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 绘
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任务措施。为了构建国际水准、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科学协调职业教育各层次的相互关系，使其各安其位，满足各层次毕业生可工可学的要求。笔者认为，各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着力点如下：
■李梦卿
中等职业教育 探索现代学徒制度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中等职业教育需要从加强工学结合、探索现代学徒制度等方面巩固发展。
加强工学结合。举办中等职业教育，要考虑到职业学校学生的基本现实，不能沿袭传统普通学校的教育与教学形式和管理办法，要针对职业学校学生特点，开展工学结合教育与管理。目前依然有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在沿用普通中学的管理方法，例如全校按年级管理而非专业部（室）管理，模糊专业分类，注重理论；模糊实习训练，注重课堂传授，这些做法十分不利于学生操作性技能习得。
探索现代学徒制度。我国现代学徒制发展经历了技工学校教育、半工半读教育和工学结合教育三个时期。技工学校教育为现代学徒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半工半读教育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工学结合教育丰富了现代学徒制建设的内涵。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存在着岗位适应能力不强的问题，如何有效建设现代学徒制是亟须探索的课题。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学徒制，我们要借鉴并吸收这些先进经验，探索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度，培养出适应岗位操作标准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专科职业教育 探索专科学位制度
为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专科层次职业教育需要从加强产教融合、探索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制度等方面稳定发展。
加强产教融合。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延展学习能力，但如果仅局限在课堂上学习专业理论，进行推演和计算，或只在学校实训室训练操作技能，将很难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和技术更新进步情况。因此，专科层次职业教育需要紧密联系产业发展，跟踪技术进步对职业岗位（群）的技能需求，只有在大生产的环境中，学生才能快速提升专业技能。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界大力推行的职业教育集团建设是推动产教融合较好的方式。
探索专科学位制度。我国高等教育的学位体系并不完整，有博士、硕士、学士，但专科层次教育还没有学位。对接受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授予学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早有先例。2000年2月，英国提出拓展高等职业教育，增设两年制职业性的基础学位；美国的副学士学位制度是随着社区学院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说：“学位就是红绿灯，使得学生的车流通过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各级学位都起着测量和奖励学习成绩的作用。”专科职业教育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样也需要被测量和奖励。相较于目前提出的诸种学位名称，笔者认为，“工士”学位更能体现专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性。“工”，最初的器物含义是“工匠的曲尺”，与“技术”、“技能”等含义有着紧密关联。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将会使我国现行学位制度更加完善，更加促进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稳定发展。建议在部分办学条件较好、培养质量较高的专科高职院校开展专科学位制度的试点。
本科职业教育 探索转型发展方式
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目前政府正在推动地方普通高校转型发展。
加强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实施职业教育的有效形式。发展本科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同样需要加强校企合作。转型发展的本科院校，需要充分借鉴中高等职业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校企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满足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探索本科转型方式。职业教育本科绝大部分将由普通三本院校转型而来，少数由专科高职院校建设而成。有不少普通本科院校，希望能将教学型高校建设成教学研究型高校，将教学研究型高校建设成研究型高校，因此转型办职业教育，或许会引起较大（有声与无声）的抵触。这就要求政府的力量凸显，做到以政策推动转型、以制度规范转型、以经费保障转型、以招考引导转型、以问责保证转型。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些高校真正走上职业教育的道路，与企业共建人才培养方案、共建专业课程、共建专业教材、共建师资队伍、共建实训基地，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服务。
专研职业教育 探索建立双导师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顶层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培养的主要是学术型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不大，社会不甚了解。教育主管部门需要积极引导，加强产研互通，探索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双导师制度。
加强产研互通。截至2011年，我国专业硕士学位已有39种、专业博士学位5种，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干领域。设置专业学位的目的在于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因此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加强产研互通，让研究落到具体的生产项目上，让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到项目设计、技术升级和工艺革新中，增强项目研究的能力。
探索建立双导师制。双导师制是一种适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导师聘用模式。通过双导师制，能够协调、沟通兼职导师所在单位与高校相关学科开展长期的、实质性的教学、科研或实践层面的合作。兼职导师能够协助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实践指导、项目研究等工作。因此，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积极探索双导师制，提高社会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技术师范教育 探索教师聘用制度
“双师型”教师是保证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双师型”教师培养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
加强双师培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等5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承担着职教“双师型”师资的培养任务，实行“双证书”和“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其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为职业教育培养更高等级的“双师型”教师。2013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师的能力和素质做出规范，技术师范院校要力求使毕业生能达到文件规定的合格标准。同时，要针对高职专科和高职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要求，探索高等职业教育教师专业能力标准。我国有12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再加上转型发展的本科职业院校，高等职业教育对“双师型”教师的需求量巨大。因此，要充分发挥技术师范院校的优势，完善技术师范人才培养的特色模式，满足职业教育对“双师型”教师的需要。
探索教师聘用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探索建立职教师范本科生毕业时可同时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职教师范研究生毕业时可同时取得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资格证书的制度和措施。目前，各地职业院校引进教师都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统一招考进行，这种“逢进必考”政策是在普通教育学校招聘教师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对职业学校需要引进的“双师型”教师而言，存在明显缺陷。因此，需要政府放权，将编制数划拨到各职业院校，由院校自主面向技术师范院校招聘，自主考核，引进真正需要的“双师型”教师。这样的政策对推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推动技术师范院校的优质发展意义深远。
建设体系完善、各安其位、普职互通、能力为重、可工可学、科学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虽然任重道远，但将渐行渐好。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的现状使中国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凸显，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素质人才选拔制度，高考也面临深层次改革。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日前关于未来高考将区分“技能型”与“学术型”的提法备受关注。
专家表示，一旦实施上述改革，10年内即可很大程度上缓解技能型人才缺乏的问题。而随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发生变革，行业企业参与职教办学的体制机制也将理顺，企业将在举办职教学校、校企合作、职教培训方面有更多机会。
改革直指就业结构性矛盾
教育结构应该与国家的产业结构紧密对接，但在我国，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匮乏，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的问题却日益突出。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
据了解，上述高考改革思路的大背景是中国人才培养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招工难。
高技能人才的缺口有多大？教育部门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2013年麦肯锡公司的一项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对此，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有更切身的感受。她告诉记者，从她对服务业的调研情况看，行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以她所在学校为例，珠宝、眼镜配置、酒店服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多年来供不应求，1个毕业生有五六个岗位等着抢。
刚刚经历了2013年“最难就业季”，“更难就业季”又迎面走来。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727万人，比上年增长28万人。
但与之相对的，今年春节过后，不少地方又出现用工荒。鲁昕提供的数据显示，高职院校毕业生占每年新增劳动力总量的约20%。
“这个比例是很低的，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看，应该至少在50%左右。”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李长安博士认为，我国第二产业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恰恰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1999年到2010年，大专（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占比增长迅速，11年来增长了21个百分点。但具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仍然不能满足需求。
相关机构对全国100个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变化状况的持续监测显示，技能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缺口明显加大，2010年~2012年年均比例已超过2∶1的水平。不仅如此，在上海、深圳等地调研表明，许多高技术企业一线劳动者中的90%已经需要本科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
李长安认为，短期看，本科院校转型需要时间，而且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就是担心招生难，所以或将从部分院校试点开始，逐步改革，中长期看，10年内将增加技能型人才的供给，很大程度上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技能型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如何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切入点。
鲁昕认为，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加快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企业办学有更多机会
鲁昕表示，将以2000年以来新设立的600余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转型，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生产一线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史晓鹤告诉记者，这600余所本科高校，主要包括中专大专升格为本科的、部分三本、独立学院和民办大学。
“大学扩招后，这些升格后的本科院校确实定位不清楚，和‘985’‘211’等院校缺乏区分度，和研究型大学没有区分度的情况比较明显。职业教育的定位应该突出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史晓鹤认为，部分本科高校的转型不是降级的问题，而是专业定位、教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于区域及地方经济的发展。”
鲁昕日前还透露，在职业教育办学上，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职业学校可以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这也意味着，未来不同类型的企业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
教育部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王茹芹告诉记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从趋势上看，从过去主要是校企人才培养合作，转变为办学体制机制上的合作。
据记者了解，目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有多种模式，包括订单式培养、定向培养、工学交替、项目教学等，也有一些企业投资举办学校。以订单式培养合作模式为例，学校按照企业的需求配置课程，校企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共同任课，企业提供教学基地等。
据了解，近几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而且很多企业还是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制定者和参与者。
英国乔治小王子随父母出访新西兰，展开“尿布外交”。首度露面的西班牙女保姆玛丽娅·波拉洛令人瞩目。据英国媒体报道，波拉洛来自西班牙，毕业于英国著名的保姆学校诺兰学院，精通跆拳道。
且来看看英国这家保姆学校是何等著名。据报道，诺兰学院创建于1892年，前身是女佣培训学院，目前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家政大学，一直以“爱永不消失”为校训。诺兰学院百余年来成功培养了7000多名世界一流的保姆，成为家政行业最专业的象征。
而乔治小王子的保姆波拉洛在这所保姆学院，除了攻读社会学、心理学、儿童护理、历史、文学和教育等课程外，还学习了怎样把窗帘布改制成戏服、怎样给婴儿换尿布、怎样煮美味佳肴等家政技巧。这样的保姆学校，以及学生所学的课程，是不是给人“高大上”之感，丝毫不让人感觉低端？
其实，在国外，类似的职业学院并不少，有一流的烹饪学院，一流的木工、汽车维修学院，这些学院在介绍自己时，一点不输于综合性知名大校。比如，已有近70年历史的美国烹饪学院，提供烹饪艺术、烘焙和糕饼艺术方面的学士学位和大专课程，培养了3.7万多名烹饪大师，使学院赢得了“世界一流”的名声。
反观我国的职业学院，有多少有“一流”的名声？又有多少安于自身的办学定位，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办学历史中，一直进行职业教育？对“世界一流的保姆”这样的培养定位，很多人会不屑一顾。要是在国内，1892年就成立的诺兰学院，现在肯定已经升格为综合性院校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过去10年间，国内稍微办得有特色的职业学校，都纷纷申请升格为本科院校，而升格为本科院校之后，又千方百计地想摆脱职业教育的定位，变身为综合性院校。
这与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有关。在既有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低于普通教育，即使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也始终没有真正解决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问题。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劳动人事部门，在制订政策时，都有意无意地把职业教育定位为低层次教育，对职业教育毕业生另眼相看。在这种评价体系中，一所学校就是办成职业教育的一流，也只是“鸡头”，远不及普通教育的“凤尾”。我国教育部曾提出，各类学校在各个层次都能办出一流水平，但由于整体政策未变，普通教育的一流，被视为A组一流，职业教育的一流，再怎么好最多也就是B组一流，不在一个档次上。这和国外综合性院校和职业院校同样得到社会尊重，是很不同的。
这也与办学者对职业教育本身的认同度低有关。毋庸置疑，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会影响职业教育办学者，但如果职业教育办学者自身安于职业教育定位，努力办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和高水平，也会促进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就像诺兰学院，其家政教育，可谓达到最高水准。可遗憾的是，国内不少职业教育办学者，自身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也很低，不花精力琢磨怎样办出特色、提高质量，而是在抱怨制度不公、环境不好中，将就着办学。甚至还有的办学者，没有办学理想，而是想着怎样挣钱，包括冒领国家对职教生的助学金，违规让刚进校的学生就去顶岗实习，这种低水平甚至空心化办学，导致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没有随国家的重视而增加，反而令不少家长对职业教育充满警惕——担心职校的环境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
要让职业学院也办出一流，就需要政府和学校办学者共同努力。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应该取消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制度、政策，给各类教育、各类学校平等的发展空间。鉴于职业教育过去长期被歧视、投入不够，国家应该出台优惠政策。而对于办学者来说，应该立足办出一流的职业教育，在专业、课程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上，狠下功夫，以一流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树立学校的品牌，同时吸引受教育者选择。在这方面，职业学院不必贪大求全，开设过多的专业，而应该努力做好某一个专业、行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政府的责任是为学校创造好的办学环境，但具体如何办学，则是办学者的事，如果能做到各司其职，我国也会出现类似诺兰学院这样的一流职业院校。
中国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脚步在加快。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实现“学术型、“技能型”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与此配套，教育部将推动全国近一半的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
从总体上看，这真是一个利好消息。之前若干年我们知道，职业教育的兴起一定是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我们常听说“国外的蓝领赚钱多，且社会地位高”，与中国社会的“唯有读书高”形成鲜明对比。今天，趋势终于要变成现实。
鲁昕发言的同一天，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到访阿姆斯特丹；之后两天，荷兰教育部部长洁特·布斯马克访华。中荷史上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教育合作即将展开。可以大胆地预测，以职业教育闻名于世的荷兰，将成为未来10年留学市场的新宠。
很荣幸地，《留学》采访到了这位面容慈祥、笑容爽朗的欧洲老太太，并邀请她成为《留学》的模特，手持《留学》杂志拍摄了一组漂亮的照片。关于荷兰教育、大学院校及留学预测，本刊特写文章《荷兰大风车呼呼转》，将为你详细介绍。
尽管职业教育很应景，但中国的许多60后、70后父母，或许更着急孩子去美国读高中的事。十年前，到美国上高中的中国学生只有350人；去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4000。除了昂贵而麻烦的“举家移民美国只为孩子读高中”，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把孩子送到美国高中去？
美国在1958年通过《交换教育法案》，开启了“公立高中交换生”项目—J-1签证项目。然而， J-1申请几十年间并未对社会开放，而是把持在部分学校手中。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赴美高中生在2005年前后井喷，一些国际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随之开始入驻中国，J-1申请逐步打破了中国学生成为国际交换生只有一个出口的局面。STS就是这些机构中的一家。《留学》专访STS中国办公室，为你揭开关于J-1申请的神秘面纱。
暑假即将到来，想送孩子出国参加游学团的家长们，您应该开始准备了！想要暑期顺利参团，现在就要开始着手选择线路、机构以及签证等准备工作。《留学》梳理了上千条暑期游学线路，通过采访、考察综合评定“暑期游学坑爹线路榜”。在阅读《避开暑期游学雷人线路》这篇文章时，您不仅要关注评选结果，更应当关注我们评选的方法和标准—希望这些参数，能够助您全面评价市面上的各个游学团，从而做出最优选择。
说起生活方式，北京三环以内的外地年轻人们大部分都是合租房子，年轻的他们用一块巴掌大的空间养活自己的同时，正在人生道路上努力奔跑。空间的使用，糅合着整理、收纳的方法，更体现着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已经做得淋漓尽致。本期《亲历日本》系列将会为您生动呈现什么是收纳术，何为“整理的艺术”。读完本篇文章，相信你会和我一样，特别有冲动收拾一下自家的抽屉和衣橱！
50岁以下的农民，可以回学校重读学历了。如果当过木工、电工，或是农村会计，在养殖场、园艺园工作过的农民还能凭务农经历折抵学分。4月3日，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颁布《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涉农专业办学10年以上的中职院校，可招收50岁以下的农民进行中职学历教育，帮助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北京日报4月4日）
这确实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和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积极探索。而要让探索起到实效，在笔者看来，必须摆脱“学历教育”思维，真正让农民学到职业技能，提高生产管理经营能力。
从方案看，50岁以下农民进职校，“回炉”读中专，“卖点”还是学历，为此，方案对承担培养任务的学校提出资质限制，要求具有连续10年以上的涉农专业办学资历，同时对课程、学分的转换、积累也做出要求。由于中职也是学历教育，对获得学历提出规定，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把50岁以下农民进中职的价值就定位在提升学历层次上，则会让效果大打折扣。
以笔者之见，所有中职都可以向具有初中毕业学历者全面开放，不设年龄限制，教学管理实行宽进严出，重在培养求学者的职业技能，即便最终只有很少一部分获得中职学历，只要所学的课程有实际价值，也对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有实际推动作用。事实上，中职教育除了学历教育功能外，还有职业培训的功能。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虽然要求要以职业、就业为导向，可在实际办学中，还存在学历导向，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由于中职学历层次要比普高低人一等，因此中职教育缺乏吸引力；二是有的中职校，追逐提升求学者的学历，读完中职再进高职，反而忽视了基本的职业技能教育，没有有效提高求学者的能力。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摆脱学历导向，切实落实就业导向。目前在发展职业教育时，有一种值得警惕的观点，即职业教育是“断头教育”，走到高职，就没有路上，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希望续上高职（大专层次）之后的路，包括应用本科、专业硕士等，这其实走的还是学历路线，无法解决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职业教育必须解决本身的教育质量和特色，培养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的问题，才能摆脱困境。当然，社会必须创造让职业教育学校安于定位，以及鼓励求学者成为职业技术人才的环境。
如果按照培养职业技能，而不是追求一张文凭的思路来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将获得更大的办学空间。我国在开放中职教育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开放高职。一直以来，笔者呼吁高职教育应实行申请入学、注册入学，所有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女，只要有高中学历，都可自由申请，入校后实行宽进严出。假如高职能开放办学，将解决我国一半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高职招生占到高考录取的一半），同时，如果能实行宽进严出，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而不像现在，除了回报给受教育一张文凭之外，并没有学到多少货真价实的技能，造成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脱节。虽然表面上看，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不愁就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有多强，而是社会紧缺大批职业技术人才，就是职业技术人才能力不强，但用人单位也不得不招募。
最近我国准备大规模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但很显然，这不是单纯增加职业人才的数量供给，而是需要培养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要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必须摈弃传统的办学思路，推进教育改革。职业教育全面向农民和农民工开放，将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
“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当下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能有一技之长，无疑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去年7月，在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性赛事上，我国只获得一枚银牌、三枚铜牌，与制造业从业人数已超过两亿的基数相比，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显然有些后备不足。
如何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如何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顺应我国改革发展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尽快修改职业教育法，以适应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保证，将难以扭转职业教育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北京市高技能工人仅占3.2%
学校生源质量持续下滑、职业教育专业知识严重老化、所学知识落后于产业发展以及职业院校毕业生缺乏光荣感、责任感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当下我国职业教育领域。
“我国在2009年就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我国制造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合资企业，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自主品牌仅有31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工首席技师赵郁对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现状颇感忧心。“制造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培养和人才应用。没有基础性的设备操作人员、设备维修人员，再先进的加工设备也无法顺畅运转；没有基层劳动者和技术骨干，再先进的生产工艺也无法实现；没有基层技术人员，再先进的加工技术也无法制造出产品。”
赵郁在调研中发现，2012年北京市职工队伍中，没有技术等级的一线职工仍占73.4%，高技能工人占比仅为3.2%。“北京的职工技术等级情况好于全国总体情况尚且如此，充分说明我国制造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过低且队伍老化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赵郁说。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特级教师王家娟通过调研发现，很多职业学校办学设施普遍简陋。“中职本应掌握最新技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但由于资金来源不足，教学和实训设备缺乏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相当多中职学校设备老化，不可能培养出适合社会经济需要的一流实用人才。”
身为一名教师，王家娟还注意到，教师队伍建设也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一是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有企业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二是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定和收入分配没有单独的序列，往往是按普通学校的规定和标准执行，没有反映出职业教育特点，限制了企业和科研单位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进入职业学校教师队伍。
明确企业发展职业教育责任
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至今已18年，早已不能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但时至今日也没有明确的修订时间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建议，将职业教育法修改列入立法计划。他认为，在修改职业教育法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理顺管理体制。通过修法，整合政府职能，打破部门界限，对职业教育实行统一协调领导。其次，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经费，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贫困家庭子女实行免学杂费和课本费，并补贴生活费。再次，适当发展本科层次乃至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最后增加法律责任条款。职业教育法对法律主体的责、权、利没有明确规定，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显得空泛。应结合实际，建立职业教育执法责任监督制，健全和完善师生处分和申诉制度、教育行政复议和仲裁制度，保证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周洪宇强调要明确企业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职业院校毕业生是企业的生力军，员工素质的高低对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应明确企业在免费提供学生实习、教师进修、设备添置、课程改革等方面承担的责任。
此外，周洪宇还建议建立就业准入制度。用人单位招录职工必须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从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不培训不得就业和上岗。还应建立能够反映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的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评价、职业资格证书颁发工作的指导与管理。
赵郁则建议，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使企业的职教资源和院校的教育资源双向流动起来。让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走上职业院校讲台，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生产管理经验带进课堂，不仅让学生直接接触新鲜知识，还要帮助学生清晰人生发展目标、工作特点、素质要求，增强学生内在发展动力。
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
据了解，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优化人才结构，满足社会和企业对技工的需求，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2012年下半年，财政部、教育部、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
“免学费政策实施以来，确实让广大学生和家长得到了实惠，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教育，有效改变了千军万马同挤大学这座独木桥的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蓝翔职业培训学院院长、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校长荣兰祥认为，还应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使民办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公办学校的学生一样同样享受免学费政策。
“同样是接受职业教育，公办学校学生第三学年仍然享受每年免学费额的一半，而在民办学校学生只享受两年的免学费政策，这势必增加民办学校学生的负担，显然不合理、不公平。”荣兰祥说。
王家娟则建议中职教育全免学费，与普通高中一致，以确保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入学。同时，制定相应政策支持鼓励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以解决教师技能不足、实训场所不足的问题，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教学体系。
网易财经4月10日讯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召开，斯里兰卡教育部长BANDULA先生在博鳌夜话《亚洲文化与企业发展新动力》中表示，不要让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要对于广大老百姓、广大学生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应该加强职业教育。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我们要直接面对历史上存在的问题，然后彼此沟通各自的看法，而不是封闭的、孤立的看待这些问题。BANDULA，作为斯里兰卡教育部长，我想问一下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来满足未来你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
BANDULA：教育对于文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国家大学以及中学需要对学生进行更多的的技术教育。亚洲有些国家存在着失业、贫困，主要是因为缺乏教育而造成的。不要让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要对于广大老百姓、广大学生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应该加强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也能培养行业精英
中职和本科贯通教育并非改革的终极目标，还需要使中职、高职、应用本科和专业硕士之间形成一个学历提升的通道，让每一个有兴趣进入职业教育通道的学生能够找到提升自己的机会，这样，职业教育也可以培养出行业精英。在昨天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举办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座谈会”上，来自教育界和企业界的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一要求。
中职教育已不能满足产业升级要求
“我们是化工行业的专业学校，对口企业已多次要求调整学生培养比例,因为产业不断升级，操作工岗位整合提高，很多岗位都不能用中职生了。”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说。
邬宪伟举了个例子，原先一个岗位需要6个人，现在只要1个人，不仅要懂化工，还要懂仪表、懂自控。事实上，随着整个经济升级，各行各业都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现在中职培养的学生只能成为操作工。中职教育的“升级版”到底该怎么做，其实大家都很关注。
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叶银忠透露的一组数据，上海目前高级技能人才占技术工人的26%左右。仅仅以化工行业为例，根据化工教育协会统计，全国23万化工从业人员中，一线人员17万，其中技师、高级技师仅仅占3.2%，高级工只有15.6%，35%的人员没有任何技工级别。但是，现代化工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职业教育需要打通学历
“过去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选择中职教育，即便孩子动手能力很强、很适合进入职业教育序列。平心而论，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上海市工业技术学院校长王立刚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进入中职以后，他的人生就被定格成技术工人了，如果要深造，也只能进入高职。”
教育的关键是让每一个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只有选择的道路让未来有希望，他们才会选择，否则他们不会选择职业教育。这是实施中本贯通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名教委负责人讲了一个例子：一辆汽车出故障可能有200多种原因，中职毕业的学生可以解决120多种毛病，高职毕业的学生可以多解决30种故障，本科毕业生可以再多解决30种毛病，但是最后的那20多种疑难杂症则需要专业硕士来解决了。
“修汽车也有不同的教育投入，中职毕业的学生与专业硕士学生并不一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卢冠忠教授称：“职业教育不仅需要中本贯通，还需要把中职、本科和专业硕士贯通。”
传统观点认为，职业教育不培养精英，而只培养普通工人。但按照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经验，职业教育必须培养10%-20%的行业精英。邬宪伟说，未来中职和本科、专业硕士整个学历通道打通后，职业教育将有望实现培养精英人才。
中国新闻网15日报道，据统计，自2006年以来，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5%以上。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727万人，比2013年增加28万人，创历史新高，2014年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度和去年相比，还会加剧。
广州万通学子学技术
相比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就业则更加轻松。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亟需的是技能型人才，相应的就要发展职业教育。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吴强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趋势。国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掌握一门技能就等于拥有了走向社会的敲门砖。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技能型的人才越来越紧缺，也越来越受欢迎。不少打工一族、新生代农民工、初高中毕业生、退伍军人都纷纷走进职业院校学一门技术。他们根据行业的发展以及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院校学技术。
技术人才备受欢迎
掌握技术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我以前是一名打工族，只有高中文凭，想找一份好工作很难，后来，我就去学了汽修技术，毕业后，都不用出门找工作，学校办了驰加定向委培班，我们毕业后直接就到驰加旗下的企业上班了。现在工作环境很好，工资和福利待遇也不错。学了技术，人生都觉得充实了很多，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了更多的盼头。”毕业于广州万通汽修学校综合1208班的周劲同学说。
汽修行业发展迅猛，汽修人才紧缺，学汽修技术，高薪就业，轻松创业。广州万通汽修学校是南粤汽修教育的领头羊，它以“明德精技，知行合一”为校训，以培养德技双馨的汽修人才为目的。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学设备，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善的管理制度，畅通的就业渠道。学校有学历班和技能班，所开设的专业是和市场结合的，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企业来校预定人才，学生不出校门就能够找到好工作。
相关链接：广州万通汽修学校(www.gzwtqx.com)隶属于全国著名的新华教育集团，是一座国家级专业汽修人才培养基地。学校总建筑面积近一万六千平方米，教学楼、实训楼、学生公寓、多功能体育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建有700多平方米的大型创业公益示范店、广汽本田汽车检测实训中心、广汽本田汽车保养实训中心、汽车贴膜烤膜实训中心、汽车钣金实训中心、汽车喷涂实训中心、整车雅阁实训中心、整车桑塔纳实训中心、基础发动机理实一体化教室、多媒体网络实训中心等一共40余个实训中心，可容纳2000多名学生同时学习和生活。学校依托集团优势，携手中、美、德、日、韩等国品牌汽车制造商，独创“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确保每一位学子学有所长、学有所专、学以致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
职业教育困境非单一教育问题
学生应该进行分流，但到高考时才分流就有些晚了，在初中毕业时就该进行。对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去读普高，其他偏向学一门技术的学生，可以就读中职。
日前，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未来高考将按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分类高考，其中前者注重技能加文化知识，后者为现行的普通高考。鲁昕同时透露，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
一时之间，职业教育似乎迎来春天，从“低人一等”尴尬境地有望改变。我国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分类高考”真的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吗？我国职业教育该如何改革？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
《中国科学报》：总体看来，您如何评价即将出台的“分类高考”政策？如何看待教育部即将安排“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
郑也夫：总体说来，我不太认同教育部的“新政”。
由于这些年的扩招，我国高校的招生数量还是非常大，教育部希望对高考作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的划分。但应该看到，高校实际上需要培养出的学术型人才的比重其实非常小。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社会后，从事的工作都是属于技能型。
即使以北京大学这种国内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或者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考察对象，这些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最终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比例也不足三分之一。以北大社会学系为例，有相当多的本科生毕业直接工作，而就现在的就业形势而言，本科生不可能从事研究型的工作。许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也进入社会从事应用型工作。即使是博士生，最终从事学术型工作的人也不是全部。
换言之，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型人才。尽管目前新政还没有更详细的数据，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就“分类高考”所划分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比例而言，参加学术型高考的人数远超过社会对学术型工作人才的需求。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低人一等”，您是怎么看的？
郑也夫：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出现如今的困境，是因为学生、家长都被社会对于高学历的推崇绑架了。在现有的社会舆论下，家长们普遍认为：“不读大学是找不到工作的。”因此，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不理想，考不上一本的学生来说，他们也要去读二本、三本。但事实上，在二本、三本院校就读四年之后，学生走出校门似乎还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因为整个社会对于高学历的追求是水涨船高的，这也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恶果。
此外，我有一个质疑，对于选择日后从事技工型工作的学生来说，他有必要读高职吗？目前，社会对于技工的需求比较大。教育部门需要思考，这些技工应当从中等技术学校中产生，还是从高职中产生？
就我个人判断而言，只学习职业技能的人，中职水平已经足够胜任日后工作，没有必要先读普高，再进入高职。只是学一门专业技能，没必要在校园里滞留如此多年。而且，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他本身就不是特别热爱学习，他有兴趣在校园里滞留这么长时间吗？
因此，我认为，我国应该把相当多的人引导到中职学校，而不是高职学校去读书。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职业教育的理想办学模式是怎样的？有哪些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郑也夫：职业教育的理想模式是厂校结合，共同培养人才。德国采取的方式是让学生每周有三天在工厂实习，有两天在学校上课，从学生入学之初就采取这种培养模式。但我国职业学校目前的做法是让学生有两年半的时间都一直呆在学校，最后半年在工厂实习，往往实习的具体工作与所学并不对口。
在德国，职业学校由产业部和教育部共同领导，仅仅依靠教育部门是办不好职业学校的。因为学生学的是具体的技术，而不仅仅是书本知识，需要在工厂中实践。我国的职业教育也一直宣称要厂校合办，但始终没能够办好。工厂接收学生实习的积极性不高，有时即使接收学生实习，也是把学生当作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使用，而非真正教给学生技能。
两国情况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德国的工厂与学校合作，工厂接收学生实习，国家会给予工厂一定的补贴。但在我国，工厂对于协助职业学校办学没有兴趣，工厂需要盈利，不会“学雷锋”。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分类高考”的分流？
郑也夫：学生应该进行分流，但到高考时才分流，就有些晚了，在初中毕业时就该进行。对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去读普高，其他偏向学一门技术的学生，可以就读中职。
《中国科学报》：有评论担心学生不具备选择的判断力，您是怎么考虑的？您认为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有什么可供我国借鉴的做法吗？
郑也夫：以德国为例，学生分流的年龄更早，比初中毕业的年龄小很多。德国小学四年，四年后学生们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其中，主体中学学制5年，即5～9年级，其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接受职业培训，经过职业培训后直接工作。实科中学是处于主体中学和文科中学中间的学校，一方面，学生毕业后可以接受职业教育，进入比主体中学毕业生归宿更好的专业学校或专业学院；另一方面，成绩很好的学生可以转入文科中学，谋求上大学。
在德国，对于学生分流的年龄有过讨论，大多数学生在10岁时分流，不过在其后的两年内享有适应和调整的权利。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充分交流。学校也会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让学生转入或者转出。
就研究而言，学生在作出分流的选择后，反悔的情况很少。这表明分流是成功的。从学习的兴趣和潜力来看，学生在10岁已经可以进行判断了。
《中国科学报》：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郑也夫：要解决我国职业教育的困境不是单一的教育方案就可以完成的，还包括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比如需要废除户籍制度，提高蓝领工人的待遇。当来自农村的学生不需要把读大学当成唯一的获取城市户口的方法，学生才能够从兴趣出发，而非功利性地面对“分流”。当然，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也需要提高，要让学生在学校中真正学到一技之长，得以谋生。
中国江苏网6月6日讯(记者 夏星辰 龚倩)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烹饪技能比赛将于6月11日至14日在扬州举行。
本次比赛中职组、高职组、创业大赛共有737名选手参加。中职组分为热菜、面点、冷拼与雕刻等三个项目，高职组分为宴席设计与制作、中餐热菜、中餐面点、中餐冷拼等四个项目。
本次全国烹饪技能大赛中职组预计全国37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组队参加，参赛选手445人；高职组预计36个高职院校代表队参加，选手180人；创业大赛预计28个代表队参加，选手112人。
麦可思研究院今日发布的2014年“就业报告蓝皮书”显示，2013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91.4%，近3届毕业生就业率呈稳定态势，但不足一半毕业生认为目前的工作同自己的职业期待吻合。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连续两届上升。
报告显示，2013届就业的毕业生中56%对就业现状满意，与2012届基本持平。高职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明显上升，比2012届高3个百分点。
在2013届本科中，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最高的是经济学，为63%；就业满意度最低的是理学，为55%。高职高专中，就业满意度最高的是文化教育类，为57%；最低的是制造类、生化与药品类、轻纺食品类，均为50%。
报告还显示，2013届大学毕业生中，只有43%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吻合。其中，本科院校毕业生认为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的为46%，比2012届略有下降；高职高专院校2013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的为40%，与2012届持平。
报告显示，2013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2.3%，比2012届高0.3个百分点，比2011届高0.7个百分点。2013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高于本科毕业生。
从近3届的趋势可以看出，本科毕业生创业略有提升，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报告分析，就业困难不是创业的最重要原因。2013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的前两位行业类是教育类、零售类。2013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的前两位行业类是零售类和建筑类。
创业理想是2013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最重要的动力（本科为46%，高职高专为48%），大学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创业的比例（本科为8%，高职高专为7%）较小。
江苏省教育厅和无锡市政府主办的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技能赛项，6月6日在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拉开帷幕。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69个院校代表队276名选手，在这场全国首次举办的大赛中“网上冲浪”。本次比赛采用国际先进的商业模拟训练模式，仿真模拟宏观环境、行业特性、消费者特征及购买行为、市场竞争，构建虚拟市场。比赛共分两个环节，在网络营销环节，各参赛队在网络交易平台上收集货源信息，提出采购方案，并现场设计网店；在情境营销环节，参赛队在同一模拟市场环境条件下，通过目标市场分析与选择、营销策略组合和财务报表分析，追逐模拟企业效益最大化。每个院校代表队四人，在严密监控的集中地电脑操作。
据主办方介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由教育部发起并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和地方共同举办。市场营销赛项是该项“国赛”中的今年新增设赛项，也是国际上首次举办的财经类多学科集合的综合性大赛，旨在促使该专业学生“书本知识技能化”，同时搭建学生通向就业岗位的多类型、多形式展示平台。
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茹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市场营销技能大赛，可考察学生市场调研、目标市场选择、营销策划、媒体选择与广告发布、资金核算5大类技能，涉及经济管理、营销、市场分析、会计核算等多门学科，为培养和评判市场亟需营销人才提供了量化依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指出:必须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这是解决我国教育长期存在的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完成教育体系的战略性调整,使教育规模、结构、层次和质量全方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教育体系变革的彻底性突破。
时代决定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地位
经济阶段论决定教育结构要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相适应。工业化初期的人力资源需求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中期属于技术密集型,工业化后期属于智力密集型。因此,工业化初期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工业化中期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工业化后期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或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职业人才。
社会需求论决定培养的学生要适销对路、稳定就业。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约有60%的中间阶层,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稳定的。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就需要坚持学有所教、教有所能、能有所用,办好人民满意、社会需要、终身受益的职业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技能、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实现适销对路和稳定就业。
观念变革论决定教育文化应促使培养对象走向生产一线、崇尚技术技能。儒家思想一直主导中国教育文化,形成劳力者治于人等蔑视职业教育的观念。要想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必须培育使人走向生产一线的教育文化。德国工业革命前期是思想家的文化,后期是工程师的文化。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形成培养人走向生产一线的教育文化和社会文化,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现代教育论决定要形成开放贯通、衔接沟通的完备体系。发达国家教育现代化标志是: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开放融合、互连贯通的完备体系。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仍是相对封闭的体系,内部向上缺乏贯通,与行业企业缺乏沟通,与普通教育缺乏联通,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缺乏互通。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理应建立内部衔接、外部融通、多元立交的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路径
突出开放性,体现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受教育者和其他教育的沟通。职业教育对市场的开放体现在“两个适应”:适应科技进步带来生产方式变革的需要,适应产业升级对职业人才的需要。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开放体现在“两个面向”:成为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职业教育对其他教育的开放体现在“两个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衔接。
突出完备性,体现从中职到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贯通。构建从准学士、学士、专业硕士到博士的学位体系,完善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到卓越工程师的职业资格体系,形成结构合理、类型多样、相互贯通、功能完善的职业人才成长“立交桥”。
突出发展性,体现职业预备教育、职业教育、职业继续教育的连通。加强职业预备教育,强化职业继续教育,整合职前职后教育资源,系统设计有利于劳动者工学交替、多次选择、互动开放的课程体系和学习方式,满足个人多样化、终身化的学习需求,构建职业预备教育、初次职业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统一连续的系统。
突出灵活性,体现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融通。建立符合职业人才成长的招考制度,改革学制、学籍和学分管理制度,推进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
中职和本科贯通教育并非改革的终极目标，还需要使中职、高职、应用本科和专业硕士之间形成一个学历提升的通道，让每一个有兴趣进入职业教育通道的学生能够找到提升自己的机会，这样，职业教育也可以培养出行业精英。在昨天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举办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座谈会”上，来自教育界和企业界的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一要求。
中职教育已不能满足产业升级要求
“我们是化工行业的专业学校，对口企业已多次要求调整学生培养比例,因为产业不断升级，操作工岗位整合提高，很多岗位都不能用中职生了。”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说。
邬宪伟举了个例子，原先一个岗位需要6个人，现在只要1个人，不仅要懂化工，还要懂仪表、懂自控。事实上，随着整个经济升级，各行各业都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现在中职培养的学生只能成为操作工。中职教育的“升级版”到底该怎么做，其实大家都很关注。
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叶银忠透露的一组数据，上海目前高级技能人才占技术工人的26%左右。仅仅以化工行业为例，根据化工教育协会统计，全国23万化工从业人员中，一线人员17万，其中技师、高级技师仅仅占3.2%，高级工只有15.6%，35%的人员没有任何技工级别。但是，现代化工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职业教育需要打通学历
“过去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选择中职教育，即便孩子动手能力很强、很适合进入职业教育序列。平心而论，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上海市工业技术学院校长王立刚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进入中职以后，他的人生就被定格成技术工人了，如果要深造，也只能进入高职。”
教育的关键是让每一个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只有选择的道路让未来有希望，他们才会选择，否则他们不会选择职业教育。这是实施中本贯通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名教委负责人讲了一个例子：一辆汽车出故障可能有200多种原因，中职毕业的学生可以解决120多种毛病，高职毕业的学生可以多解决30种故障，本科毕业生可以再多解决30种毛病，但是最后的那20多种疑难杂症则需要专业硕士来解决了。
“修汽车也有不同的教育投入，中职毕业的学生与专业硕士学生并不一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卢冠忠教授称：“职业教育不仅需要中本贯通，还需要把中职、本科和专业硕士贯通。”
传统观点认为，职业教育不培养精英，而只培养普通工人。但按照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经验，职业教育必须培养10%-20%的行业精英。邬宪伟说，未来中职和本科、专业硕士整个学历通道打通后，职业教育将有望实现培养精英人才。
有时，同一个职业，不同部门、不同协会或学会，甚至基金会都会进行相关认证，最多的可能达到十几种，还有的机构到香港注册一家空壳公司后，便开始认证颁发所谓的国际证书。
■本报记者 柯进
“老师，您觉得我们学外贸专业的，到底考哪种资格证书比较好？”面对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蒋燕很难回答——虽然在职业院校从事外贸专业教学十几年，但她始终无法从多个部门所主持的20种外贸资格证中分辨出孰优孰劣，哪个证书更适合学生的职业发展。
一个外贸行业，几乎每个环节的各个岗位都设置有相关资格证，这么多的认证部门，这么多种类的资格证，且不说教师、学生们发愁，恐怕连许多外贸企业都难以区分。蒋燕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倡简政放权，但愿国内职业教育的外贸资格证书能尽早‘证出一门’、与人方便！”
一个外贸行业资格证书竟有20种
国内的外贸行业目前究竟有多少种职业资格证？有多少机构握有资格证上的公章权？
据记者粗略统计，目前，中国外贸证书的发放、制定机构有5家，分别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企业合作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货代协会、中国报关协会等。这些机构根据外贸岗位的细分状况，制定了种类繁多的外贸证书，几乎涵盖了外贸行业各个环节的所有岗位，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累计多达20个。
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制定的证书为例，该机构颁发的外贸资格证书有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外贸单证员、涉外会计、外贸物流员、商务秘书等。而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企业合作协会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有6种，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企业合作协会颁发的证书有3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普通高校中的国际贸易类专业点有700多个，一些院校的英语专业中也开设了国际贸易及国际商务方向。而全国开设有外贸类专业的职业院校则超过800所。如果以每校外贸专业每届学生50人的规模推算，仅外贸一个专业，每年潜在的考证学生至少有7.5万人。
对于种类繁多、“证出多门”的外贸证书，不少职业院校师生表示难以判别。蒋燕说，有的学校教师无奈之下想出了一个办法——学生只要经济上不困难，就多考证；看证书上有没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带有国徽的印章。但是，有些学生按该“办法”考到手的资格证书，在选择一些行业系统就业时也不好用，甚至有的系统只认本系统或相关协会认证的职业资格证。
不只是外贸资格证书认证体系散乱、版本众多。据北京海淀区一家职业资格认证培训机构负责人透露，现在，只要是刚兴起的热门职业，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认证就会迅速跟进，而且每一类认证都会根据市场就业及薪资行情不同，培训费少则两三千元、多达五六千元。比如，物流行业的资格证书有五六种、人力资源管理认证也有近十种、计算机应用技能证书更是多达数十种。“有时，同一个职业，不同部门、不同协会或学会，甚至基金会都会进行相关认证，最多的可能达到十几种，还有的机构到香港注册一家空壳公司后，便开始认证颁发所谓的国际证书。”
不同版本资格证“含金量”没差别
“职业资格证书不是学历证，本应是从事某个职业的知识能力和资格证明。”蒋燕说，“但是，国内的颁证机构在证书标准制定与实施方面，缺乏顶层设计和相互间的分工协调，各机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导致证书种类繁多，而且不同机构的证书标准交叉重叠。”
以国内的外贸单证岗位为例，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虽然有3家机构具有颁证权，但对于外贸单证颁证的能力要求几乎接近：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企业合作协会启动的国际商务单证员证书认证考试，证书能力要求包含国际商务单证基础和缮制2项；2011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外贸单证员证书认证考试，主要考查电子缮制单证能力；2012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启动的助理国际贸易单证师证书认证考试，考查内容与前两种基本相同。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职业资格制度写入劳动法以来，对提高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素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证出多门’，使认证培训和考试太乱、证书太滥，甚至出现假冒权威机关组织所谓职业资格考试并颁发证书。”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分析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人才市场竞争激烈、就业者“唯证书至上”心态，以及职业资格培训市场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
“作为一种职业资格认证，混乱的认证市场对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负面影响较大。”蒋燕认为，由于资格证书颁证机构多，证书版本多，证书能力要求交叉重复，一方面使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相应的人才培养没有统一的标准遵循，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绝大多数资格证书缺乏明显的能力分级，使职业院校专业培养目标整齐划一，相关专业的学生难以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训练。
资格证书“证出一门”何以难实行
对于目前国内职业资格证书“证出多门”现状表示担忧的，不只是职业教育界，企业也颇有微辞。
“现在社会上各种认证太多了，导致如今的职业院校学生误以为考的证书越多，就业的选择空间越大。实际上，证书只能说明一种资格，并不完全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澜海源创管理咨询公司总裁师文静说，“我们公司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首先看的是学校，其次看专业，再其次是看学生是否具有和招聘岗位相关的实践经验，最后才是看学生手持的各种资格证书。”
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已达1000余种，主要分为通用性较强的人事类职称证书、以技术等级为主的劳动类证书和针对各行业专业特点与需要设置的职业资格证书三类。有关专家据此估算，当前我国职业资格考试产业链的经济总额已超过3000亿元。
蒋燕认为，国家应有一个牵头的部委，来广泛调研国内外未来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统一规划中国职教证书体系、中国外贸证书体系；从顶层设计上，可以通过引入与主管部门没有利益交叉的社会第三方机构统一认证，解决当前各机构各自为政、证书混乱、人才培养规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才培养质量与企业需求及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问题。
针对考试太乱、证书繁多、重复交叉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07年就曾下发文件要求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清理。原定用4个月完成的清理行动，却持续进行了5年，直到2012年5月才向外公布了第一批纳入公告保留的265项职业资格证书认证。其中，职业准入类36项，包括注册咨询工程师、教师资格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准入类职业资格33项，焊工、农机修理工等技能人员职业准入类职业资格3项；有职业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229项。但是，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认证体系目前依然没有形成，“一证多门”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改革只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这个问题治理起来并不难。”秦希燕建议，现阶段，要规范职业资格制度，既要提高立法层级，制定专门的职业资格制度法，也要多部门协调配合，清理资格证重复设置、多头设置，同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治理违规设置职业资格乱象，最终实现“证出一门”。
说起“瑞士制造”，人们立刻会联想起走时精准的瑞士钟表和功能齐全的瑞士军刀。是什么支撑着高质量、高信誉的“瑞士制造”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瑞士具有完善而高效的职业教育体系。
瑞士的职业教育
瑞士的职业教育体系由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组成部分构成。
中等职业教育的学制分为二年、三年或四年。学生毕业后分别获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联邦职业教育证明”、“联邦中等职业培训证书”和“联邦职业高中会考证书”。在课程设置上，学生每周有一到两天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三到四天的时间在企业进行实际操作，当学徒。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指应用科学大学，是瑞士政府于1996年将散落于各地的40多所高等专业院校合并而成。全联邦共有9所，其中公立7所，私立2所。凡在四年制职业高中毕业并获得“联邦职业高中会考证书”的学生可直接被应用科学大学录取。
瑞士职业技术教育呈现“四高”特点：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学生比例高，瑞士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二是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高。三是掌握技能的职校毕业生收入高。四是社会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认同度高。
职业教育对瑞士的贡献
提高附加产值，促进经济发展。瑞士资源贫乏、国土狭小，在艰难的历史阵痛中，瑞士人认识到，在一无原料二无能源的情况下，只有靠高素质的能工巧匠创造产品的高附加值，才能使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目前，瑞士95%的原料和能源以及65%的消费品靠进口，经过加工，其中70%-90%的产品被增值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
保证青年就业，增加社会稳定。由于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加之职业学校毕业生职业技能熟练，很快能够适应企业的岗位要求，因而瑞士社会就业率极高，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4%之间，是瑞士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创新创业教育，奠定竞争实力。瑞士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在各项排行榜中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而职业技术教育在国家创新竞争力中在如下四个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职业教育是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二是职业教育培训内容中融入了创新创业教育。三是应用科学大学注重应用型研发，在提升社会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职业教育的瑞士经验
国家扶持，立法保障。瑞士各界很早就对“高素质劳动力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达成共识。1848年，瑞士联邦宪法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明确联邦政府和公有企业有资助职业教育的责任。1930年，联邦政府正式颁布《联邦职业教育法》。该法对职业学校的建立、教学大纲、教师资质、考试组织、资格证书颁发和职业教育研究等作出系统性规定。2004年又根据形势发展修订了该法。各级政府在财政方面也对职业教育进行“政策性倾斜”。
“三位一体”，地方主导。瑞士《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由联邦政府、各州和行业协会“三位一体”共同管理，由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资助。其中联邦政府负责职业教育的全面规划、资金监控、教学质量评估等。各州负责职业教育方案的具体实施和监督，统筹“校企合作”，发布学徒岗位信息，制定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等。行业协会负责基础职业培训，提供实习场所等，并对职业教学大纲和考试标准提出建议。“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明确了职业教育领域的分工和职能划分，州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作用更加凸显，有助于各州“以我为主，因地制宜”地确立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方向。
校企合作，注重实践。在瑞士，与职业学校合作是企业求之不得的事情。学生实习不仅是免费的，还可以从企业得到一定补贴。对企业而言，接收实习生可以得到税收减免和技术熟练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校企合作令学校、企业、学生共同获益，真正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的“无缝对接”。
制度完善，兼容开放。瑞士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衔接顺畅，兼容性强。学生可从自身条件出发，灵活选择升学道路和发展方向。例如，“联邦职业高中会考证书”获得者可直接升入应用科学大学，如果通过大学能力测试，亦可进入普通大学深造。而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经过一定的实习亦可进入应用科学大学学习。
观念先进，注重实效。在瑞士国民的人才观中，经过严格的实践培训，具有一技之长，能够满足工作岗位需求的人就是人才，并不是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才是人才。而高学历的“屈尊低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浪费。
严格选拔，保障师资。职业学校的师资有严格的任职资格要求。应聘者应有相应的学历、企业工作经验，并修完教育学、心理学及教学法课程。此外，教职人员必须定期接受在职培训，完成指定课程，获得相应证书才可以继续在行业内任教。（作者系中国驻瑞士使馆教育参赞）
编者按：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高考将推出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种模式。全国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缘何提出“高考”？会否加剧社会歧视？分类高考否能引导“因材施教”，能否真正分流人才？技能型高考人才如何实现上升通道？光明网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
熊丙奇，1972年7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分类高考不是高考改革最具突破价值的地方
光明网：您怎么看分类高考？
熊丙奇：现在提出两类高考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所提到的高考改革思路。纲要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新体系，现在提出的分类高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增设技能型人才高考，主要是针对高职院校的高考，采取和普通高等院校不同的方式。按教育部的设想，未来可能有更多本科院校以高职教育的身份参加招生。实际上这样的考试在有的省市已经实施了，比如高职单考，高职单招以及高职自主招生。这几种考试模式中，都是语数外等文化知识占比相对较低，另外还加上技能测试。这样的考试模式对选择技能教育的学生来讲，会进一步拓宽他们进高职院校和普通院校的机会，适当地减轻这些学生知识学习的压力，进而有更多时间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技能。
光明网：分类高考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改革有多大影响？
熊丙奇：分类高考在高考改革中并不是一个难点，也不是最具突破价值的地方。众所周知，当前，社会对高职院校的招生关注较少，部分高职院校甚至是本科的职业技术教育的院校，已经很难招满学生，甚至遭遇零投档，所以分类高考可能影响的范围就是中职学生和准备报考高职的一些普通高中的学生。
对于其他准备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来说，分类高考并无太大影响。事实上，从整个社会关注来看，影响中国整体技术教育较大的的还是普通高考。因此，怎么进一步对普通高考进行改革，才是应该关注的焦点。普通高考怎样打破一考定终身，怎样改变单一分数评价体系问题等，现在都面临各方面的利益纠结。相对分类高考，这些改革才是更加要啃的硬骨头。
要警惕职业教育走入学历导向怪圈
光明网：高考分类能否倒逼职业教育畅通其上升渠道？
熊丙奇：从分类高考的角度看，确实可能会解决职业教育学生上升通道的问题，之后，中职学生可能有更多机会进入高职和实行应用基础人才培养的本科院校，甚至会开设相应的职业教育的硕士点、博士点。但实际上，现在我国职业教育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上升通道的问题。畅通上升通道本身只是一个学历导向，并不能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事实上，职业教育本身的教学模式必须以就业为导向，所以对职业教育而言，应该关注的是中职期间、高职期间应该怎样培养有特色的高职学生，而不是告诉学生你上中职以后可以升高职，然后就要按照高职的入学要求，准备相应科目的学习。否则，极有可能会导致以升学为导向，正如目前的部分三本院校，一进学校就告诉学生要考研，以考研率追求学校的办学成功，把学校办成考研基地，无法实现有价值的职业教育。
必须改变单一的高校评价模式，给予高校完全自主招生权
光明网：目前增设技能型高考会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熊丙奇：技能型高考实际上是知识加技能的考核，录取的时候也还是从高到低排序录取。也许初衷是想强调技能，但这个技能可能只是卷面上的技能，这样下去，技能教育会走歪。所以，归根结底，分类高考是只是增加一个考试类型，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给予高校自主权。
所有高校都应该实行完全自主招生，而不能只是简单的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排序集中录取。每个院校，不管一本、二本还是高职院校，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办学特点、办学标准来提供对学生报考该校的学习成绩、实践活动等要求。然后在录取过程中，进行独立自主的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只有这样，分类考试才有效果，甚至可以为之后的各类教育平等创造基础。否则，单一的高校评价模式下，名校一直在前面，高职院校永远在后面，那职业教育的学生肯定觉的自己是低人一等的。
职校与普通高校学分互认是两类教育实现平等的良方
光明网：有一种看法认为，分类高考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歧视和不公，您怎么看？
熊丙奇：当前，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中，职业教育学历比其他本科院校要低。因此，职业教育的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经常遭遇学历歧视。即便现在职业学校的学生就业情况还不错，但是这些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学历劣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通过深层次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分类考试。
分类高考还可能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告诉学生，技能型高考是低人一等的高考，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条普通高等教育体系，而普通高等教育是高一等的体系，走在上行线上，职业教育的学生则在下面，这是尤其要引起注意的大问题。
在国外，技能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条平行线，是有着同样机会的两个类型。在求学过程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学分互认的，接受技能教育的学生，中途可以进入普通学校读书，普通学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觉得适合技能教育也可以进入职业学校，这就是平等的关系。此外，在毕业后参加工作时，学生选择技能型工作或者其他行业的工作也没有过大的差距，不会造成身份不同位不同等问题。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更好的发展。
所以，我建议要建立教育的流动机制和学分互认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都提到这个问题，但现在这个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只是单项认同，高职认可普通教育的学分，但是普通教育并不认同职业教育，所以，怎样达到互认是今后两个教育能否实现平等的大问题。
必须提防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貌合神离”
光明网：有关负责人指出，要把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但现实中的情况是，很多高职院校想方设法转为本科院校，如何吸引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
熊丙奇：在我国，高职还被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类型，现在，一些升为本科的院校总觉得办职业教育层次太低，不够“高大上”。所以，要使本科院校转型办职业教育还会面临很多困难。
现在教育部门说，已经有一百个本科学校报名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名的学校是根据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自愿来转，还是只是想获取这个政策的经费投入才去转型？很有可能有些学校只是觉得这个项目有笔钱，想把钱拿到，套国家的拨款。
所以，要想吸引本科院校转办职业教育，必须针对现在职业教育最本质的问题来开刀，也就是必须打破单一的高校评价体系。现在，政府有很多行政评价项目，如985，211，一本二本，这样我们就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此外，还会根据学校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有多少院士，来评价学校的好与否。正是这种对大学的评价导向，导致现在很多职业院校想方设法升本科，一方面是为了要学历，另一方面是追求“高大全”。部分职业院校设想做学术研究，甚至想去建立硕士点、博士点，学科也想办的齐全，不安于本身的定位。
所以，我们评价学校的标准必须变，按照学校的不同类型去评价学校，在各个类型中都办出一流水平的大学，才能让学生进行选择。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本科院校就不可能真去转型做职业教育。如此一来，极有可能出现现在报名转型的本科学校在拿到资源后，还继续坚持功利的导向，转型也只是“貌合神离”。（光明网记者宋雅娟采访整理）
（原标题：熊丙奇：要警惕职业教育走入“学历导向”怪圈）
大众化背景下，高职如何育人
编者按： 如何在大众化背景下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育人体系建设工作，这既是高等职业院校的历史使命和共同任务，也是社会共同关心的大课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探索形成的“千日成长工程”，建立起全程整体育人、立体育人工作机制，值得高职院校思考借鉴。
助推学生“千日成长”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提出学生“千日成长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全程育人的形象比喻，把高职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三年大约1000天左右的时间，整个设计成一个包含课堂学习、课外活动和顶岗实习的育人工程：一年级“金院学子”，突出学业规划，强调懂做人；二年级“系部学友”，突出职业方向，强调精专业；三年级“行业学徒”，注重实践能力，强调会做事。在一定意义上，“千日成长工程”启发广大学子的行为自觉和健康成长，是一个体现全程育人、全面育人、全员育人和全体教师面向全体学生的立体化育人体系。
学院实施的“千日成长工程”，经历了几十年前期探索和积淀。学院前身浙江银行学校创办于1975年，办学以来，一直致力于倡导并积极建设良好的学风教风，实施“‘严、爱、细’工程”，有力地推动了育人工作的开展和育人体系建设，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金融才俊，学校初步享有“金融黄埔”和“行长摇篮”的美誉。
2000年，学校升格办学后，学院党委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色出发，积极探索育人问题，确立了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职教育宗旨，提出“做学生欢迎之师、创社会满意之校、育时代有用人才”的价值理念，倡导“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积极构建“关爱学生进步、关注学生困难、关心学生就业”的工作体系。
2006年，时值入选国家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际，学院在全国率先提出示范建设最终要使学生受益的理念，在业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推动了幸福建示范、开放建示范、合作建示范机制的实现。
2010年，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后，学校提出了巩固深化的一系列举措，其中的重点就是以生为本办学理念的落实，学生“千日成长工程”应运而出，从试点到全局，不断推向纵深。
科学实践“千日成长”
“千日成长工程”作为以高等职业教育三年学制为设计基础，将教与学、始业到毕业、就业到人生发展肇始加以整体思考和探索的工程，在实践中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健康成长的过程。“千日成长工程”强调要培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健康乐观的精神状态，我们实施“千日成长工程”的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佳品。
第二，天天成长的过程。千日成长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更在于过程。我们要通过工程的精心设计和有效推进，让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天天成长、千日成长，从点滴做起，积小胜为大胜、积小成为大成，以坚实脚步成就巨大进步。
第三，人人成长的过程。身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我们不仅要注重全面育人、全程育人，更要面向全体育人。用教师的全心培育和影响全体学生，力争有确保99%的毕业生、99%的成长率、99%的成功率。
第四，全面成长的过程。人的发展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我们要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职业化专业技术人才，要使学生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心素质，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倡学生有特长，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应用能力。
第五，快乐成长的过程。我们要营造一个健康和谐温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让我们的全体学生能够在金院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健康快乐的学习和生活，真正做到千日成长、幸福成长、快乐成长。
第六，持续成长的过程。人生是一个长跑，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一般都已十八周岁，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掌握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的科学方法，提高辨别是非、适应社会的聪明睿智。也就是说，通过有效养成，我们的每一位学生（至少是大部分学生）自觉的成才，并在今后的岗位上持续发扬光大，让学生终身受益。
构建立体化育人体系
“千日成长工程”从形式上看是一个时效性比较短暂的工程，从主体上看似乎也只是一个学生成长发展的工程，但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人、造就人，必须强调各方工作的互动共建，教学做相统一、相协调。
坚持贯彻以生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学校充分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就是要把为了学生、提高学生、培养学生、实现学生在校期间的最大增值并具备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真正解决学生之急、成就学生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学生的利益和学生的发展。
研究需求把握规律。要真正确立学校面向社会需求、专业对接产业需要、课程对接职业岗位的思路，既研究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时期专科层次高职教育相关行业和企业的人才需求和特点，又研究当今青年学生的认知状况、学习特点和规律，把握职教规律，把现实有效的需求推进课堂、引入教学实践中来，遵循教学规律、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推进全校统一行动。“千日成长工程”看似一个单一的过程，其实更具立体性和综合性。要综合学生、教务、宣传等各部门力量，要激励广大学生自觉、引导全体教师参与、职能部门设计规划、系部学院结合专业特色精心组织实施，学校高层协调指导，形成广泛参与、覆盖全体、着眼育人的良好局面。
研究长远发展。“千日成长工程”不仅仅作用于学生1000天的成长，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更关注未来，结合校友会、学生发展中心的工作，加强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推进学生千日成长、长期实践、终身受益。在这一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135791”的规划，即一年熟悉岗位、三年成为骨干、五年成为主管、七年顺利优岗、九年初成事业、一生平安幸福。
职业教育，值得期待
说起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个人和家庭的，还是对于企业和行业，或者对于社会和国家，绝大多数人会异口同声得出这样的结论：太重要！是产业的基础！是经济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必需力量！是国家均衡发展的支撑！
但是，一旦说到职业院校的实际地位和真实困难，要解决那些挡在中职、高职院校面前的发展障碍，要消除那些社会上对于职业教育或明或隐的轻视，要真金白银地拿出力量来发展职业教育，为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的人才资源建设和备份的时候，总有些意想不到的意外情况出现，总有这样那样的争论扰乱决心。
于是，我们的职业教育陷入一个怪圈：都说重要，但却缺乏真正系列化的重视；都说困难，却又见不到解决困难的真知灼见和持之以恒的坚持。于是，职业教育在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视为教育的另类。不仅家长学生选择职教有些不情不愿，就连与职业院校有着天然联系的行业企业，在与院校合作中，也是半热半冷、若有若无。对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种种坎坷和艰辛，职业教育人甘苦自知。
当然，职业教育有着源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师资、设备、实训、生源等等都有着历史欠账造成的短板。这些都制约了职业教育能力的发展和提升，对于整体经济的人才贡献率也的确存在缺口。另一方面，在世界产业和经济竞争越发一体化和白热化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力不从心，反过来也再次制约了职业教育话语权力。
但是，职业教育真的不能被打入另册，更不能悄然无声。
这不是长久沉默之后的一次嘶喊，而应该是内外发展能量挤压下的一次应力拉升，更是长期跋涉后的一次喷薄奋发。
中国职业教育曾经创造过辉煌，不仅行业产业工人来自职教，即便高级管理者也都有中职中专的起点经历，“老中专”仍然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曾经骄傲和如今一种对照的标杆。如今，中国社会的成熟让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定位日趋理智也明智；中国职业教育在数量和统计上，也的确占据了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半壁江山，有了向上延伸的积淀和基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倒逼压力传递着“不进则退”甚至“不进则废”的强烈信号。
有人说得好：“职业教育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候了！”“多少年的探索和尝试，终于有了突破的希望。”
这个时候，这个希望，在2014年开春的季节，的确让人看得很清晰，也让人看得有些激动。
确立了战略地位，明确了体系方向，提出了措施步骤，产生了知难而进的决心，不由得不让人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充满希望。
当这一切步步落实，假以时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职业教育，的确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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