。目前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已出台“专转本”、“专接本”等专本衔接政策和“中高职教育衔接试点项目”等中高职衔接项目，但整个职教体系还没有形成，这是职业教育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点，也是职教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