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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峡都市报》10月23日报道，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消息，该省2014年高职入学考试自10月23～28日接受报名。至此，福建省成为全国率先实施本专科分类考试的试点省份。

作为积极探索本专科分类考试以及高职对口招生考试的一项重要举措，福建省的此番新政将高职招生的报考对象范围扩大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以及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对外省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也不设置其他限考条件。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表示：国家将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高职招生的权力逐步下放。3年来，为了贯彻《纲要》精神，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停止对高考制度改革所做的探索。

然而，综观目前经由媒体披露的各地高考改革信息“碎片”，笔者却总觉得许多改革方案未能真正体现高考甄选人才的宗旨，不仅对基础教育的正确导向普遍显得不够，甚至还有误导之嫌。以福建省推出的“分类高考”为例，这一新政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卷考试。报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与报考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不再使用同一张试卷；二是分时考试。报考本科和报考高职的学生不在同一个时间段参加考试。

显然，从实践层面看，这一改革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其弊端和负面影响将会直接制约改革宗旨的实现，甚至还有把高考引向混乱的隐患。不难想象，一年组织两次高考，必然会使社会资源成本大幅提升，造成巨大浪费；而“未被录取者可按有关规定于2014年4月申请普通高考补报名，然后参加当年普通高考”的规定，则为报名后因不愿读高职而故意“考砸”、考上高职却不想就读的考生留下了随意“重考”的机会，这不仅使高职招生的效果和严肃性打了折扣，而且也变相增加了学生的应试负担，还重复占用了考试资源，最终与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背道而驰。

尤为严重的是，人为分类、故意分批，难免有歧视高职教育之嫌—会在有意无意中形成政策层面的歧视，让人觉得高职比本科低人一等，高职是不得而已才会选择的教育，高职是弱势群体的无奈选择。在福建省的高职招考方案中，有“参加高职招考，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当年普通高考和录取”和“成绩公布后，考生凭本人账号和密码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人成绩，成绩不对外公布，不接受查卷”的条款，虽然意在强调考试的严肃性，但却在无形中传递着“诱导”和“强迫”的信息，让人感觉这一政策是政府在帮高职院校网罗生源，助其摆脱“生源危机”，这极易引发考生和家长对高职招考甚至高职教育的本能反感。

目前，社会人事制度中的学历歧视导致人们普遍“追本轻职”，使得高职从一种类型的教育变成低一个层次的教育，由生源质量、育人质量到就业质量的恶性循环，贬损了高职声誉，加剧了高职招生困难。为了帮助高职院校度过生源危机，许多省市尝试了“中职对口单招”、“高职提前招生”、“注册入学”、“奖励入学”等多种形式的新型高职招生模式，但都无一例外地逐步走向萧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本科高校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培养有着本质区别，不仅培养方式不同，而且生源也应当有所侧重，以让合适的学生接受合适的教育，在合适的道路上充分成长顺利成才。所以，高职招考改革必须走出自降“门槛”、“救市”高职的误区，摒弃“分批分等”思维，而要通过科学的高考政策引导具有较好专业潜质的考生主动选择高职教育，而不是咬牙切齿地要求考生考了高职就不能“反悔”。

“选对人”，应当成为高职招考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制度设计层面，《纲要》规定的“分类考试”原则不能改变，但未必非要“分批”、“分卷”考试。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考题结构，来增强高考试卷的多重选才功能，使得所有考生能在同一时间、使用同一份试卷进行统一高考。在同一份试卷中，不妨设计不同类型的A、B两种考题，A类考题着眼于选拔适合就读学术研究型高校的学生，而B类考题则重点考察学生的职业潜质、职业理想。规定所有考生同时完成所有考题，但每个考生的高考成绩则按AB两类实行“分类”计算、汇总、公布，以为学生选择报考研究型高校或高职院校提供科学参考。这一制度不仅避免了多次高考带来的若干弊端，尊重了学生的求学意愿，体现了以人为本，而且还能有效引导社会正视职教、重视职教，堪称一举多得。

网友热议高考分类担忧职教困境难解

漫画：李宏宇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高考将推出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种模式。全国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这是对高考‘一考定终身’模式的革新。”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易网友为这项改革点赞，“高考做这样的改革，有利于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

“这项改革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和职校毕业生的受重视程度。”新浪微博网友“落雁无影”指出，我国高级技术型人才缺口较大，但是目前很多人都认为差生才读职校、技校。“目前最难就业的恐怕就是三本四本院校毕业生了。其实，与其在众多本科生中“吊车尾”（指最后一名或拖后腿——编者注），倒不如扎扎实实学一门技术。”

不过，对于高考分类，也有网友持保留态度。搜狐网友“jack789”担忧地说：“目前待遇好的用人单位普遍存在学历歧视，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环境往往较差，社会地位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参加技能型高考呢？”

腾讯网友“一叶知秋”指出，除了社会地位低，职校学生还面临发展受限的问题。“本科毕业生可以考研究生、读博士，有很多深造的机会。职校学生却大多只能成为车间流水线的普通技工。”

百度贴吧网友“大眼生姜仔”提醒，高考做技能型和学术型的分类，意味着高中生一毕业，甚至在毕业前，就要对未来人生道路做出选择。而目前很多高中生并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一旦因盲目选择“入错行”，只怕会追悔不及。

一搜狐手机网友认为，真正科学的高考改革，不是让学生只能选择A或B，而应该打通两个选择之间的通道，让学生在未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职教还在困境中挣扎，单凭高考分类无法从根本上提升人们对职业教育的信心。”一凤凰网网友指出，“技术高考”要想避免成为“剃头挑子一头热”，关键要出台配套的改革措施，社会也要有一套全新的人才评价机制，让职教学生的未来获得保障。

一新华网网友认为，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人才，高考“一分为二”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求。但要将此项改革从理念转化为现实，将高考从“独木桥”变为“立交桥”，无论是人的观念层面，还是改革的执行层面，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职业教育“断头路”变身“立交桥”

袁野制图

继高考文理不分科、外语一年多考、减少统考科目等改革方案发布后，备受社会关注的高考改革近日又传新消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12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这就意味着未来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为什么要实行“技能型”高考？“技能型”高考到底怎么考？未来高中课程将如何调整？

所谓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考，就是针对高职院校的高考，采取和普通高等院校不同的方式。2013年全国有140万人通过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方式，进入技术技能类型的教育。按照教育部的设想，未来可能有更多本科院校以高职教育的身份参加招生。

其实，在高考招生模式改革上，辽宁省已进行了一些探索。截至目前，辽宁已经有包括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辽宁水利职业学院等25所高职院校试水“技能型高考”，占高职院校总数的40%左右。业内人士推测，为了适应这类高考，未来高职有望开设本科，招收技术技能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高考改为两种模式势在必行

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以及学生未来工作去向都有所不同，所以在“全国高考一张卷”的大背景下，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招生无法体现区分度，一方面，报考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重视文化课选拔的普通高考中没有任何优势，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展示的职业能力又无法通过考试体现出来。现在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只是对高考分数要求不一样，因此容易给人们造成报考高职的学生水平不行的错觉。

实际上，按照两套系统分类招考，是目前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我国高考改为两种模式也是势在必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袁振国解释说，鲁昕所说的技术技能人才高考，即是面向高职院校招生的高考改革模式。教育部将加快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一些报考高职院校的学生可不参加普通高考，由学校依据其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也就是说，未来高职院校招生将实行“文化素质+技能测试”，不再与普通高考“陪绑”。

辽宁25所学校试水“技能型高考”

省交专是辽宁省首批试点的高职院校，其学生处处长穆学君介绍说，以技能型为主的首批高职院校已从2008年起开始试点单独招生，发展到今年全省已达25所。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是由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由学校自主出题，内容不仅包括文化课，还包括职业能力素质方面的测试。除命题外，考试、评卷、录取均由学校自行组织。辽宁这25所高职院校今年单独招生报名已于3月份启动，考试将于4月中下旬陆续进行。

穆学君认为，分类高考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确有积极意义，不仅有利于职业院校按自身培养标准招收学生，不再对学生提出过高的文化课要求，转而重点考察学生的技能，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提高中职对学生的吸引力。

高职毕业生就业率高于“211”院校

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低于“985”院校，高于“211”院校和其他本科院校，而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则多年保持在95%以上。

2010年以来，辽宁省连续多年高职签约率高于本科、硕士研究生。以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为例，去年2707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7.71%，其中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道桥工程检测技术等专业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高达100%。而去年刚刚独立招生的辽宁水利职业学院2013届毕业生1150人，初次就业率达到94.17%。

如此高的就业率是如何实现的？辽宁水利职业学院学生处处长张海军坦言，学校课程完全按照企业需要设计，这样企业就省去了培训环节，学生到企业就能直接上岗。让学生更加“接地气儿”，用和现实需求接轨的职业技术成就一名高级技工甚至是工程师，是学校促进毕业生就业的不二法宝。

“技能型高考”高中大学如何对接？

目前，高中都是按照普通高考模式来培养学生的，如果未来“技能型”高考和“学术型”高考分开，势必会带来高中教学模式的变革。那么未来高中和大学到底该如何对接呢？

市第七十六中学校长、市教育专家金兆强认为，未来高中学校可以试点“2+1”改革，部分文化课学习成绩不高、动手操作能力特别强的学生，可以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结束之后，利用最后一年时间，学习技术类课程，让这批学生早日接触到技能教育，为以后升入职业院校打下良好的基础。不过，这就需要对整个高中课程体系、设施基础、师资配备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相比之下普通高中、中职合作办学的模式可能更容易实现。

打造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立交桥”

由于高考改革总体方案及其配套实施意见尚未公布，根据改革方案“三年早知道”的原则，新的高考方案和招生录取方式最快也得在2017年实行。

张海军表示，目前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只是从招生计划总数中拿出一部分，大部分招生计划还是留给普通高考的。如果未来“技能型高考”单独成为高考的一种模式，那么就意味着目前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模式将会普及。同时，这种高考模式的改变还透露了一个方向，就是一些本科院校的部分专业，将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而一些高职院校的部分专业或许有晋升本科的可能，那么高职院校也将可能设置“技能研究生”学位。中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是个“断头路”——毕业生出口窄，升学通道有限，培养出的技术技能人才很难继续攻读更高学位。改革后，职业教育将成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让学生可以从中等职业一直学到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到专业硕士，甚至专业博士，报考公务员时也将不再受到学历限制，家长和考生的观念才会彻底改变，“技能型高考”改革模式才能顺利推进。

“复印报刊资料”发布教育学期刊排行，职教类期刊榜上有名

2014年3月25日，2013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及分析报告《2013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机构进步因子分析报告》正式发布。该排名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自2001年3月首次发布以来，“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排名相继在《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各大媒体及中国人民大学网、新浪网、光明网、中国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等数十家网络媒体持续发布14年。

书报资料中心的各学科高水平编辑和专家顾问评估团队，对几千种人文社科报刊上的学术论文进行同行评议并挑选出其中约13000余篇的优秀论文由“复印报刊资料”二次转载。评价研究中心从论文转载量、转载率和综合指数三个量度，形成高等院校、社科院（联）、党政干部院校三大系统和21个人文社科学科的学术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共计160余张排名表。其中包括了教育学学科学术期刊排名。

教育学涉及全文被“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期刊数量为217种，转载全文总量为1194篇，约占“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全文转载总量（12569篇）的9.5%，其中，转载量排在前30名的期刊共被转载683篇，约占“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全文转载总量的5.4%。教育学学科期刊转载量排行榜中，《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位居前三；《职教论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种职教类刊物榜上有名。

《职教论坛》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名列教育学学科期刊排名前十，分别以31篇和24篇的转载量排在第四名和第十名。《职业技术教育》居于第二十四名，转载量是14篇。这三本刊物在2013年度的转载量均比2012年度有所进步，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度被全文转载17篇，排在第十五名，2013年度则进入了前十。另外，在高等院校主办学报排名榜中，《职教通讯》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2013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及分析报告详见：http://www.zlzx.org/rssi2013）

职教吸引力尚未真正形成

　　日前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带来事关中国教育未来的大新闻—中国的高考要改革，分为普通高考和职业高考，同时中国的普通大学（除去中国官方定义的“211”、“985”重点高等学府外）将会有700多所转为职业教育为主。

　　尽管高考模式的改革将职业教育作为重要切入点，但经济导报记者采访发现，受传统观念、职教生“后劲不足”、招生政策等原因影响，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仍未真正形成。

　　“如果人才评价体系的现状不改变，仅靠区分考试方式，是很难如愿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26日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高考。技能劳动者缺口大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高校毕业生数量过剩、就业压力过大的问题。今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727万人，相比去年699万毕业生增长2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被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与此同时，身处制造业转型关口的大量中国制造业企业，却遭遇无法招到高素质工人的困境。

　　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不少已就业的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长，就业压力大；另一方面许多企业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生产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有关机构对全国100个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变化状况的持续监测表明，技能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缺口明显加大。

　　统计数据表明，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低于“985”院校，高于“211”院校和其他本科院校，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

　　“在转型升级、重新构建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员工技能正在成为最关键的因素。”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表示，这也是大量真实掌握技能的职技生往往被一些制造业企业提前预订一空的根本原因。随着就业时间的增加，技能的熟练度和延伸会让这些起薪并不高的岗位，收入逐年稳定增长。山东已实行分考

　　据鲁昕介绍，中国现有近2500所高等院校，改革完成后，将有1600至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同时，在培养模式上，这些高校将淡化学科，强化专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其实，在山东，被称为“技能型高考”的高职单招已经成为现实。自2012年开始，山东的高考分为主要面向中职学生的春季高考和主要面向普通高中生的夏季高考两类，两类考试分别举行，允许学生兼报。

　　从今年起，山东省对春季高考考试内容和形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确立了“知识+技能”的考试模式。日前，山东春季高考技能考试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到本月28日，春季高考技能考试38个类目的考试将全部结束。

　　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徐曙光表示，我国过去高考一直统一采取笔试方式，即便是技能型的科目也以笔试方式进行。

　　导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职教毕业生整体技术水平仍然偏低，要想成为技术过硬的高级蓝领，再教育至关重要。但由于高校招生向普高生倾斜，中职高职学生升学比例受限，多数职教学生难以进一步继续提升学历和技术水平，职业教育往往成了“断头教育”。

　　山东积极探索建立普、职融通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去年，经教育部批准，山东省从东中西各选择了一个试点城市：青岛、潍坊、德州，分别开展中职、高职及本科贯通培养，打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和“隔离门”。打通招考体系，山东又将目光投向一体化培养的课程体系。徐曙光说，山东在紧锣密鼓地加快本科院校分类建设，“准备从今年起，利用3年的时间遴选200个专业，每个专业划拨100万元，重点建设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能力，实现职业教育纵向体系的完全衔接。”

观察：政府主导办学的职校能否让市场来淘汰？

工作四十载职教人的声音

政府主导的职校能否让市场淘汰

　　今年，文晓璋即将从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60岁的文晓璋在这个建校有81年的学校待了近40年，从懵懂的学生到辛勤的园丁再成为学校的一把手，文晓璋就一直在这所学校，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尽管学校从中专到高职历经了几次更名，然而这里的一草一木、教室、操场甚至头顶的蓝天对于他来说都那么熟悉。

　　“我至少认真地看了3遍，很受鼓舞，也有很多想说的话。”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当声音传到千里之外的绵阳时，文晓璋向来访的记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总理的讲话表达了高层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职业教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要转变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要真正把这些措施实行起来，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晓璋开门见山道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艰难。

　　职业院校必须把就业当作生命线看待

　　文晓璋非常感慨过去，他们那代人上职业学校是“学习最好的”，很多人都是当地考试的前几名甚至就是状元。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之前由于学校是部委的中专学校，到全国各地招生，“有很大的自豪感”。因为，部委学校首先招生，之后才是当地的省属中专招生，省属中专招生之后才是当地普通高中。“那时，最好的学生才上职业学校。”

　　去年，四川绵阳职业技术学院80周年校庆，发现很多优秀毕业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非常出色，涌现了很多全国著名的优秀人物，文晓璋对于他们的名字如数家珍。“这一方面是当时培养的结果，当然，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本身就十分优秀。”文晓璋说，“可以毫不客气地讲，那时的职业教育就是精英教育。”

　　随着大学扩招，普通大学的大门敞开，使得更多学生有了读大学的机会，然而上职业院校的意愿下降，职业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由此下降。这一切的变化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文晓璋谈起过往从天上到地下的经历，很是感慨。

　　所以，文晓璋很不认同当前各地逐步试行的高职注册入学。“没有门槛的入学，社会就不会珍惜，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恶性竞争。”文晓璋说，“上学和别的事情不一样，读书还是要有一个质量关，有一个考试关，老百姓心中才觉得这样的教育才有保障，越是白来的东西老百姓越从骨子里看不上。”

　　现在，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有的措施，政府和教育部门都投入了巨大人力财力，包括国家对中职教育的补助、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项目、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项目。“有些是花了钱现在还没有看出明显的效果。在民间，整个社会，学生、家长对这一块的认同还不高。”文晓璋认为，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读职业院校的学生，确实和以前进来的优质生源不一样，不说是考试的失败者，但毕竟是考试的“失利者”。当然不排除录取时也有少部分达到了高分数，喜欢学校或某个专业主动进来的，这毕竟是极少数的个例，不能拿出来作依据。这一批学生进了学校后，在学习动力上，在对今后职业生涯的设计上，就会有一些缺陷和弱势。

　　按照中国当下的教育格局和设计框架，曾经作为精英教育的职业教育再也回不去了。

　　因此，目前做职业教育的人私下会有这样一个感慨：“把三流的学生培养成一流的技工人才，挑战巨大，必须要加倍付出！”在文晓璋眼中，如果要在现有的学生基础上发展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必须把就业当作生命线看待。“以招生为龙头，以就业为导向，背后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然后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文晓璋在现实和市场的冲击下，总结出了办职业教育的“出路”。

　　文晓璋的话代表了无数奋斗在职教一线办学者的心声。

　　办学自主权必须要真正下放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到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对此，文晓璋表示认同。然而，他也对记者直言。“学校对资金没有支配权。”文晓璋告诉记者，现在市政府每年对学校没有固定的财政拨款，“每年我都要和院长到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财政局的各个部门，千方百计地去游说、叫苦、哭穷，勉强才能拨款下来。”

　　而且，相当大额度不是通过生均拨款机制下来，这些钱学校几乎不能统筹安排。大部分钱是以专项形式拨下来。现有的财政管理制度就是专款专用，学校不能自主支配用于学校办学各个方面的开支，比如2万～5万元的采购支出要拿到市里统一采购。在他看来，这种统一采购有很大弊病，比如价格高、流程长，有时采购来的设备还和学校的实际需要相脱节。

　　文晓璋最痛苦的还有一件事：“学校没有人事权。”文晓璋说，李克强总理谈到，允许有丰富企业经验的，符合教师资格的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其实，学校愿意引进来，但是现有的人事制度不允许。现有人事制度规定，学校进人一是要有学历要求，需要硕士研究生以上，还必须是当年毕业。“意味着，现在学校招老师，只能是那些从‘学校’到‘学校’的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这肯定不符合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然而，真正在企业工作了多年想到学校的能工巧匠，由于人事制度中的各种限制又调不进来。”

　　“学校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政府应该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文晓璋说，“政府既是监督者，又是裁判者，又是直接的运动员。学校怎么能办好呢？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政府就是一个监督者、仲裁者的角色。”

　　学校好坏应该让市场来检验

　　眼下，职业学校良莠不齐，好的很好，甚至有的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本科的人才培养水平。但是，无奈的是差的学校确实差，师资差、生源差，投入低，而且这部分学校还比较多，拖了整个职业教育的后腿。当前，国家拿出很多钱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各方面的补助，并且补助的力度很大，但是在文晓璋看来，“收到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政府主导办学的职业院校能否让市场来淘汰？对此，文晓璋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特色、没有竞争力的学校，应该允许淘汰，招不到学生就可以允许关门。”文晓璋建议，政府可以制定一个人才培养质量等多方面的考核规定，比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业率低于多少，招生计划完不成或者低于多少等考核指标。这个学校就需要进行整顿或者有一系列的仲裁或者治理措施整改，逼得学校不得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让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当然，可以允许办得比较好的高职院校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在文晓璋看来，现在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天花板，高职院校只能够在专科层次办学，而不能升本。而科学的做法是应该通过评估、考核，允许一部分办学一流的高职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

　　“然而，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骨干院校不能升到本科，而一些鱼龙混杂的民办高职却升了本科，并靠此大肆招生，这是没有标准可言！”文晓璋说道此处，声音有些激动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文晓璋的声音很有代表性。某地高职院校办学很好生源也不错，但坚决不参加国家骨干院校的评比。几年后，该校经过运作整合成功升本，目前教师的日子和招生与很多高职院校相比高出一截，业内人评价此举“老谋深算”。

　　“国家没有必要一刀切，整个高等教育千差万别，教育部鼓励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但从我们基层来看，第一我们还是希望高等职业院校，原则上应该先姓高，其次才姓职。现在是强调了姓职的功能，而把姓高的功能给弱化了。并且，很多普通本科院校内设了高职教育专业。”文晓璋说，“高职院校明显感到很受挤压。职业院校未来的出路何在？政府要深思，各方都要深思。”

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教育论坛举行

　　本网讯（记者潘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虽然普遍开展了创业教育，但近年除沿海个别学院创业率达到10%之外，全国高职平均创业率只有2.8%。这是在日前召开的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教育论坛上，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创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苏志刚透露的。

　　高职创业率为什么低？仅以获得收入为目的、模仿“草根创业”以及因循传统产业创业、忽视创新前提，是重要原因。

　　论坛认为，高职的创业教育首先要建立的是立足专业、立足科技、立足事业、造福社会的创业思维，需要独特的创意和经营模式，需要技能加意识、专业加通识、毅力加团队的创业教育。其次，要引导学生关注政府、社会、行业的新变化，围绕生产生活中的空白发现商业机会，建立商业模式，提出战略规划。

58.6%受访者赞成职校与普通高校学分互认

CFP供图

2014年就业季就要到来，逾700万毕业生将面临“更难就业季”的考验。有人提出，为了满足就业市场需要，应鼓励职业教育学校和普通高校实行学分互认制度，以加强教育资源共享，培养多功能型人才。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前不久也表示，如果职业教育阶段和其他高等教育阶段学分可以互认，会给很多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

所谓学分互认，是指在学分制管理下，学生的学分可以在各合作学校间实现相互换算与认可。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规划在联合办学的学校中，选择相应的课程学习累积学分，只要成绩合格即可得到合作院校的共同认可。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爱调研，对4968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8.6%的受访者赞成在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间实现学分互认，仅20.6%的人反对。受访者中，本科学历者占55.9%，专科学历者占24.8%。

不少职校学生感觉学校提供的教育无法满足需求

近日，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完成的《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在近3年来稳中有升，反映出社会对操作性、技术性人才的需求有所增长。

然而本次调查中，仍有41.8%的受访者认为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具有就业优势，31.4%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毕业生更有优势，15.8%的人认为两者优势相当，11.0%的人感觉不好说。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所长陈宇指出，高技能人才是工作在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直接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专业知识、工作技能、敬业精神都非常强的劳动者。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都迫切需要这样的高技能人才，但这一类人才在我国较为紧缺。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不少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来说，目前技校提供的教育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汪健（化名）是武汉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他曾一边做兼职赚学费，一边在学校上课，还同时准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升本考试。汪健告诉记者，职业教育确实能够落实工作，但这样的教育无法帮助他完成未来的人生规划。“对于职校学生来说，想要在这个缺乏学习氛围的环境里获得更多深造机会，阻力实在是太大了。高等学府教育资源丰富，学习风气良好，如果能够以跨校开设辅修专业的形式实现联合教学，会为职校学生的个人进步提供更多可能性。”

本次调查显示，58.6%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间的学分互认机制，20.6%的人反对，20.8%的人感觉不好说。

66.2%的人支持协议学校合作开设辅修专业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间的学分互认会带来哪些影响？调查中，48.0%的人认为可以为学生发展带来更多机遇，43.6%的人表示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41.9%的人感觉可以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39.1%的人认为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综合型的劳动者，28.6%的人表示可以促进社会成员终生学习氛围的养成。

在学分互认的具体做法上，66.2%的人支持协议学校合作开设辅修专业共同培养学生，55.3%的人提议开展校际学生交流，49.6%的人赞成跨校选课。

不过，调查中也有20.3%的人认为，这一尝试会带来管理上的混乱与操作上的困难，17.6%的人认为这可能影响职业教育实现就业为导向的目标，13.4%的人担忧这会降低高等教育的学历含金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国外，继续求学和直接参加工作这两条不同的教育路线，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分得十分清楚，每个学生在做出选择时，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未来将走上哪一条道路。但在我国，因为教育体制仍旧处在转轨过程中，专业课程设计、人才要求的设定都不够明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实行学分互认在具体操作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

在我国，学分互认机制已经被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不少高校打破壁垒开始了联合教学的尝试。然而，本次调查显示，42.6%的受访者对此并不满意。

记者了解到，湖北省自2001年起在7所本科学校间开展了联合办学。学生可以在7校间跨校选修课程，实行学分互认。就读于武汉某三本院校的周宇（化名）告诉记者，他很想去武汉大学选修法学专业，结果发现联合办学的学校仅限于一本重点院校。“普通院校的学生无法受益，这无疑会限制我们在学业上进一步提升与发展。”

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学分互认存在的问题有：“存在学校层次限制”（51.6%）、“互认地域有限”（42.1%）、“未形成完善的学分互认机制”（41.6%）、“互认学分的课程类型单调”（35.8%）、“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29.3%）、“只能跨校选修不能转校”（20.1%）等。

70.3%的人感觉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依旧存在

本次调查中，70.3%的受访者感到当下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歧视依旧存在。

汪健发现，同样的个人能力，同样的薪资标准，用人单位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普通高校毕业生。他认为，现在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确实非常多。“安排工作实际上抑制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能否被分配到满意的岗位上还要看机遇。不少同学从职校毕业后只能进入流水线车间，不仅工作枯燥，地域还十分偏远。不仅如此，职校的部分教学内容会过时，实用性也不强。电工证、焊工证、二手车评估证、绘图证等初级证书，实际花钱就可以买到。”

“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能更好地激励广大劳动者主动提高职业技能，也会促使社会无技能、低技能的劳动者，以成为高技能人才作为发展目标和成长通道。”陈宇认为，社会要保持稳定，就要形成“纺锤型”而不是“哑铃型”的社会结构，让劳动者，特别是劳动者中的高技能人才，成为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这对于形成稳定的社会格局有着重大意义。

张静援引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案例进行说明：“德国的普通高等教育招收学生并不多，社会更多地培养实用型人才，企业招收技工也多从职业教育中吸收生源。德国的教育理念可以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启示，即教育的目的不仅培养精英，而是培养具备社会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真正实现教育的平等。我们需要大力发展高水平的职业教育，让毕业生快速具备进入职场、适应社会的生存技能。”

职业教育毕业生应当怎样获得更好的就业发展？调查中，63.5%的受访者呼吁各用人单位破除学历歧视，60.3%的人建议职业教育学生积极提升专业技能，51.9%的人期盼政府出台政策积极引导，40.5%的人希望职业教育学生进一步提升综合素质。

余祖光:呼吁职业教育亟待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

　　与职业教育打交道一辈子，一组调研数据让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研究员印象深刻。

　　在这组针对石油化工行业186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证调查中，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素质的评价结果是：专业知识满意度为80%，胜任能力达到60%，而对企业相关法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以及企业文化的认知满意度仅为20%～40%。

　　近日，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工业文化对接的研究与实验》成果发布会上，课题负责人余祖光援引这组数据，呼吁职业教育亟待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

　　食品不安全、农产品污染、设备人身事故……近年来，严重的产品质量、交通安全、商业诚信事件频频爆发，成为时代之殇，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余祖光看来，这些本不该发生的问题背后都不同程度折射出技能人才产业文化教育缺失的痼疾。

　　余祖光披露的一项统计可以为此写下注脚：中职学生毕业后在企业中发生的各种生产和安全事故80%是由于工作责任心不足、安全意识淡薄等引起，工作技能水平不够只占很少的比例。

　　所谓产业文化，余祖光解释，主要包括先进企业文化、先进行业文化、劳动者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及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制度和舆论环境。

　　“不知道行业历史和传承，就没有行业荣誉感，就不知道尊重行业，就不会爱这个行业。”余祖光对于这一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一针见血。

　　自力更生的航空航天文化、艰苦奋斗的大庆石油文化、敬业爱岗讲奉献劳模文化、享誉世界的中国海尔文化、领跑国企青岛港企业文化……发布会上，余祖光一一历数我国产业文化的传统骄傲。

　　以我国医学文化为例，前卫生部长陈竺也曾作过概括：一是传统医学“大医精诚”理念；二是西方医学的人文精神；三是长期以来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论从社会转型还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角度，实现劳动者的现代化，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很有必要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说。

　　在长达3年多的课题研究中，余祖光课题组成员的足迹遍及270所院校和300家行业企业。

　　结合大样本的调查，课题组发现，在青年技能人才产业文化素养缺失背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产业文化先天文化基因薄弱；另一方面，后天发展不够，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都有所欠缺。

　　调查显示，我国职业院校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及低收入家庭，成长环境中，外出感受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机会较少。因此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对行业企业文化、企业英雄、名企发展史等知之甚少，虽有勤劳朴实孝道等优良品德的传承，但对现代企业中尊重劳动、遵纪守法、诚信守时、团队合作等意识淡薄。

　　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仍以学生的技能培养为重，在专业目标定位、课程教材、质量评价等方面也都以满足岗位要求的专业能力培养为中心，忽视学生现代产业文化素养的培养。学校的教学设备日益完善，但文化软实力不足，企业关注的员工工作认知、责任承担、团队协作、努力上进、革新创造等素质的培养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了他们职业生涯发展的前景。

　　“生涯社会化和专业社会化已经成为青年学生职业发展的两道坎。”余祖光课题团队对此逐步形成了深刻的解读：我国正面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转型期，青年学生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进入城市和现代产业，要跨越多重文化门槛，一旦无法跨越，就会造成精神失落、行为失范。

　　如何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认为，破题的核心是把产业文化的精髓与学校的专业课程与实践环节进行深度融合，并最终落到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价值观培养上。

　　作为课题组的重点成果，余祖光在发布会上系统地开出六大“药方”，提出让产业文化育人进入战略决策层面、进入校企合作制度、进入职业教育标准、进入课程教学过程、进入学校文化建设、进入职业教育科研的建议。

谭之平代表：职业教育首要任务是塑造健全人格

　　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又留在这里工作，今年，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谭之平履职的第二年。在谭之平提出的建议里大都与“职业教育”有关。与记者谈到职业教育时，谭之平疲惫的眼神亮了起来。

　　“去年我就提出要加大对职业院校资金的投入。对于回复，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湖北刚刚出台了职业院校的生均拨款政策，“但我希望能尽快落实到位”。

　　对于职业教育，这个80后人大代表感情深厚。“当我想要实现医学梦的时候，是职业教育为我敞开了这扇门。我关心职业院校的孩子们，因为这条路我也同样走过。”

　　平民出身的谭之平曾经辍学在武汉开了个小超市，一边做生意，一边自学高中课程。2005年，22岁的谭之平经人介绍进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助产专业学习。2006年年底，她顺利通过了中专升大专的考试，成为湖北职院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毕业后留校工作，谭之平发现，职业院校的学生中，单亲家庭和留守学生居多，大部分学生从小与老人一起生活，缺少父母的约束，在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的养成方面比较薄弱。虽然在学费、生活费上他们不用发愁，但是这些孩子缺少父母的爱，与同龄人相比，总是显得不大自信。

　　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老师，又负责创业工作，谭之平非常在乎的是，她的学生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好工作。同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更关心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在谭老师眼中，这些孩子真诚、朴素，有着坚强的性格，缺少的是自我肯定的信心，同时这些学生学习自觉性不高，自我控制力差，纪律方面也不让老师省心。

　　“职业教育首要关注的是人格的塑造，再来谈有过硬的技术和专业能力。”谭之平说，她常与学生谈心，在这些胸怀梦想、渴望读书的孩子身上，往往能看到当年的自己。

　　一直品学兼优的谭之平，由于家中的变故迫不得已辍学务农。喂过猪，种过地，打过猪草，开过店，无论如何，她心里的大学梦却一直都没有动摇过。“一直朝着理想走下去，办法总比困难多。”苦孩子出身的她常以此勉励自己。

　　“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这样的传统教育效果并不好。”深知素质教育再也不能停留在讲台之上的谭之平，让她的课堂从学校走了出来。

　　“通过做志愿者，让孩子们在奉献中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义工社的创始人，谭之平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方式，实现对学生人格培养的无缝对接。

　　在每年的新生见面会上，1万多名学生像1万颗种子，被谭之平洋洋洒洒地播种在湖北孝感大地上。每逢新学期开学，在社团招新大战中，义工社总是满载而归。湖北职院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报名加入这个志愿服务社团。

　　谭之平的课堂，在贫困地区的山路上，在孤寡老人家中，在留守儿童的学校里。破破烂烂的山村学校，颤颤巍巍拄着拐杖挪步的残疾人，温饱无法保证的空巢老人，无人照料的留守儿童，都是谭之平的课本。当她和学生们一次次出现在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面前时，她发现，很多学生脸上少了自怨自艾的表情，多了发自内心的关切。

　　有学生告诉她，陪伴空巢老人，让他们学会更加孝敬自己的父母。那些总不打电话回家的学生，悄悄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有学生与她分享看到残疾人创业的感受：“身体有残疾的人都这么坚强，更何况像我这样的健全人，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努力学习，绝对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

　　也有学生在参加志愿服务过程中偷偷抹了眼泪：“以前觉得我好遭殃，家庭条件很差，埋怨父母没有能力。现在看到这么多留守儿童，我应该感恩，也应该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很多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之后都会觉得，我存在是有价值的，我可以帮助到别人，也可以证明自己。”谭之平发现，她的学生越来越自信了。

　　“我知道很多孩子到职业院校来，都是为了能够找到好工作。但同时，我们需要通过好的教育去实现孩子性格的再造，帮助他们成为自信、乐观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是均衡的。”学生的变化让谭之平欣慰，也让她更加看到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在两会上，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谭之平为职业院校的学生们代言。“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职业院校的学生有很好的成长渠道和上升通道，一方面能够完善自己的人格，另一方面找到一份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能满足自己爱好的工作。”

职教体制改革危中寻“机”，度过改革深水区

编者按：2010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425项改革试点中，职业教育承担了其中的56项。试点工作开展已有三年，进展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哪些支持，是否需要调整改革方向，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关系到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日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实证研究课题组”对国家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回答上述问题，为深入透彻了解、跟踪、监管各个试点改革提供依据。

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三年来，各试点地区领导重视、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到位，由上到下建立起良好的试点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部司会议推动、地方文件牵动、行业组织联动、企业部分互动、学校积极行动的有序实施状况。

国家大环境、大背景有利于试点的开展，加之试点项目与地方需求匹配，因此试点整体上取得较大进展，职教发展制度初步建立，政策法规初步完善，职教体系雏形显现，基础能力建设得到提高；在局部和单项上也有许多创新，生均经费拨款首次得到落实，兼职教师难题在一些地方破解，有些试点项目还尝试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问题一：试点进展不平衡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有的试点紧扣职教体制改革目标，启动快、进展多，但也有些试点才刚有动作。各试点项目在态度、力度、深度、效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呈现出东部强于中西部、高职好于中职的局面，而且试点项目的重心大多倾向于基础性建设，而非改革性探索。

各试点项目进展之所以不平衡，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成因。客观上，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基础、条件不一样，出现不平衡现象在所难免。而从主观来说，我国很多地区都有轻视技能和鄙薄职业教育的文化传统，加上劳动就业制度缺失，约束着试点大步前行及均衡发展。

问题二：需求导向待提升

一些试点地区的改革和资源整合还仅限于职教内部，在试点规划中缺少对区域产业特点、就学人口以及行业分布的分析。这种仅在职教内部做规划调整，忽视外部经济发展条件及外部资源整合的改革，很难取得实效，且易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

需求导向的不足，与区域发展规划对职业教育的忽视息息相关。地方经济发展到转型期，对软实力更具依赖性，软实力中的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转型与发展。而职业教育正是人力资源的巨大输出方，这种作用并未被地方政府充分认识，经济发展需求所激发的职教发展动力也被政府所忽视，这使得职教人士无力整合职教外部资源，更不用提将职业教育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了。

问题三：实质创新突破难

职教试点项目实施的形式较为丰富，但形式丰富的背后，却是难以取得实质创新突破的现实。仅就校企合作来说，在各试点项目中探索的形式很多，但真正在制约校企合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和政策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的则较少。仅有极个别地区或行业尝试了政策建设，其余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形式上，而对于校企合作税收优惠政策，几乎没有一个试点项目尝试。这使得校企合作虽遍地开花，但合作内容肤浅、进展缓慢、效果不理想。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是一种中央与地方相互期待的心理——中央希望通过试点，以基层首创的方式，打破制约职教发展的制度障碍，而地方并没有领会到中央的期待，没有意识到试点的真正价值，仅以先前的发展成果来应对试点改革的各项检查。

问题四：内外支持体系缺失

职业教育牵涉面广、社会参与主体多、实践性强、协调难度大，因此需要强大而全面的外部支持，如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制度、金融制度、劳资关系制度、经济发展战略等。在劳动力市场上，只有执行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才能真正发挥自身价值；只有职业资格制度完善、标准化程度高，职业教育才能有的放矢；只有经济发展战略真正面向技术强国，职教改革才能有空间；只有劳资关系制度合理、技术技能人才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提高，职业教育才能真正有吸引力。然而上述这些职教改革与发展所必须的外部支持，在我国几乎都是缺失的。

职业教育内部也协调困难，改革阻碍重重。例如，由于职教体系不完善，尽管中高职衔接“百花齐放”，但因过去对中职升学“5%”的限制，使得中高衔接在体制上的探索较为困难，中职学生升入高职相对容易，升入应用本科却很困难，面临着体制和制度的限制。再比如，职业教育对教师和职业院校的评价基本沿用了普通教育的评价方式，对教师重在评价其科研数量和论文成果，对学校的评价也依然是有多少博士和硕士，而非高技术技能人才。

问题五：课题化倾向明显

我们研究发现，各试点地区出台的文件多于政策，部门文件多、政府政策少，教育部门自己的文件多、跨部门的政策少，而且文件中的措施和办法缺乏可操作性，以“力争”、“尽快”、“基本”等词汇指导实际改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深层次的，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工具一直比较单一。从调研情况看，在各试点地区出台的支持政策中，使用的政策工具也主要是命令、报酬和职能拓展。

另外，我们发现不少学校和单位没有树立以试点推动工作的意识，将改革试点等同于课题研究。一般来说，课题研究，即使是实证性课题，也多偏重于理论研究，而体制改革则是实践层面的问题。这种课题化倾向，使得试点工作的实践性、可实施性大大降低。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认为与长久以来对职业教育的评价机制不科学有关。

问题六：科研支撑力度不足

调研发现，各试点项目对职教科研的需求旺盛。但我国的国家级职教科研机构非常少，而地方职教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又比较弱，缺少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入的研究能力。教研缺少科研的深度支撑，往往会依赖惯性思维和常规操作，沿袭传统学科体系下的教研模式，停留在经验表层。

这种科研支撑的乏力，已为不少试点地区所意识。安徽省试点项目的负责人曾反映，安徽省职教研究机构不健全，各市、县教研机构力量薄弱，从事职教科研和教研的专职人员太少，导致科研未能在试点项目中发挥引领作用。（作者：邢晖李玉珠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深水区里危中寻“机”

■邢晖李玉珠

水深更要巧渡河。对于职教体制改革试点出现的困境，国家和各试点地区有必要加强分析，于危中寻“机”，渡过改革深水区。

对策一：加强顶层理性设计

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包括法律的制定、制度的保障、体系的建构、实施及评价机制理性化等，需多方协调统筹，不能顾此失彼。以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为例，必须要与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实施与评价机制等的构建同步，只有各方面问题都逐步解决，职教体系才能顺畅发展。

职业教育的理性规划、科学设计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立足于社会民主、法治化的需求，立足于人的终身发展、自由发展的需求。要强调一把手责任，因为职教改革事关社会全局，没有统筹和主导全局的能力就无法取得突破，就会沿袭以往非系统化、片段化、零散化的特点。

对策二：调整政府机构职能

尽管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履行不到位，但有些职责却又不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应建立政府、学校、企业、社会机构分工合作、责任共担的职能体系，以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管、办、评分离，更合理地分权、放权、归权。

一要明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通过统筹规划、立法、制定标准、整合资源、经费投入、督导等手段加强职教管理，要特别注意教育、人社、发改、财政、编办等不同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协同。政府还要调动社会力量，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企业、社会和公民投资举办职业教育。二要发挥职校办学主体责任，增强办学自主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同时引导企业承担作为办学主体之一的责任。三要分权评价职能，发挥社会专业评价机构，尤其是行业组织的评价职能。四要适当归权，针对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分离、职业教育供给资源分散、教育部门管理和人社部门管理分立等情况，有些地区发出归口管理或另设专门机构统一管理的呼吁，但是否要自上而下或做出全国性的管理体制调整，必要性和可行性值得研究。

对策三：完善立法支撑体系

目前我国职教法律建设比较薄弱，国家级别的职教法律只有颁布于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一部。该法强制性不足、缺乏实施细则，很多规定无法落实。我国缺乏单项法，比如校企合作是职教发展的重要人才培养方式，但一直没有单项法支持。

进行职教体制改革，应完善法律支撑体系。第一，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与修订相关职教法律法规，制定各种实施细则，为改革发展指明方向。第二，以立法形式把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和重大政策固定下来。第三，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需要，建立《职业教育法》的下位法及各单项法，完善法律保障体系。

对策四：推进职教制度建设

全面推进职教改革，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特别是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选择部分地区和领域先行先试、积累案例，为改革提供鲜活经验和实践标杆，是推进改革的有效机制。今后一个时期，各试点地区应站在完善职业教育国家制度的高度，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总结和推进。

试点工作应突出以下制度建设：落实招考制度改革、推进产教融合制度建设、完善集团化办学制度、不断强化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人才需求预警与服务制度、创新职业院校的考核评价机制等。

对策五：重视制度衔接和匹配建设

职教体制改革涉及多个部门，应重视制度匹配建设。

一要加快改革劳动制度和用工制度，包括工资协商制度。监管企业行为，严格企业用工标准，保障技术工人的权益。二要构建可信承诺的实习（培训）合同制度。既可以保证企业很好地开展培训工作并阻止其剥削学生，也可以约束学生，尤其是订单培养的学生或学徒工为企业服务足够长时间以补偿企业的投资成本，还可以保证职业院校不在企业和学生之间谋取不当利益。三要建立技能资格认证体系。国家、企业、行业协会分工合作，设定并执行技能资格的评估和认证程序，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质量。

对策六：以科研指导实践

一要加强对试点项目及重点热点问题的科学研究，指导试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教育部领导曾建议当前研究的重点是：现代职业教育内涵外延及国家制度、体系和发展路径研究；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产业新体系研究；职教发展中政府与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产教融合中的学校发展战略研究；多元主体办学与产权制度改革研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分配政策研究；中高职衔接是现代职教体系基础的研究；集团化办学制度多元主体作用及政策研究；职业院校国家技术技能积累地位、作用研究；建设形成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文化价值观研究。

二要加强各地区的科研力量。密切与教育行政部门、基层学校的联系，整合普通高校、学术团体、行业企业力量，形成以教育部门职教教研机构为主体、以行业企业和高等院校等职教研究机构为补充、既统一合作又分工协作的运行格局。建立职教教研机构与行业企业和高等院校定期沟通、相互交流的对话机制，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职教教研新路。（作者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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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经验集

（一）深化制度改革

典型案例：校企合作的行业制度突破——《北京市交通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暂行办法》

2011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交通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暂行办法》，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校企合作的范围、主要方式、各方的权责以及运行的保障机制。这是国内第一个由行业制定并组织实行的校企合作办法，对各地及国家层面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的建立起到了引领作用。

（二）力推产教融合

典型案例：陕西省推动集团化办学

2010年年底，陕西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施意见》，新组建成立现代护理、铁路建筑等两个行业性职教集团和安康、咸阳两个区域性职教集团，使全省职教集团总数达到21个，行业性职教集团基本覆盖省内主要行业、产业。

在已组建的职教集团中，陕西国防工业职教集团设立校企工作站的做法具有创新性。校企合作工作站为校企双方在企业内的办学常设机构，双方按投入进行利益分配，职业院校除了投入日常运行经费外，还安排毕业班学生到工作站现场教学、生产实习和顶岗实习，并把学生学费作为对工作站的投入。企业除获得合作办学收益、社会培训收益、技术服务收益外，还获得合作办学的社会效益、人力资源效益和政府政策优惠。目前，该集团已设立校企合作工作站5个。

（三）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典型案例一：江苏省贯通人才培养体系

江苏省在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综合改革国家试点城市中，开展中高职“3+2”或“3+3”、中职与应用型本科“3+4”、高职与应用型本科“3+2”或“5+2”分段培养和联合培养模式改革，在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技能型人才成长立交桥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典型案例二：广东省以专业课程标准和等级证书制度为核心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广东省结合全省现代产业体系和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确定了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总体架构，专业课程标准和等级证书制度的建设成为其中突出的亮点。

在中高职衔接专业课程改革中，广东省不断推进专业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目前，中职学校已完成三批46个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含专业实训中心建设方案）的编制并开展了试点。同时依托中英合作项目开展了16个专业中高职专业课程标准的开发设计，并制定了《广东省职业教育课程与教材建设改革试点方案》，启动了全省职业教育课程与教材建设改革试点研究。广东省还改革技能型人才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在职业院校中探索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

（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典型案例：上海市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上海实施了“高职院校师资教学能力提升计划”，结合重点专业建设，建立了高职骨干师资档案，选派优秀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赴国外进修，打造具备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职骨干教师。制定并颁布了《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教师高级职务学术水平、技术能力评议的若干意见》，职称评审指标单列，重点考查教师的技术应用研发能力、实践指导能力和理实一体的教学能力，强调教师的企业工作实践经历和对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的掌握。成立了名家工作室，发挥行业专家的示范效应。

（五）创新督导评价

典型案例：湖南省建立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制度

2009年，湖南省在全国首创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制度。省教育厅负责抽查高职，市州教育局负责抽查中职，抽查内容为所查专业的核心技能，抽查方式为现场操作测试，抽查的专业及学生随机确定。合格率低的专业下一年须复查，复查不合格的专业停止招生。教育厅组织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专家开发了40个高职专业的学生技能抽查标准和题库，覆盖了76%的高职在校生。

李守镇委员：督促政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守镇：

督促政府加大职教投入

　　努力建设技工大国，急需重视职业教育培训，增加政府、企业等多渠道投入，为培养更多的熟练劳动者、各种技术人才和一大批高素质技术带头人创造良好条件。

　　建议充分利用企业教育培训资源，形成职业教育培训区域性均衡、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大力开展政企合作、校企联办的“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增强政府、企业、学校及社会各方在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的联动、互补，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尤其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督促政府、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加大职业教育培训投入。

　　同时，进一步明确按财政收入的1%确定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的20%以上应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督促企业建立完善定期培训制度，加大监督力度，确保企业依法按工资总额1.5%至2.5%提取培训经费，确保其中60%用于生产一线职工培训。

代表委员建言：构建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教体系

两会关注

　　职业教育升级密码

　　编者按

　　职业教育培养出的学生找到工作相对容易，但就业质量并不高，上升空间有限。如何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怎样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代表委员对此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常委孙荫环：借力民间资本创办职教基金

　　孙荫环

　　“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需要国家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学科结构、人才培养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借助民间的培训力量，引入民间资源来发挥弥补学生职业技能不足的作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荫环说。

　　民间资源如何发挥作用？孙荫环说，可以借助民间资本，与高等院校合作，创办职业教育基金。“校企合作是解决人才供需不对称的有效方法，其中一个便捷途径就是利用民间资本的活力和高效的优质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设立专项培训基金，实现教育与就业、专业与职业的无缝对接。”

　　孙荫环表示，还可以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资源，创建以“教育包”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动力模式。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需要大批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有利于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我相信，激发社会各方面举办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大力推广多元化投资、产业化经营、市场化办学的新模式新机制，就能推动职业教育实现更好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职教生态系统

李和平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之所以弱，一是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较低；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价值追求，使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成为北大、清华的学生，实在没办法了才上职业学校；三是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还亟待提高；四是一些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和师资水平，与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匹配；五是社会系统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不够。”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说。

　　“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还是单一的，还不是多元的，只有打造促进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生态系统，才能真正提高其吸引力。”李和平说。

　　“国家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建立职业教育准入制度和岗位最低薪酬制度，引导企业给职校毕业生以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同时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系统。”李和平说，各方要共同努力，努力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职教生态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促进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沈琪芳：加大投入增强基础能力建设

沈琪芳

　　“在各级政府的空前重视下，职业教育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但是，经费投入不足依然是制约职业院校发展的最大瓶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说。

　　“在全国很多地方，现在大多数公办高职院校都是上世纪90年代由中专学校合并、重组起来的，都存在发展先天不足的问题，都需要充足而持续的经费支持帮助这些新升格学校提高基础能力。”沈琪芳说，“经费短缺始终是职业院校心头的伤。”

　　沈琪芳说：“在目前的整个教育体系内，职业教育应当是最花钱的。职业院校的实训实验设备应当要比工厂设备先进一至两代。这背后依然还是钱的问题！”

　　沈琪芳介绍，这几年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迈得很大，人才需求量很大。所以，学校一直想多发展几个机电制造等方面的工科专业，但始终因为投入大、经费少而下不了决心。近几年，学校虽然每年向工科专业投入500多万元，购买了一些实训设备，但依然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李秉记代表：中职教育应是支撑农村产业化基础

广东省汕尾市政协副主席李秉记代表：大力发展中职教育

　　教育应是支撑农村产业化如何能让外出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出路应在大力发展中职教育，服务农村第二次工业化。中职的基础。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一直关注中职教育的发展，连续几年在全国人大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上，就中职教育面临的现状和出路建言献策。去年两会，我提出了优化教学环境、提高中职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今年人代会，我再次就此项专题继续提出意见。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增加高等教育学校录取中职学生比例指标，实行中职教育对口专业升学，让更多的中职学生参加高考，进一步提高技能，培养更多服务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沈琪芳：改变职业院校学生就业考证中的难题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刘奕湛、余晓洁）全国人大代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１１日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职业教育强调技能人才培养，但是现在职业教育课程标准和劳动部门证书考核标准是完全脱离、不衔接的，学生在就业考证过程中学什么不考什么的现状急需改变。

　　沈琪芳说，现代职教体系与企业、行业应该做更多的融合和沟通，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在就业时必须重新学习，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资金来源成为不少职业学校发展的“门槛”。对于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沈琪芳说，“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相关部署落实是关键。

　　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瓶颈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职业教育应当区别于普通教育，应成为与普通教育平行的一个类型，通过这一认识的改变摒弃社会对职业教育是“次品”的陈旧观念。

陈经纬委员：职业教育应设立校企合作机制

　　当前，大学生毕业就业难日趋体现，存在教育培养人才结构与市场需求人才结构不对称。相关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最高仅在三成左右。把大学生培养成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专业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对目前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经纬认为，应加强职业教育与人才需求相融合的制度探索，设立校企合作机制，以企业、机构与学校联合自主招生方式，做“菜单式”培养计划，实施订单化、标准化、实用化培养，将职业教育融入经济社会人才需求之中。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教育部、工信部、科技部、人力资源部等与就业有关部门，整合国家研究机构、信息单位、智库部门等各研究资源，以及邀请有代表性的企业代表参与，形成联席机制，并以国际视野对国内外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趋势进行深入调研。同时，结合国家的发展规划，制定所需要的专业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比例，明确职业教育的目标，以此来定向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形成职业教育与就业协同发展，避免学非所用造成职业教育与就业脱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对称。

沈琪芳代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更多融通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记者高毅哲柯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今天表示，建立现代职教体系要打通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目前，中高职衔接有多种形式，如“五年一贯制”和“3+2”的形式，但这两种形式还不够，应该更多地进行融通。

　　从纵向上看，沈琪芳说：“比如从中职到高职，可以借助学分制，中职可以读高职甚至本科院校，普通高职和中专也应该融通，普通高中可以向中职分流，高职也应该向本科延伸。这可以通过学历、学分甚至包括课程来实现。职业教育强调的是学历加技能，本科院校是可以介入技能教育的。”

　　从横向来看，沈琪芳建议，职业教育与企业、行业和生产领域要有更多的融合和融通。沈琪芳说：“职业教育强调技能人才的培养。但是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标准和劳动部门的证书考核标准不衔接，考证的内容是劳动部门制定，跟学生课堂上学的不一样，要考证必须从头来学习。”

王书平委员建议：抓紧修改完善职业教育法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王书平：

　　抓紧修改完善职业教育法

　　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工程，职业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职业教育的规范化、持续化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立法。我国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在大力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因职业教育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的变化而亟须修订与完善。

　　建议抓紧修改完善职业教育法及其配套法规，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整合，切实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现象，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教育界别委员争论：民办高职院校该不该升本科

　　民办高职院校该不该升本科？

　　——来自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委员们的争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生教育集团董事长李学春在教育界别联组会上，针对近日20多所优质民办高职升格为本科院校的事放了一炮：“盲目追求本科的做法很有可能导致这批高职丢了职教优势，与现在国家的导向极不相符！”

　　李学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职业教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国家、社会的需求。“现在，国家要汇聚全社会之力，向职业教育聚集，大力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了保住原本就很少的职教力量，有关部门三令五申，高职不能升本科问题现阶段不争论、不动摇。这到底咋回事？”

　　这个话题被抛出后，教育界别的委员们开始争论。3月10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再次公开回应了这个话题，又掀起了新一轮争论。

　　一位在教育行政部门任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委员表示，目前，国内教育界确实存在中职学校拼命想升高职，高职院校脚踏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两条船”，削尖脑袋升本科的现象。

　　“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任务与分工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科层次人才。这个工作是值得尊重的，没有必要非往本科那条路走。这批优质高职发展起来不容易，我担心他们跑到普通教育的队伍里，按照本科的模式发展实在可惜。”该委员说。

　　“有一些高职院校整天嚷嚷着要升本科。还是那些教师、那个实力，升了本科水平就能提高了？今天升了本科，明天是不是还要申请硕士、博士点？”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和插话道。

　　秦和对民办高职升本科持赞成意见。她认为，目前，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还很不足，需要政府大力支持，鼓励民办高职高水平发展，要允许高水平高职院校进入本科系列。

　　章义和认为，国家要扶持民办教育，但不能认为同意民办高职升本就是支持，不同意就是不支持。

　　一时间，大家的争论不可开交。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现代教育集团董事长苏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讨论的关键不应该聚焦在民办高职能不能升本科上，而是要看这批学校够不够格办本科。”苏华说，“民办高职可以升格，变成应用型大学，但关键是如何评定。”

　　苏华认为，目前的评定标准的确存在对教学质量、毕业生质量、产教结合程度等应用型大学的关键指标体现不足的问题。

　　“我们对现代职教体系中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研究还不成熟，在标准、内容都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盲目让高职升格，是一种错误。”李学春说。

李卫红委员：发展职业教育需要各部门形成共识

人民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林露）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表示，中国自古以来把技艺称为“雕虫小技”，老百姓更希望自家孩子就读综合性大学，再进入行政部门、商界工作。她在去年调研职业教育中发现，在对现代化人才培养、对经济转型发展的认识上，各部门多强调本部门职能，部门之间尚缺乏共识，这种机制体制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

她说，最近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将要召开，希望大会后能做一个决定，使各部门对职业人才的认识和培养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不然职业教育可能还是个老大难问题。

她认为，职业院校还需要经济实体部门的大力支持。职业院校需要双师型教师，而这些操作人才主要来自企业。如果企业积极性不能被调动起来，将很难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