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学,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职业中学迎来了169名新同学,至此,该校的在校学生达到空前规模,全校全日制在读学生有531名。
为了这169名新生,学校招生就业培训部主任禹中昌这个暑假可没闲着。“进门入户做工作,暑假期间几乎走遍了全县所有乡村,脚掌都脱了一层皮。”禹中昌感慨。
泾源职中的招生工作一直如此,每年两个假期,老师们都要深入全县各乡镇,挨家挨户摸底、做工作,动员学生进入职业中学就读。“要是不下去,就没人上(职中)了。”禹中昌说。
泾源县位于宁夏最南端,六盘山腹地,全县辖4乡3镇109个行政村,总人口12.68万。该县位于六盘山集中连片贫困带,是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4597万元。
泾源县唯一的职业中学成立于1984年,长期以来,职业中学因为生源严重不足,一直承担普通中学教学任务,直到2009年,才从普通中学转向职业中学。
“无米下炊”:
生源问题长期困扰
2003年,泾源县骨干教师马文选调入了泾源县职业中学,并担任该校副校长。
“那时候还没有职教,办的只是普通初中。”马文选说,当时泾源县城两所普通中学初中教育办学紧张,就把一部分生源分流到职业中学,由职业中学承担一部分初中教学任务,而职教本业由于生源缺乏,却一直没开展起来。
到2006年,国家出台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泾源县的职业教育才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2009年,最后一批初中毕业生送出校门,职业中学再一次回归本位,办起了职业技术教育及培训。此间,2008年9月,马文选也升任职业中学校长。
“生源缺乏,现实的处境是无米下炊。”较之办学条件差和师资力量不足等困难,泾源职中从初中教育回归职业教育,马文选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生源匮乏。
在泾源县,有相当一部分初中毕业生流向银川、固原等地的高中就读,全县高中生规模多年在800人左右徘徊,为了维持高中教育,泾源县多年来都实行上高中不设门槛,只要愿意,不论中考成绩如何,都可进入县城高中就读。
“和高中抢生源,我们没有优势。”禹中昌说,在大多数地方,初中毕业生在高中没录取上时再进职业中学读职高,人口本来不多,泾源在高中教育规模日益萎缩的境况下,进县高中不设门槛,这使职中的生源成了大问题。
“观念没转变也是重要方面。”禹中昌每年招生都要给家长做工作,不管有没有潜质,大多数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高中,希望能上大学,而对进入职业中学就读兴趣并不大。
令职中生源雪上加霜的是,为了扶持高中教育发展,泾源县于2011年实施了高中教育免费,凡是在县高中就读的学生,都可享受学杂费的减免,泾源学子接受高中教育不再需要自家花钱。
“必须要让群众看到上职中的好处。”每次下乡去做招生动员,禹中昌都要向村民们介绍接受职教的好处。“算时间账、培养成本账和收益期限账。”禹中昌说,把这些账算清楚了,才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中学。
内部培训外面聘请:
破解“双师型”师资难题
为了切实让职教生看到希望,得到实惠,近年来,泾源职中根据市场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先后开设了农学、林学、商务外语、计算机应用等9个专业,同时,还以联合办学的方式,开设有幼儿教育、机电一体化和电脑艺术等专业。
“没有好的出口,职教的吸引力就没有了。”搞职业教育10年,马文选清楚地认识到,在泾源这样的贫困地区办职教,必须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否则,很多农村孩子宁可去打工也不去上学。
泾源职中多年承担普通初中教学,师资力量以基础课程为主,办职教以来,有一批面向市场的技术性专业开设,如何正常开展教学工作,一时成了马文选的新课题。
泾源职中目前有44名教师,编制满员。其中有20名教师在教学一线,其他从事招生、就业及后勤等工作。20名一线教师中,大部分教师多年来一直承担初中语文、数学和英语的教学任务,另有个别音、体、美教师。
由于编制已满,新人进不来,马文选只能一方面加大现有教师的培训,同时,在相关行业企业外聘教师担任专业技术课的教学任务 。
马建新是泾源职中资深的语文教师,为了能适应学校发展的教学需要,这位有十几年教龄的中年教师接受了学校组织的电焊技术的培训,在承担语文教学的同时,他还带了几个班的电焊技术教学。
“都是半路出家,逼出来的。”马文选说,可能老师们起初并不适应这种转型,但这是形势所迫,也是学校发展的需要,现在已经有一拨老师完成了向“双师型”教师的转变,“上讲台能说会道,进工棚技艺精湛“。
泾源职中的外聘教师来自相关行业企业,如有需要,学校就聘请他们前来授课。“这是不固定的,有些专业今年有明年就没有,也就不外聘了。”马文选说,由于生源不稳固,学校按照不同专业的招生规模办班,有些专业今年开得起,明年可能因为生源少开不起,这样外聘老师也不固定。
“我们还开展联合办学,借助优质资源,提高办学效益,开辟就业渠道。“马文选介绍说,这些年,泾源职中还与山东、天津及银川等地的职业学校开展联合办学,在泾源职中接受一到两年的基础课程学习后,送学生到这些地方的学校再深造,有意愿的,毕业后可直接在当地推荐就业。
走进田间地头:
给群众送去看得见的好处
长期承担普通初中教学任务,泾源职中2009年开办职教时,实验设备仅有十几台电脑和电焊机,没有一间实训教室,远远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办学的需要。
近年来,马文选除了负责学校教育教学方面的事,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资金,改善办学条件。2008年以来,累计争取各类项目资金1000余万元,完成了实训楼、学生宿舍、校园文化工程和“世行贷款农民培训与就业”等项目,建成了8个职业教育实训教室。
“办学条件改善了,就能拓展业务,扩大办学规模。”短短3年的建设,泾源职中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提高,如今,该学校除了全日制职高,还开展农村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和工勤人员等方面的培训。
禹中昌介绍,中职教育国家按生均拨款,由于泾源职中学生少,这部分的收入维持学校运转比较紧张,近年来,通过和农牧、扶贫等部门合作,职中开展技能培训,可以有一笔培训费的收益,以填补学校费用。 在泾源职中办公楼,记者也注意到,一面墙上悬挂着各种授权培训点的招牌。
“学生的校服、被褥都是免费的,甚至来往学校的车费都能报销。”马文选说,上职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村的孩子,贫困生居多,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学校每年拿出一部分其他渠道挣来的钱,为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这方面高中并没有提供,这也成为吸引生源的一种做法。
由于技能培训一般按人头付费,职中一方面在校本部承担相关行业固定的培训,同时,还深入乡镇,走进田间地头,动员农民参加技能培训。
“把电焊培训班办在农家小院,很多农民就可以现学现卖。“禹中昌说,农民对得不到实惠的培训并不积极,只有看到了好处,才会前来参加培训,为了让农民看到好处,得到实惠,每年冬闲,职中的老师就会组成小分队,穿梭在全县的各个村落,举办各种群众需要的培训班。
据了解,大多数情况下,有关部门和职中签署培训协议,协议明确有多少人要接受培训,具体工作由职中组织。禹中昌坦言,每次组织老师下乡搞培训,有些乡镇并不热心,而老师们自己动员也难奏效,有时候还得给村干部准备点礼物。
“没办法,还得靠他们,我们才能办班,才能拿到培训费。”禹中昌感慨。
“现在不搞花架子,来家门口培训,确实能学到一些技术。”泾源县兴盛乡农民马力明一直在山里以放羊为生,生活过得很艰辛,从去年接受了职中老师在村里开办的电焊技术培训后,他在县城开了一家电焊铺,如今,“像坐办公室的一样,按时上下班就行了”,马力明每个月就能挣到3000块钱,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了。
虽然比以前办普通教育困难多,更辛苦,经过一个阶段的摸索,马文选也逐渐觉得,只要贴近社会需求,给群众服好务,让更多的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泾源职业教育仍然大有可为。
信息技术激活了传统课堂
——二○一三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现场侧记
■本报记者 张婷
选手们时而触摸电脑屏幕,展示三维动画模拟出的汽修、机电等实训场景;时而播放视频,重现学生通过这套信息化软件学习时的情形;面对评委提问对答如流,理念清晰……
这是记者日前在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上看到的情景。选手们的自信表现赢得了大赛评委、企业代表们的肯定。
模拟实训、游戏化习题,信息技术让传统课堂焕然一新
10月19日下午1点20分,在中职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现场,来自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校的王洋老师正在介绍他的作品——电子技术应用实训软件。
“线路图纸难识别,焊装过程易出错,电子技术应用这门课程对中职生来讲并不容易。我和我的团队尝试着通过信息技术,整合教学资源,达到直观、动态展示教学难点,实现课堂即时练习、即时指导等目标。”王洋说。
淘金游戏是王洋作品中的又一个亮点。“90后的学生热衷电脑游戏。为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我将实训任务设计成游戏,学生们分成小组,分别扮演组装工、调试工和检修工,自己动手完成电子作品。”
25分钟后,王洋顺利地结束比赛,完成了作品介绍、现场排除电子钟故障和回答评委提问3个环节。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吴建宁一直在默默关注着选手们的表现。作为这个赛项的出题人之一,吴建宁表示:“与往届大赛相比,这次老师们的作品信息化技术水平更高,与教学的融合更为紧密。从将某一节课的教学信息化,到现在的重建整个课程,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课堂。”
学习动画、运用C语言,信息化大赛让教师成为“技术达人”
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设计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选择通过信息技术改变课堂?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麻海东老师的回答是,信息技术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教与学的互动更加自然、频繁了。
对此,麻海东有亲身体验。一次,当他尝试着在课堂上运用动画视频后,他发现来蹭课的学生多了。此后,麻老师开始学习信息化技术,动画制作、C语言都成为他的新课题。“90后、00后的学生在信息时代成长,如何吸引他们?教师必须融入这个时代。大赛让我走出井底看世界,同行们的作品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
作为2011年一等奖的获奖选手,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刘跃鹏再次被邀请到大赛中来。如今他已成长为学校机电系主任,“是信息技术点亮了我的课堂”。
“学习新东西是艰难的,有些老师会排斥,认为传统课堂也能解决问题。但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实训设备不足、理论讲解枯燥,这些都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刘跃鹏的自身体验是,通过信息技术,比如仿真实训的建立可以解决一部分实训问题,大大节省了办学成本。他认为,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是职业院校教师的重要能力。
今年,大赛组委会发放了2万份问卷。调查显示,90%的教师会应用大赛的作品及相关成果,60%的教师开始主动参与信息化的科研课题,使用信息技术教学的教师讲课时间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摸索中达成共识,教师要成为信息化的主人
开赛当天,大赛评判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程建钢重申,大赛不能只看热闹、炫技术、比花钱,评判的核心应是教学设计。“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新技术必然会改变我们的课堂。在国外,反转课堂成为一种趋势,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在课上讨论作业,这些变化以后也会出现在我们学校。我们要研究它,同时又不能被新技术所‘绑架’,而是要科学地思考如何通过利用技术实现教学目标。”
程建钢认为,技术只是工具,专业的教学改革才是大赛追求的目标。4届大赛以来,程建钢一直在推动评委队伍调整工作,增加专业评委,对那些只看重技术的教授,坚决请出评委队伍。“我们要求评委在今年的提问中必须紧扣专业教学改革。”程建钢说。
凤凰创壹软件公司高级商务经理王星然,这几年一直参与教学软件的开发与制作工作。“早期,我们的教学软件开发走了许多弯路,增加过多的技术手段反而成为课堂的累赘,教师不爱用,学生不爱看。”后来,公司的技术团队加强了与教师的合作,请教师写脚本、提要求,技术人员来实现,反复磨合,找到了职业教育运用信息技术的窍门。
信息技术不能脱离教学实际而存在。如何找到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的结合点?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扬南说,信息技术让课堂变得鲜活,让学生更加热爱学习。这就是现实与逻辑对接最好的点。
“ 我们算是大学生吗?”
当大陆无数的专科生为身份归属而纠结,持续多年上网留帖发出同样的质疑时,在台湾,技术院校力压台湾大学等高等学府,拔得“最受企业欢迎高校毕业生榜单”头筹。
两千多年前,孟子的一番话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定下了尊卑之序,他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多少年来,很多人觉得,寒窗苦读十多年,站在庙堂策论天下才算是高人一等,而有着一技之长的渔民樵夫,则处于江湖之末。
虽然文化同属一脉,但职业技术教育却在海峡两岸间演绎出不同的风景。
大陆 绝少官员孩子上高职
台湾 父母当院长的不算少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
2013年4月,面对媒体采访,有“炮手”之称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甩出一个“炸弹”,震动了舆论。
可以说,职教身上有着浓厚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的色彩。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民工子女占了八成,而近三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
职教不受待见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求职饱受歧视,考公务员也有诸多限制,绝大多数职位留给本科毕业生,大专学历可以报考的职位,少之又少,且多属于鸡肋型岗位,要么偏远,要么是“清水衙门”。
近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原人大校长纪宝成以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场上,他对此种门槛打抱不平,“所有国家机关的公务员都需要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吗?不是这样的。”
说这话时,纪宝成站在演讲台前,显得有些激动。面对着穗台两地100多位校长、学者,他声音沙哑又有力。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要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取消对职教的限制,做到职教与普教一视同仁。
其实儒家文化讲究“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很有市场。对民众来说,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职教又如何不受歧视呢?这种观念也影响着台湾市民对职教的评价。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开始发展职业教育时,职教还是被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那时候,我们都把读职教的人叫做‘黑手’,因为他们工作双手都很脏。”朝阳科技大学校长钟任琴回忆说。
而后台湾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人们回过头看,发现这个时期贡献最大的,便是技校毕业的劳动者。这触动了整个台湾社会对职教的评价转型,职教身上背负的“歧视”色彩慢慢褪去。反映在仕途文化上,便是公务员系统对职教学生敞开怀抱:报考公务员初等考试时无学历限制,年满18岁即可。
“五年前,在台湾就不存在什么歧视了。”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钟任琴,混迹政学两界多年,他说,“像现在,五院(“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院长的孩子读职教的,不在少数。台中市国民党主任委员的儿子就读我们学校。”钟任琴说。
大陆 缺乏荣光不好科研
台湾 多做科研力争一流
今年6月,在初中生毕业升学的时段,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再次强调,当局重视职教教育,“希望更多的孩子进入职教体系”。
在此前,马英九就促成了一个政策层面的诱因,让所有高级职业中学的学生免费入读。
说起高级职业中学,大陆的人们可能较陌生。与内地一样,台湾也是在初中生毕业后才开始分流,选择进入普教或者职教体系,这分别对应高中和高级职业中学。
读完高级职业中学后,学生可以直接报读四年制的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属于本科层次的高等职教院校),又或者“曲线救国”,先读两年制的专科学校,再考两年制的技术学院或者科技大学,以取得本科学位。
在台湾的官方定义中,职教与普教是平行的教育层次。高中生与高级职业中学的人数比例,基本持平。三十年前,这个数据还曾达到3:7,高职系统学生远超半壁江山。
反观大陆,职教被设置在普教之后。7月份,纪宝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高考录取一本、二本、三本之后才是高职,高职录取分数很低,高职院校缺乏光荣感、自豪感。”
外界在职教学生身上贴起“高考失败者”标签。以至于大陆这些所谓“失败者”聚集的院校,甚至失去了搞研究的勇气。
“说起产学研,好像只有普通高等教育学府才配说搞研究,我们高职院校,也就只有产跟学了。”广东某职业院校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听到这,钟任琴就犯嘀咕了,他摊开双手反问:“谁说职教就不用做研究啊,如果是纯教学,职教老师跟国小老师有什么区别?”
在台湾,职教院校做研究是普遍性的事情。钟任琴举例说,近年朝阳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教授们带着研究团队,在几千只雌性昆虫身上,摘下定义性器官,提取性荷尔蒙,批量生产成细条状诱捕器,挂在树上,雄性昆虫被吸引过来就落网了,不用撒农药就可以除虫。这一技术一量化生产,成本仅为欧美同类产品五分之一。
“普通大学做基础、理论性的研究,我们职教院校,则会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不搞研究开发,职教院校就真的是二流选择了。”钟任琴说。
大陆 忙着换牌子求升级
台湾 老师任顾问提实务
“学士多过狗,博士满街跑”。这句流传台湾各界的戏谑笑话,说的就是台湾职教体系中,深藏许多博士老师。每天,有不少博士老师辗转企业和学校之间,这一刻站在讲台旁边授课,下一秒则出现在企业实验室。由于台湾中小企业缺乏技术研发人员,不少职教体系的博士老师,会被邀请去当顾问。
一般的操作手法是,院校与老师签订协议,继续发工资,但老师需要回学校义务上一门课,把企业的案例带回来,数年后老师重返讲台。在台湾资深教育人士眼里,这是一种双赢,博士老师为企业提高产能,创造利润,企业则为老师解决实务平台。
这样不怕老师跳槽流失吗?“台湾诚信文化比较好,老师一般不敢。就算流失了,也是一种力量扩散,老师们会带来实习机会,创业时,也会带上学生一起做。学校就受益了。”上述权威人士称。
台湾的职教院校忙着提升教师队伍实务能力,与此同时,大陆广袤土地上的不少院校,却忙着更换牌子,将中专变大专,大专变本科,本科变研究所。
纪宝成对此的解释是,受官本位观念的驱动,“中职变高职,行政级别由正处级变副厅级;高职升本科,行政级别由副厅级变正厅级,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领导干部。”
台湾与大陆在职教体系的分野,确实有着不小的落差。
“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中,台湾行政教育部门前负责人杨朝祥也在场。在杨朝祥眼里,两岸民众在思考模式上接近,台湾职教发展早一点,早些碰到了问题,可以提供给大陆做借鉴,避免走一些弯路,但他也坦言,“两者是互相学习的。”
不久前,国家层面提出,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包括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台湾来说,这无疑是个赶超的信号。
9月28日,中国职教学会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计划单列市职教联盟会议在宁波外事学校举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纪宝成、教育部职成教司司长葛道凯、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明华等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上海、重庆、成都、广州、南昌、合肥等全国各大城市以及各计划单列市、省内各城市的教育行政部门,中高职院校负责人90余人参与了这一盛会。会议由教育局副局长陈文辉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选举产生了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我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当选为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宁波外事学校校长俞毅当选为秘书长。
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是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重要的一个分支机构,是从事城市职业教育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全国性、群众性团体。作为新当选的委员会主任,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在会上对委员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五项目标,着重实施“五个一”工程,即举办一次城市职教论坛,开通一个专属的官方网站,创办一份城市职教的通讯专刊,建设一个职业教育信息资源库,形成一支团结高效协作的城市职教队伍,以及切实做到“五个关注”。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有助于推动各城市职业教育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推动城市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此外,中国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纪宝成在会议中作了重要讲话。作为城市职业教育的老兵,纪会长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概括了城市职业教育发展对于推动城镇化进程,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户籍制度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城市职业教育如何面对农民工群体这一重要命题,发人深省。
会议同时举行了“区域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主题论坛,来自宁波、成都、杭州、青岛、深圳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中高职院校专家为与会人员分享了当地城市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举措、新特色、新成就。作为东道主的宁波,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作了“坚持服务型发展方向、构建区域现代职教体系“的主题讲话。近年来,宁波以深化服务型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主线,积极构建区域现代职教体系,在中高职衔接、中外合作、校企合作、区校合作、职普融通、职成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仍需借鉴汲取其他地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先进经验,学习其他地区的有效举措,共享其他地区的丰富职业教育资源。论坛中,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教授主持与论坛嘉宾进行了互动交流,共同探讨职业教育的现在和未来。
在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会议期间,还召开了计划单列市职成教合作联盟理事会,成立了计划单列市职成教合作联盟。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签署了职成教育合作协议书,为各计划单列市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建立了制度保障。
理事会通过了计划单列市职成教合作联盟章程,确立了组织框架,实行理事会议事制度,理事会由各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分管领导、职成教处处长及职成教教研室主任组成。
理事会由会议承办地教育局分管领导担任执行理事长,其他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分管领导担任副理事长。联盟理事会议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申办或轮流举办,每年召开1-2次理事会会议。联盟秘书处设在宁波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负责人共同签署了计划单列市职成教育合作协议书。
计划单列市职教联盟是由教育部职成司提议,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深圳市等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发起成立的合作机构,旨在为计划单列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资源共享、信息交流搭建一个更加紧密的合作平台。
今年年初,教育部职成司领导在听取宁波市教育局工作汇报时提出,希望成立计划单列市职成教合作联盟,发挥计划单列市先发先行优势,整合计划单列市职成教育资源,为国家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积累经验。根据职成司领导的指示,宁波市教育局组织力量,加紧研究计划单列市职成教合作联盟成立事项。
教育部职成教司司长葛道凯在会后总结指出:联盟今后要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增强职教信心的平台,创造职教经验的平台,破解职教难题的平台,要成为探索职教发展精品道路的舞台,为全国树立样板,破解管理体制难题,校企合作难题。联盟要通过集成、协同、创新等方式,共同搭建有示范作用的,具有引领性的创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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