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腾云（微信号：tenyun700）
01
互联网革命与教育变革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像互联网这样，如此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那么，互联网究竟能不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呢？
教育领域的“乔布斯之问”
在教育领域，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为什么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的投入很大，却没有产生像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效果？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加起来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是所有行业中无人能匹敌的，但是为什么没有生产和流通那样的效率？投入和产出为什么如此不成比例？
滴滴是2012年在北京中关村诞生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也不过7年时间。教育和互联网的结合其实比它早得多，最初就是从军用转向教育科研领域的。虽然互联网出现以后，教育也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非常小的，在互联网运用最为发达的美国，也只有25万人在网上学校学习。
滴滴颠覆原有的出租车行业的商业模式。较比传统的电话叫车与路边招手打车，滴滴利用移动互联网特点，将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从打车初始阶段到下车使用线上支付车费，优化乘客打车体验，改变传统出租司机等客方式，降低空驶率，最大化节省司乘双方资源与时间，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打车模式。
对此，美国联邦前教育部长邓肯提出过一个观点：原因在于教育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他指出：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工具和技术的变革（如PPT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第二教学模式的改变（如慕课），第三是学校形态的改变（教育结构的变革）。我们恰恰在学校形态与教育结构上停滞了、中止了。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最主要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必须颠覆传统的教育结构与模式，对学校形态进行新的设计。
02
实现“未来教育”的三个基本条件
互联网改变教育，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像互联网改变商业和金融一样改变教育，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学习必然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基本模式。当然，它需要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打破现在的学校格局，承认线上学习的合法性
我们现在整个教育体系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它是主张大规模，强调效率优先，主张以知识传播为主要目的的，教师、教材、教室的“三教”中心格局相当稳定，成为教育的“铁三角”。这些一直没变化，而这个东西不变，教育的“滴滴”是无法登场的。必须把以知识为中心改为以学生为中心。必须打破教育的时间空间限制，像许多网络高中一样，允许学生通过线上学习获得知识和必要的学分认定。
为什么要把不同学习基础、不同学习兴趣、不同学习习惯的人强制性地安排在同一个教室呢？
未来的学校，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学习，通过团队来学习，在家里学习，在图书馆学习，自己来解决学习过程中大部分的问题。一人一张课表，随时调整内容。在未来，无论你在哪所学校，无论你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必按部就班地学习各门课程。而是基于个人兴趣和问题解决需要而进行的自主性学习，是大规模的网络协作学习。
学生可能不再需要我们为他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知识结构，而是在完成自己最初的知识结构以后，通过自主的学习，建构他能够满足自己学习的个性化的结构。学分、学历、学校未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什么，你分享了什么，你建构了什么，你创造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在中国，把实体学校与互联网学校结合起来的探索已经有成功的案例。慕华成志教育科技公司已经与清华大学附小等联合建立了互联网学校，并且与22个省的107个城市5000所学校合作，进行传统学校加互联网学校的混合学习探索。
从郑州外国语学校的实验班等来看，混合学习明显优于传统学校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所以，未来的学习中心将从现在的实体学校走向实体学校加互联网学校，再到完全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与学习场所的混合型学习。
建立教育的国家标准和国家教育资源库
首先要建立国家教育标准。学习方式的变革，对学习内容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越是自由，越是定制，越是个性，越是需要建设高效优质的学习中心，越是需要国家力量的整合。
教育是文化的选编。教育首先要传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所崇尚的价值观。这个选择国家是有责任的，必须建立国家标准。这个国家标准要科学，应该更个性，应该有最低限度的要求。
定了标准以后，提供什么教学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应该举全国之力，把全世界最好的资源（包括国内外民间教育机构甚至个人开发的各种最优秀的资源）整合在国家的教育平台。
现在一方面教育投入不足，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浪费。每个县、每个学校都去建自己的教育平台，都建自己的资源中心，都去开发自己的课件。一些重要的网络教育机构，如科大讯飞、学堂在线、好未来等，也在开发相同的课程，那么多的投入，太浪费了。
这就需要国家组织专业团队，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把资源整合起来，使死资源变成活资源，把静态的课程变成动态的课程。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国家教育资源平台学习。
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
什么算好的教育？什么算真正掌握了知识体系？怎样才算是真正有用的人？怎样检验和评价学习的成果？这就需要用评价去推动改革。
评价和考试是我们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现在我们评价的技术太落后了。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目前真正具备了判断人才水平的能力。什么是好学生？真正把自主权交给学校，没有校长敢要。这就是我们没有好的评价机制。
未来的评价主要不是为了鉴别，而是为了改进。在学习的早期过程，可以用大数据的概念，自动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作为评价的依据。在记录过程的同时，要发现这个学生的知识点缺陷，及时帮他改进。同时，未来的考试评价会更加重视实际能力而淡化文凭学历。
未来的大学也可能出现全新的模式，可以不要限制上大学的地点，也不要管你在什么地方上大学，只要你能够通过严谨而且经过国际认证的评估，来证明你自己对某一理论的精通和理解，就可以进入社会找到工作。
如果这样的话，教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目前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评价从技术上讲已经没有障碍，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都可以在最大程度提高考试评价的效度与信度，杜绝弄虚作假和作弊行为。
我相信，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时代，如果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教育一定会发生一个让我们自己也会非常惊讶的变革，一种全新的学习中心，将会像今天的“滴滴”一样出现，一个新的教育世界，将会孕育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章来源 | 本文选自腾云（微信公众号tenyun700）“病毒与未来 ”。内容有删减。
作 者 | 朱永新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苏州大学教授
习近平强调，在充分肯定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湖北和武汉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和后续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增加。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发生逆转。要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加强全球疫情变化分析预测，完善应对输入性风险的防控策略和政策举措，加强同有关国家在疫情防控上的交流合作，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情防控的指导和支持，做好各项工作，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来源 | 新华社
近日，清华大学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应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指导和质量把关。对于已授博士、硕士学位的论文，研究生院将加强评估工作，加大抽查力度，将评估结果纳入指导教师招生指导资格审查和院系年终考核。
清华此举，进一步完善了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体系，从平时的培养到后期的评估抽查，为研究生培养工作提供了更加有效的保障。其中，加大对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力度是重中之重。后期的评估抽查实际上也是倒逼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后置措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研究生导师履职尽责，承担好研究生培养之职。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建立常态化的研究生导师队伍教育培训机制。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是整个研究培养链条的关键一环，堪称研究生培养的“牛鼻子”。近年来，媒体不时曝出研究生导师师德失范、师德不端等事件，凸显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师德师风建设的紧迫性。研究生培养机构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队伍教育培训的常态化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研究生导师队伍尤其是师德师风的培养引导力度，使其不忘初心、敬畏初心，在全面提高业务能力和师德水平的基础上，切实履职。
二是建立更加有效的研究生导师待遇保障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教书育人是个“良心活儿”，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研究生导师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指导研究生做科研、做学问，甚至在思想上、生活上予以指导和帮助。一个有责任感的研究生导师，付出往往远远超过回报。不过，研究生导师也需要必要的经济基础，以此保障其家庭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才能解除其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研究生、教书育人的神圣事业中去。因此在严把研究生导师准入关、培养关的前提下，应该进一步探索更加有效合理的研究生导师收入保障机制，这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必不可少的举措之一。
三是完善落实更理性的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机制。学校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具有一定的“熟人社会”特质。在这个圈子里，容易形成超越理性的人情风气。面对某些存在问题的研究生导师，主管部门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不利于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健康发展，甚至会形成“破窗效应”，诱发潜在风险，不利于学校形成良好的风气。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潮流来看，应进一步加大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是“开放办学”理念在学校的贯彻落实力度，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进一步完善并严格落实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制度，跳出狭隘的人情圈子，建立既重人情、更重理性的制度和规矩，良法善治，使教师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杨红星
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来源|中国教育之声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一直呈繁荣滑坡、滑坡繁荣的波浪型发展态势。最近一次滑坡，自2010年开始，至今未见谷底。在此情势下，对我国职业教育百年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反思，显得非常必要。
一、概念称谓：职业教育还是技术教育？
我国百余年的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先后经历了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新职业教育等阶段。其中有两个最基本的称谓，即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采用了类型教育这一概念。尽管学界对类型教育的本质有不同认识，但“技术技能”性是主流共识。职业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相比，一个是目的，一个是内容；一个更具政治性，一个更具经济性。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因此，“技术教育”比“职业教育”更接近它的本质。也就是说，重回“技术教育”是“类型教育”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管理体制：单头还是多头？
改革开放后，“多头管理”视为阻碍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因素。
建国后，为适应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需求，我国形成了职业教育条块结合、多元主体并存的管理体制。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大批中央各部委直属学校下放到地方，由此解决了所谓的“中央和地方多头管理”问题。
部门之间的多头管理，主要表现在教育部和劳动部围绕技工学校管理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屡经波折，但时至今天，技工学校仍归劳动部门管理，所谓的横向多头管理问题并没有解决。
职业教育由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管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劳动经济部门管理职业学校，会强化其经济属性。相反，教育部门管理职业学校，则会强化其教育属性。在中央部属职业学校划归地方后，有的归入教育部门，有的撤销合并。原来由企业行业管理具有的“校企结合”的先天优势丧失，职业学校的“实践性”成为突出问题。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这似乎又是在向上个世纪末的模式回归。要真正实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所提出的上述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就必须重新审视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门之间的所谓多头管理问题。
三、培养层次：中等教育，还是中等人才？
将中等职业教育与“中等技术人才”挂钩似乎是“望文生义”。非但如此，连“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很可能也是我们的发明。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社会“双轨”学制的产物。从性质而言，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等同的，它是工人阶级高等教育的替代品。说它是中等，是由于在后来形成的三级教育阶梯中，它处于中间位置。它本身并无初等中等高等之分。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实际上包括三种学校形式，即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农业）中学。
技工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中级技术工人。可中级工（四级）在整个职业技术系列中，实际上是处于初级层次。如从整个技术体系来看，不仅中级工，包括高级工（三级/助理职称）也是处于初级层次。因此，技工学校的培养目标中的中级技术工人，并非“中等技术人才”。
中等专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中级技术管理人才。在《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中工程师属于中级，而专科是取得工程师的最低学历。也就是说，中专学历只具备技术员和助理工程师的资格。因此，将中等专业学校的培养目标表述为“中等技术人才”是不准确的。
2009年，《教育部关于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中提出：中等职业学校培养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明确将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与“中等”脱钩。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无论从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还是职业中学，无论从职业技能系列还是从专业技术系列，中等职业教育只是标明了它的教育层次，它的培养目标并非对应为“中等技术人才”。
四、地位性质：类型教育还是一般教育？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将 “类型教育”由一个学术术语上升到了一个政策概念。“类型教育”是相对于“层次教育”而言的。在整个20世纪，职业教育几乎一直被视为中等教育的一个部分，因此，职业教育被称为“断头教育”。
自20世纪末始，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相继出现了高职和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由此形成了与普通教育相对平行的独立体系，也就是普职“双轨制”。
我国之所以选择“双轨制”，是基于我国的国情。然而，从世界范围看，“双轨制”并非是唯一的教育制度。由美国创立的综合中学，自上个世纪六十年后，纷纷为欧洲国家所效仿，成为西方中等教育改革的潮流。
关于双轨制还是单轨制的争论，在我国从未停止过。基于我国的国情，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双轨制和类型教育可能是我们的主导制度，但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社会状况差别悬殊的国家。各地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独立体系的建设仍然没有解决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在双轨制和类型教育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是否应该允许一些教育发达地区进行职普融通的实验？
五、服务对象：区域经济还是劳务输出？
职业教育的区域性，即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职业教育负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责任，但并非意味着“区域性”是职业教育的典型特征，更不意味着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应该以当地需求为主。
事实上，中西部广大地区职校生的一大就业去向是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承担了为劳动力转移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任务。地方政府也把劳务输出视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也是地方政府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我国的确存在典型的“区域性”。从横的来说，这个区域性表现为东、中、西的差异；从纵的来说，这个区域性表现为城乡的差异。如果从劳动力的流出和流入来看，东部地区是流入地，中西部地区是流出地；城市是流入地，乡村是流出地。根据这种差异，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确不同。作为劳动力流出地的职业教育，其专业设置应该以统一的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仅仅以本地的经济发展为导向。作为劳动力流入地的职业教育，则可以考虑主要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区域性”特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应该理解为根据不同地方经济社会特征，选择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六、师资资格：双师型还是专业化？
双师型教师是我们中国人的本土创造。它是因解决职教师资实践能力不足而生的。
从实践上看，双师型教师的提出，只是一个“救火”措施。它提出了一个职教师资的外在约束标准。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职教师资专业化”这一概念。所谓职教师资专业化，就是通过专门化的训练来培养职教师资，它的标志是职教师资的培养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就进行了通过设立单独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培养职教师资的探索。然而，这些学校大都先后更名易帜。
缺乏理论指导的本科层次的职教师资培养探索，在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2000 年开始举办中职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2015 年，在教育硕士里设立了职业技术教育领域，专门为中职培养师资，仍将双师型教师作为培养目标。然而，我国用了三十年都没有解决的双师型教师培养问题，职教硕士真的就能解决吗？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提出：从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可是，这一措施首先引起了职教师资培养院校的忧虑。因为，这不但将直接影响到它们毕业生的就业，还似乎是对它们培养特色的否定。
招收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并不是我国的发明，而是世界先进职业教育国家的成功做法。它是解决职业教育师资实践性的一个治本之策。按理而言，这应是职业院校的主动选择。可在我国，为何要通过国家法规政策强制推行呢？这值深思。职教硕士的设立，并不是职教师资专业化的终结，而是它的开始。职教硕士是否必然以“双师”型为标准，它的内在培养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有待于实践做出回答。
七、毕业资格：单证还是双证？
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双证书”这一概念。和普通教育一样，职业教育文凭就是职业资格。这两类职业教育文凭都有极高的含金量和社会公信力。之所以出现“双证书”，原因和双师型教师大体相似。
“双证书”一词早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直到201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被“1+X”证书制度取代。
从世界先进的职教国家来看，一般都是采取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独立又相互等值的证书体系。我国职业教育在办学实践中，根据自身特色创造的“双证书”制度，对于提高职业学校毕业生质量，无疑起到了积极性的推动作用。现在，在此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倡导实行“1+X”证书制度，也将会进一步推动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建设。
那么，1和X是什么关系呢？显然，1是根本，X是补充和强化。1之所以需要X补充和强化，说明了其自身“信心”不足。说穿了，是职业教育的实践性无法靠自身实现，需要一个外在的约束条件。但从长远看，随着职业教育自身办学能力的增强，真正能够体现出“职业”特色，必然会形成1和X的融合，也必然因此诞生一种新的文凭，即“职业教育文凭”。像澳大利亚一样，这种文凭和普通教育文凭平行且等值，同时分别是学术岗位和职业岗位的职业资格，相互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职业教育证书重新由“双”和“多”回归到“一”，象征着职业教育真正办出了特色，真正成为了“类型教育”。
八、功能动因：经济政治还是智力？
在目前的中职保卫战中，论述中职存在的必要性多是从经济因素出发，可但从培养“中等技术人才”的角度看，中职似乎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的毕业生大部分只是做了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
然而，中职的存在并非仅仅单一的经济因素。从历史来看，职业学校首先是政治的产物。被称为“职业学校之父”的德国人凯兴斯泰纳，创立职业学校的目的是，通过“职业”使当时的无产阶级和小市民的孩子加入到爱国行列，这被国际公认位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哲学思想所在。
对于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的迅速扩张，也并非是经济的有效需求，而是教育系统自身革命的需要。中职的功能除了经济，还有“看护”。它收容了那些被精英教育淘汰的学业失败者，发挥了“代理监护人”的作用。
若从“学业失败集合体”这一特征来论，职业学校必然存在的一个根本因素，既非经济亦非政治，而是智力的多样性。正因为如此，信奉所谓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在抛弃了欧洲双轨制的同时，却不得不创造综合中学，用“校内的分轨”代替“校外的分轨”。
综上所述，如果单从经济因素来看，也许中职教育可有可无；如果单从政治因素看，双轨制的职业学校或许可能消亡。但如果从智力因素来看，职业教育必将永远存在，而且存在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切形式和层级的教育之中。
九、学习对象:双元制、政府模式，还是市场模式？
从世界范围而言，虽然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包括双元制在内的世界职业教育三大模式，并没有呈现出趋同，而是依然保持着各自的特色。这是因为这些模式都是各自文化、历史和制度的产物。
我国职业教育诞生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一直把德国当成学习的对象，但直到今天，同样并没有学到德国双元制真正的精髓。所谓橘生淮南。一个事物是否能够移植成功，关键在土壤是否相似。如果从“土壤”而言，和我们最相似的是法国。因为中法都是政府主导的职业学校模式。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我们放弃学习德国，新的对象也应该是美国。不错，美国创立的综合中学，体现“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的趋势。但是，要让世界彻底放弃“双轨制”，估计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德国和美国之间纠结，可能忽视了一个更容易借鉴成功的国家，就是法国。
十、结束语：非此即彼，还是多元并存？
本文采用了“是，还是”的论述方式，容易给人留下“非此即彼”的印象。然而，这并非本文的真正目的。本文试图通过两种极端对立的方式，引发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世界并非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恰恰相反，它是多样性的。因此，职业教育也必然是多元的。正因为如此，德国双元制虽然广为世人称道，但世界三大职业教育模式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色。事物也许有它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真理总是因时而现。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各地区社会经济情况差异显著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也许最应该反思的是：用一种思维一种模式是否合适。比如普职比问题，是否应该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东部地区采取相对柔性的政策，而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则可以相对刚性一些。另外，在过去的四十年，我们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使职业教育规模得到了有效的扩张。在进入到“提质增效”阶段后，作为与市场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是否考虑一下市场力量。还有，我国职业教育实行的是国家指导、地方政府负责的管理体制。中央能否把指导重点放在示范引领上。国家投资650亿建设“双高工程”，但现在却没有一所中央部委直属的高职和中职学校。能否像普通教育那样，重新建设一批中央直属的职业院校。一切事物的生命力都是扎根于实践的。相信如果能办出真正有质量的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就不会没有吸引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基于对世界教育大势有没有正确的把握、对我国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经验教训有没有深入系统的反思。
作者简介：孟景舟（1965-），男，河南长葛人，河南科技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摘录自《职教论坛》2020年第1期
来源：职教论坛杂志社
近期，随着不少地区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多地部署错峰开学，逐渐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近日，又有部分省份明确开学时间。
广西高三、初三年级于4月7日正式开学
全区高三、初三年级于2020年4月7日正式开学。中小学校（含幼儿园及特教学校、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其他学段、其他年级和高校，根据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原则和错时开学错峰返校的要求，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形势，稳妥有序开学复课。具体开学时间由各设区市、各高校、区直中职学校及区直技工学校研究确定并按程序备案。
17日，陕西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公布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工作安排。
①3月30日，全省高三年级开学，有条件的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
②4月7日，全省初三年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班开学；
③中小学校其他年级和幼儿园开学时间不早于初三年级，具体时间由各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确定，错时错峰开学；
④高等学校开学时间根据全国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正式开学前学生不得提前返校。
除陕西省外，不少省份也曾就开学时间，发布通知↓↓↓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河南高校开设线上课程2万余门 每天近230万人次学生参与在线学习
本报讯（记者李见新）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截至目前，全省本科高校已全部按照原定教学计划开展网上教学，累计组织近2.2万名教师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共开设线上课程2万余门，每天近230万人次学生参与在线学习，到课率90%以上，有效减轻了疫情对高校教育教学的影响。
河南省教育厅出台了《高等学校网上教学工作实施意见》，指导全省高校主动应对疫情，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保障教学活动有序开展。省教育厅还组织本科高校开展线上教学质量和满意度调查，研究制定改进措施，确保在线教学安全平稳运行，持续提升线上教学质量和师生满意度。
河南大学自主开发上线了“网络教学信息采集与交流平台”，教师可实时分享和查看在线教学的经验与感受。学校还会将当天教师分享的经验与感受汇总整理后向全体教师发布，以供参考借鉴。为精准了解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该校还通过自主开发网络调查系统，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在线学习情况问卷调查，持续改进在线教学工作方案。河南科技大学强化任课教师培训、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为高质量网上教学奠定坚实基础。该校积极对接有关平台资源，面向教师举办线上网络授课技术及远程教学技能培训，连续10多天为教师培训网络直播课技术，共有1000多名教师参加相关培训。
来源：中国教育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3月18日晚发布通知，全区高三、初三年级于2020年4月7日正式开学，中小学校（含幼儿园及特教学校、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其他学段、其他年级和高校，根据错时开学错峰返校要求，稳妥有序开学复课，具体时间由地方和学校确定。
开学后“错峰上课、错时分餐”
上述通知称，各地各学校要认真制定高三、初三年级开学工作方案，经本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审核后，于3月23日前报上一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备案。
各学校要建立师生员工健康档案，准确掌握每一位师生健康状况、外出情况、人员接触情况及家庭成员是否感染等信息。区外师生员工返桂要严格落实开学前居家观察14天的要求。列入高风险、中风险区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仍在疫情严重、实施交通管制等应急措施区域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
自3月23日起至开学前，学校要至少进行2次全面的校园环境卫生清洁和预防性消毒。各地要切实做好洗手液、手消毒剂、口罩、手套、酒精、消毒液、体温计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学校要设置相对独立的临时隔离室，设置完善洗手设施。
根据安排，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班主任、辅导员、校医等参加校园防疫工作的人员要在3月23日前提前返岗。开学前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提前返校。
在教学准备方面，学校要把大班额划分成小班额上课，班级之间教室要相对隔离。做好学生住宿安排，适当拉开学生床位间隔。制定错时作息表，实行错峰上课、错时分餐、分散用餐。指定学生课外活动区域、进出线路，引导学生错时分区活动。
已有8个省份明确开学时间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广西是第八个官宣春季学期开学时间的省份。此前，青海、贵州、新疆等省份学生已经或正在陆续“返校”，而云南、西藏、山西、陕西等省份则将开学时间定在3月下旬或4月初。
此前，教育部对开学提出“原则性要求”，即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制前不开学，学校基本防控条件不具备不开学，师生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开学。
据澎湃新闻梳理，首个开学的青海省自2月6日起至3月18日，已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该省于3月6日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三级响应调整为四级响应。此外，贵州、新疆、西藏、陕西、山西、云南等地疫情也得以控制，防控等级均有所下调。
纵观上述省份开学“时间表”，普遍呈现“先高三、初三，其次中学其他年级，再次小学和幼儿园，最后高校”的规律。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3月14日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教育部几次通知里面都明确提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应首先安排高三和初三来开学。“因为他们是毕业班，高三的同学要复习高考，初三的同学要中考，这些同学他们需要尽快回到学校。”王登峰说。
对于高校开学时间相对延后一事，王登峰解释，与中小学不同的是，大学生的开学，涉及到相当多跨省流动的学生。“我们国家现在有4000多万大学生，其中有1000多万要跨省流动，其他还有3000万是在省内流动。”王登峰认为，应首先解决“就近的中小学开学问题”，在中小学基本上开学或疫情得到更进一步控制前提下，“再来考虑大学的开学”。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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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京市教委：因疫情影响高校学生毕业可适当延期
来源：北京日报
日前，北京市教委发布“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应届毕业生毕业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对按时完成培养计划且毕业论文(设计)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应努力保障其顺利毕业；因疫情影响确实无法按时毕业的学生，可适当延长毕业期限。对于课程学习、考试、答辩、毕业手续办理、离校等重点工作情况，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通知到每一位相关学生。
通知提出，“利用好‘互联网+’技术手段，完善教学模式，推动线上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紧密结合”“适当调整学生考试考核方式，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核心，科学运用线上考试、线上成果提交等方式，结合学生线上听课情况、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综合考核评定学生学习效果”。市教委表示，将根据疫情防控期间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进度，做好各环节衔接工作。通过优化完善教学安排，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上，保障毕业生完成学业。同时，各高校要适当调整实习实践方式，加强对毕业生的个性化指导。对于学生补考、缓考、重修重考等情况，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形成完备的考试考核方案。
疫情防控工作结束之前，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开题、指导等环节可采取线上答疑、远程答辩等方式。依据通知，各高校要积极开放文献资源，合理优化学位论文送审、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的时间、方式和流程，努力保障符合条件的学生按期获得学位。对因疫情影响确实无法按时完成学位论文的学生，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可适当顺延培养和学位授予时间。
今年，各高校将创新就业服务方式，多渠道挖掘就业岗位，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基层就业项目，指导毕业生积极参加网上招聘活动。就业单位确定后可以通过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系统进行线上签约，也可以通过传真、邮寄等方式签订书面协议。对于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按规定将户口和档案暂存学校两年，待落实单位后再办理就业手续。各高校在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前，可通过就业管理平台提交就业报到证打印申请，2个工作日后可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领取，也可选择快递到校等方式领取。市教委要求要结合毕业生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发放就业报到证，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报到。（刘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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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科研创新的重要阵地。
目前，我国高校在前沿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同时积极落地转化、服务民生发展。多元的学科背景、完善的人才梯队、丰富的研究资源，使得高校在科研创新中具备独特的竞争力，能够紧盯未来科技趋势，攀登一个又一个科研高峰。
移动信息通信与安全、超循环气动热力、材料生物学与动态化学、高能量物质……这些基础前沿领域，一直备受科学界关注。近日，教育部在7所高校立项建设前沿科学中心，旨在打造相关前沿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中心和人才摇篮，在国际取得领跑地位。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主体，我国高校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要瞄准前沿领域，也要关切社会民生
中科院院士、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崔铁军已经深耕电磁场和微波技术领域30年。他的团队于2014年率先提出用数字编码来表征超材料的新思想，在物理空间上叠加了数字空间，用不同数字编码排列控制电磁波走向，诞生了世界首个现场可编程超材料。
在崔铁军看来，高校科研应始终聚焦前沿领域，围绕国家战略、重大工程开展工作。近年来，高校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2018年，全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为589.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高校对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为51.1%，发挥着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在前沿领域成果丰硕。在今年揭晓的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从通用项目获奖情况来看，授奖项目共239项，144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奖198项，占授奖总数的82.8%；91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159项，占授奖总数的66.5%。
除了引领科技发展方向，高校也在服务和响应民生关切。随着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机器人科研开始与助老工程相结合。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宋爱国教授的团队与假肢厂合作，在传统假肢基础上增加了力觉、触觉等传感器，研发出灵巧的机械手。此后，团队又陆续研发了拥有电子皮肤的柔性触觉机械手，拓展了康复机器人的认知训练功能，并正在研制传染病生物安全检测机器人。
此外，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梨的高效育种、月季栽培和运销、微细矿物颗粒的资源回收利用等项目，也都反映出高校科研对社会民生的关注。
“国计民生的需求不断发展变化，高校科研也要敏锐捕捉、与时俱进。”宋爱国坦言，服务社会民生要瞄准关键核心，再高大上的研究理念也必须落地，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利用多元研究资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这些年，许多南京市民发现，扬尘污染问题在逐步得到缓解。这离不开“智慧工地”建设：在南京市900多个大型工地上，装配式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可以对工人是否戴安全帽、有无人员抽烟、大气污染指数等实时监控。这背后，是东南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相关团队在保驾护航。
传感器何时安装、地下管线如何铺设、无人车线路怎样规划？要让科学研究与现实需求实现“握手”，需要科研应用管理各方面人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庆教授说：“智慧城市建设面对的是复杂的城市系统，从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到运行管理，涉及众多学科、不同领域。”他认为，高校位于科研创新链条的最上游，不仅要与中游、下游的研究机构、企业等科研和应用主体紧密配合，更重要的是发挥学科背景多元、人才梯队完善、研究资源丰富的优势，让学科交叉、跨界融合成为可能，形成核心竞争力。
2018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要求各高校在实现创新引领中，开展系统、深入的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研究。不久前，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布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意见时，也强调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信息科学、医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
东南大学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芃认为，交叉融合的学科资源，使国内高校在发展前沿领域过程中，人才结构更多样，获得学术支持也更为灵活。他所在的研究院，就有来自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等10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时常在最前沿的研究领域碰撞出火花；两届研究生团队也来自多个本科院系，已在程序开发、数据分析、图像识别等工作中挑起大梁、形成创造力，在教学相长中推动学术进步。
眺望未来发展趋势，指引当下科研方向
2018年底，十大科学与技术问题新闻发布会在东南大学召开。按照惯例，关于科技发展和趋势等问题通常由一些权威的研究机构或学术组织来发布，由一所大学独立发布并不多见。
这十大科学与技术问题都是科技前沿热点，包括数字“克隆”人、6G移动通信先期研究、信息超材料、分子铁电材料、网络群体智能等。
东南大学副校长丁辉介绍，在全校范围内征集并提出这些科学技术问题，旨在使科学研究更加聚焦国际科学前沿，形成支撑国家和地方发展的引领性技术，做有前瞻性的科学研究。
“铁电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功能性材料，在航天、信息、能源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如声控开关、体温焊枪、B超探头等。”“分子铁电材料”的建议人、该校化学化工学院教授熊仁根介绍，无机—有机分子铁电材料可以安装在心脏中，利用心跳形成的能量持续工作，实现对健康监测；也可以利用塑性相变产生大的熵值，用于不需要气体压缩来制冷的固体制冷空调中。
1920年，法国人瓦拉塞克在罗谢尔盐中发现最早的铁电效应，揭开了研究铁电材料的序幕。100年后的今天再回望这段历史，熊仁根感慨万千：“高校搞科研创新，不仅要立足当前，更应该着眼长远。”
未来目标也为当下科研指引方向。发布会上，熊仁根制定了团队科研的远景目标：从基础科学研究，到材料技术开发，到应用探索，全链条一体化推动分子铁电材料的发展，保持我国在国际研究的领先地位。一年多过去，当时的目标在逐步实现：团队有了高水平学术论文、更多的学界话语权、世界领先的成果应用。“用未来指导当下，我们增添了动力，也增加了信心。”熊仁根说。
“在明晰定位、发挥优势的基础上，学校科研创新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在量子信息、网络空间安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丁辉介绍，2019年，东南大学牵头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4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项目304项，科研到款总经费超过28.3亿元，授权国内外专利1802项，位居全国前列。（姚雪青）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18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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