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于教育界的托管，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是非常陌生的。而发生在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和黑龙江甘南县职教中心的“托管”，至少说明了一点：优质的教育管理，可以带动地方教育发展的现状突破。

托管，激发新期待新希望 

    陈兴娃、容振英和陈卉这三位年轻的女教师，对今年这个新学年的开学，充满期待。 

    “其实，每年都期盼着新学年的开始，想看到校园里满满地都是来报到的新同学，充满热闹、生机和朝气。可是，每次都是失望——一两百人的新生，校园里空落落的，心里也空荡荡的。” 

    不过，今年，她们仍然充满期待：现在，录取工作还没有结束，她们所在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已经录取超过1000名考生。即便按照普遍的60%的报到率，今年，她们可能至少将迎来600多名新生，这是比往年3个年级所有在校生还多的新生人数。 

    “学校在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大二广告设计专业19岁的王大禹对学校现在状态的描述。曾经自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又时常觉得同学实在太少的王大禹，已经被选举为校学生会主席。迎新、招新、带领新同学搞活校园活动，让自己的学校充满吸引力，是他和他的同伴们这几天一直策划的内容。而新的老师和辅导员的到来，打开了他对自己校园的信心：“我们学校并不差，而现在更是充满希望。” 

    学校质的变化，新的期待和希望，发生在一个重大决策之后。 

    成立于2000年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是一所民办高职院校，也是三亚最早的高校。但是，经历几任办学者，学校始终没有起色，租借校舍、口碑也不好。 

    2008年，明道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接手学院，一心想以“立公益不求回报，以教育回馈社会”，征地300亩，投入4亿元建成12万平方米的校舍、教学楼，气势如虹地要把学校办出模样来。但是，生源不佳，偌大的校园、漂亮的教学楼、舒适的宿舍，就是吸引不来学生。甚至连教育部质量评估也不敢申报。 

    2013年1月，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向办学管理素有口碑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求援咨询，齐齐哈尔的管理团队分三批到位三亚，从咨询到示范管理到引导管理，让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渐起变化。 

    2013年11月，双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在3年时间内，实行产权与经营权、举办者和办学者、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用自己多年形成的职业院校办学模式、管理经验和校企合作资源，对同样民办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实行全面托管。 

    连算三次，才恍然大悟自己女儿今年15岁的曹然彬，对于今年各地招生情况却了如指掌，这位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三亚城市职业学院院长，对来三亚托管后的种种压力历历在目：严格的管理、繁重的工作量让习惯旧节奏的教师们不适应，几个月下来离职40人，马上招新；齐齐哈尔的教师团队和高年级学生也马上到位，填补教学空白，并实践辅导员、管理员工作；先后顺利通过海南省和教育部评估；第一次真正实行“全员招生”，紧盯每一个区域学校，真诚服务考生、真实介绍学校，随时把握最新报考录取进度；教师常规培训和暑期新员工培训环环相扣…… 

    面对学院历史上可能最好的新学年，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的举办者，明道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小锋很肯定当初的决策：“如今看来，‘托管’的路子是对的。我们自己有办教育不求营利回报的决心，但的确没有办教育的经验。现在，我们双方约定：将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定位于公益性法人组织，学院的开办资金和全部收益都投入学院发展，绝不抽逃挪用。” 

    这也就是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曹勇安教授在培训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新教师时强调的一句话：“只有文化上相互认同，我们才能实现‘领、导、管、理’，才能共同发展。” 

托管，唤醒沉睡的翅膀 

    与三亚相隔5000多公里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职教中心，同样的“文化认同”正在渗透，同样的“托管”事业也在展开。 

    2014年2月，甘南县人民政府与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将该县职教中心交由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实行“托管”。 

    “就招生来说,职教中心在整个齐齐哈尔市的7区9县中排名前三。去年大约300人，在校生达到586人。过过小日子还可以。”副校长朱小强这样介绍。 

    “但是，照这个样子混日子，是不行的。”主管教育的甘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春峰说，县委、县政府考虑的是：要打破事业单位“公家人”那种得过且过的老脑筋。关键在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多元需求增加，职教中心肩负着为全县提供实际所需多元化技能人才的任务，单靠过日子心理，肯定长远不了。 

    这是甘南县决心把县职教中心委托给身边这个熟人也是职教名人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的基本原因。“政府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就应该购买服务，让有能力的机构来解决问题。” 

    于是，双方在“机构、编制、投入”不变的情况下，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甘南县对职教中心的办学经费、教师工资等年度财政拨款不变，教师事业单位身份也不改变。而且，为支持托管后的职教中心，全县按照每一个户籍人口1～3元拨付职教经费，同时由“办学最正规”的职教中心负责全县的职业培训。 

    “原本以为被民办高职‘托管’后，自己的公办学校教师身份会丢失。一度是很担心的。知道准确情况后，就不再担心了。而且，‘托管’后，收入依据实际工作量和绩效，大家会更有积极性。”在职教中心工作多年的关静说出心里话。 

    “关键是对方‘政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的模式很启发我们的思路。以前一些不会想不会干的事情，现在我们至少敢于去设想、去准备了。”职教中心汽修专业的王海波老师对前景满是看好。 

    感受到“托管”之后这种变化的有当地东风社区党总支书记遇彬：“以前，职教中心是官办学校的作风，从来不到社区来考察、谈合作。自从托管后，发生了质变。职教中心主动联系我们，目前已经为社区开展了两期共120人的‘家政保姆培训班’，解决了40多位50岁大婶大妈的再就业问题。我们已经准备联合社区、乡镇、职教中心，把办学点下到村里去，把‘电焊工’、‘计算机技术’带下去。” 

    甘南县霁朗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高永红就吃到了甜头：“职教中心能培养合作社需要的各种人才，还可以挑！这比向领导张口要人好多了。” 

托管，先行先试也要制度强化 

    在今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规定了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其中“制定积极政策，通过以奖代补、购买服务、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行业、企业和社会筹措资金资源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开发课程、教材等优质教育资源”。已经成为一大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设计。 

    结合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的托管经历，执行院长张振笋认为：走“委托管理”之路，在探索中前进，在总结中提高，是促进资源整合，切实提升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有效途径。 

    教育部职教所所长杨进表示，委托管理，实际就是以先进带后进，以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推动同类教育形态发展。早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第十四章第四十二条就已经明确提出：“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 

    “‘托管’市场很有潜力。”明道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赵青明确感受到选择“托管”对于母体公司是一种解脱，对学院的推动提升成效非常明显。站在一个经营者的立场，他认为：这就需要在市场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托管模式的政策支持，明确教育资源、行政资源对这种模式的认可方式，以进一步发掘教育托管市场的潜力。 

    杨进也认为，委托管理的模式，应该认真探讨、制度化研究。如何规范管理、如何考核评估托管实际成效，还需要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强化制度设计。这样，才既能够推动被托管学校的积极、主动发展，又能够保障托管学校自身在托管过程中进一步积累教学管理经验，加强自身人才储备，把这种教育管理模式在更多层次的教育类型中，给予验证。（本报记者 练玉春） 

优质管理 优化职教 

方言 

    新生报到，打消了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师生们长时间的担忧：2014年学校录取新生1088名，实际来校报到人数727人，报到率达到了67%，这对一所地方高职院校来说，是不错的成绩。而更为可贵的是，托管后第一年的招生，比托管前三年总的招生人数还要多！ 

    学校还是那所学校，城市还是那座城市，换的是托管后的管理团队，以及管理团队按照受委托方的管理经验，为这所被托管学校选择和打造的新的教师队伍，以及由此展开的管理制度。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一所办学多年而发展受困的学校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启示，对于国内很多受制于优质教育分布不均衡的区域来说，包括职业教育在内，托管可以推广优质教育管理制度，也可以推动教育优化发展。 

    而实际上，在很多城市，“总校制”“集团化办学”，正在用类似方式，用一所名校、优校的优质师资、管理措施、制度优势、办学经验，复制或“改装”到附近一大批所谓的“薄弱校”，实现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快速地、有计划地推广到更多的学校，从而在做大总校的同时，也带强一些相对后进的普通学校，虽然也存在一些需要磨合和改进的地方，也许是一种临时性的尝试，但是，其有效性和效率化的成绩，还是相对理想的。 

    管中窥豹，由此可见：托管，虽是教育界的一个新现象，目前的尝试，还局限于部分学校尤其是民办院校，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可选择项，当然，托管机制还必须在个别学校的尝试案例之外，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化安排——正如国务院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的《决议》中所倡导的：“鼓励优质学校通过兼并、托管、合作办学等形式，整合办学资源……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高职界现存三种素质教育观

　　在高等职业教育界，存在着三种素质教育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职素质教育就是除了专业课程之外的一般素质教育，具体既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等具体课程，还包括社会实践、专家讲座和参观考察等非正式课程。这样的观点，对于高职教育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和学生一般素质的培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会面临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教育是否属于素质教育？通过专业课程培养的良好工作习惯和道德判断，是不是素质教育？第二，要求高职学生在大学英语和高等数学等课程的知识水平达到普通高校，甚至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水平，是否有可能？第三，高职教育既然是职业教育，过分强调非专业化的一般素质培养，职业性又从何体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专业教育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专业素养，就是素质教育。有的高职院校就把高等数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和大学英语等课程下放到二级学院和系部，与具体专业结合起来。这样的观点，对于促进素质教育与专业相结合，体现高职素质教育的特征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也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第一，专业素养是否能完全代替一般的素质？第二，单一的专业素养是否一定对个人身心的和谐发展和未来发展有益处的？

　　还有一种观点把一般素质和专业素质全都囊括在一起，认为高职素质教育应当包含的内容有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专业素质教育、身体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创业教育等等。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一般素质和专业素质教育的对立问题。但在实践中，存在这样几个困难：第一，专业素质教育与一般素质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不同个体，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上述各类素质教育的程度、范围和内容应该有所差别。第三，高职学制只有短短三年，能否顺利完成这些包罗万象的素质教育任务？

　　理清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以上三种观点在当前高职素质教育中比较普遍，但是也暴露了对于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模糊。因此，理清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围绕着职业教育的特征，高职素质教育至少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实践。

　　一是基础素质教育。基础素质教育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的特征。所谓基础性，是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应掌握的最基本的素质，是个人组建家庭，走向社会的必备素质。所谓普遍性是从事任何职业的学生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学生从事任何职业的基础。

　　二是专业素质教育。一方面，专业素质教育是指从事某项职业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技能和道德，并且在伴随着学习过程和技能掌握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和习惯。另一方面，专业素质教育还包括对职业发展历史，职业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教育。这样的专业素质包含了相关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这些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是基本素质的具体化和拓展。专业教育培养了学生的职业技能，因材施教，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他们的职业兴趣和工作激情，根据自己的技能和付出的劳动获取报酬，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

　　三是发展素质教育。职业是个人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幸福人生的全部。职业素质教育一方面固然深化和强化了某些方面的素质，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单一的职业教育容易把学生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判断局限于狭隘的职业领域之内，给个人身心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素质教育就要根据学生职业素质的特点，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加以补充和平衡。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素质教育课程，拓展学生职业之外相关兴趣和潜能的开发。如高职院校通过对于会计、文秘等职业学生开设瑜伽、太极拳和乒乓球等运动项目教学，使他们能够劳逸结合，身心和谐。通过对汽车维修、土木工程和园艺等职业人员开设书法、演讲与口才和影视欣赏等选修课程，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人文修养等等。

　　我们坚持的基本理念是高职教育中的素质教育要突出职业性的特征。但对于具体的环节和运作还需要在实践中完善，以深化对高职素质教育的认识和讨论，真实提高素质教育在高职教育中的地位。（童学敏 作者系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精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河北传媒学院创办人翟志海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新一批高校硕士学位办学点，河北传媒学院这所大学的名字显得格外抢眼。作为该学校背后母公司的精英集团，则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博士后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给民办教育提供了新思路。近日，北京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精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河北传媒学院创办人翟志海。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新一批高校硕士学位办学点。其中，已获得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翻译这两个硕士项目再获国务院批准。对民办教育而言，扩大了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新领域。

　　河北传媒学院经过14年的发展，从原来的一所高职高专，发展到今天的传媒类综合大学，并且成为全国首批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民办院校之一，已经取得非常耀眼的成就。在发展过程中，该校将培养社会实用型人才放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为国家培养了2万多名社会应用型人才，他们在国内外的多个领域发光发热。在谈到河北传媒学院的发展历程时，翟志海认为，这一切既离不开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支持，也离不开精英集团在办学方面的精准化定位。

　　随着今年上半年教育部对本科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的落定，精英集团加快了“产学研”结合步伐。

　　在翟志海看来，精英集团始终在响应教育部号召，将精英集团旗下河北传媒学院和另一所高校—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的人才培养始终定位在社会应用型人才。北京演艺专修学院充分利用优质的师资和社会实践优势，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河北传媒学院多年来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打造集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于一身的新型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抓住媒体转型、媒介融合的有力时机，培养新媒体下的传媒应用型职业人才。

　　据翟志海介绍，精英集团旗下除了高等教育以外，还包括K12教育、学前教育、社会培训等。在精英文化产业方面，已形成了动漫、影视和演出三大支柱，特别是在动漫产业方面，以河北传媒学院动画学院、中国动漫实训与考级中心、河北精英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动漫业务，正在向产教融合方面发展。精英集团由此衍生出来的原创研发、考级评定、动漫人才学历教育、社会培训及衍生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已成为中国民办院校效仿的榜样。

　　“在是否借助资本力量的问题上，经过慎重的思考和评估，国家对民办教育没有财力上的支持，由民办教育按照企业化运作自负盈亏，如果想办一流的、有特色的民办教育，想在民办教育领域中名列前茅，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翟志海谈到。

　　2009年，精英集团引入IDG资本2400万元投资，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盟提供了诸多便利。但翟志海表示，资本化运作只是在集团层面进行，精英旗下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依然是按照教育规律，除了兼顾教育属性外，还兼顾着公益属性。据了解，精英集团在公益方面的投入力度一直在持续加大，自1995年以来，在资助贫困学生方面投入近亿元。2013年，河北精英教育基金会成立，成为民办教育机构中为数不多的公益基金组织之一;2014年10月，以救助燕赵孤困女童为己任的精英博爱小学即将迎来第一批学生。

   “慕课”是近年来全球最火爆的一种线上学习方式，从2013年开始，我国许多高校也都相继开设了“慕课”课程。但据“2014年慕课学习者大调查”显示，近一年来，“慕课”的用户由13万增加至65万，但“辍学率”仍比较高，注册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不会出席，出席的学生中约有一半能最终完成课程。 

    由此可见，“慕课”的学习成效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乐观。其实，在“慕课”发源地美国，高辍学率也一直是“慕课”发展争议的焦点。据2013年发布的《“慕课”和开放教育：对高等教育的意义》白皮书显示，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所大学“慕课”的辍学率高达85%-90%。具体到“慕课”平台，Udacity（在线大学）平台注册学生中只有10%左右的成功率，其中一门“程序入门”的课程，尽管有60000学生注册学习，但最后只有14％的通过率；而在Coursera（课程时代）平台学习“软件工程”的50000名学生中，只有7%完成了学习。在欧洲，“慕课”通过率最高的5个国家其实也并不高，比如希腊为13.6%，西班牙为13.1%，斯洛文尼亚为13.0%，德国为12.8%，捷克为10.1%。全球范围内，“慕课”获得证书的平均比率在4.3%。这和我国的调查相比，无论是辍学率，还是完成率或通过率，数据大体相仿。

    出现这种情况，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慕课”的价值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毫无疑问，在全球化、信息化、学习型社会等时代背景下，“慕课”对知识的获得、教学方式的变革，对教育质量的提高，甚至对未来大学组织的管理都会发生深刻的影响。但是，面对如此高的辍学率，笔者以为，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坚信“慕课”代表了教育的未来方向。在信息化时代，尤其在大数据时代，作为一种大型网络开放课程，“慕课”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2011年秋斯坦福大学教授赛巴斯汀·索恩新成立Udacity开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国形成了三大“慕课”平台——Udacity、Coursera、edX（在线教育平台），三大课程提供商在互联网上提供免费的在线课程，短时间内有超过1000000人次的学习者加入“慕课”，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慕课”一时席卷全球，盛况空前，许多“慕课”平台建立起来。比如，英国开放大学联合建立的Futurelearn（未来学习），欧洲十一个国家联合推出的OpenupED（开发教育），我国清华大学推出的全球首个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等等。这些“慕课”平台的建立，都充分表明了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慕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大型的在线开放课程，“慕课”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集成概念，表现出很多的类型。大致来看，“慕课”可以分为cMOOCs和xMOOCs两种。第一种cMOOCs出现于2008年，主要基于关联主义教育理论，强调在网络学习中的联系、关联、建构等。尽管也运用技术手段，但是更侧重于参与者在学习中的交流和互动，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统称为cMOOCs。第二种xMOOCs出现在2011年，主要基于行为主义教育理论，强调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媒介，通过教材和视频等开展在线教学。比如时下流行的Udacity、edX、Coursera等，都属于xMOOCs。甚至有国外学者认为，这种划分仍然过于简单了。比如有学者把“慕课”分为：转换型、创造性、系统性、同步性、适应性、团体型、联接式和微型MOOCs。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网络开发课程的统称，“慕课”并非局限于某一课程模式或教学方式，而且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修正的过程。

    对“慕课”的发展要保持合理预期。且不说高辍学率，其实，就在“慕课”席卷全球的同时，美国就有批评者对“慕课”提出了质疑。2012年是美国“慕课”元年，非常滑稽的是，2013年在美国兴起了“反慕课”的思潮。根源就在于批评者认为目前流行的“慕课”课程实质上还是一种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只不过是搬上了网络而已，教育教学方式未能从根本上发生变革。即便从方式上进行修正完善，但是如何监测“慕课”的教学质量，能否大范围地引进学分认证和互认，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设计。此外，“慕课”的免费模式如何为继？如果没有政府或慈善机构的资助，免费模式的实施，只会让更多的高校望而却步或者保持观望。而一旦企业资本投入，那么，“慕课”的课程质量如何保证，又会成为新的问题。

    总之，对于“慕课”的发展，既要看到它的存在价值和未来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要正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理性和合理的预期，不断研究、完善、丰富“慕课”课程体系和技术手段，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政策保障，如此，才能使其成为改善我国教学方式、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方式。（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

    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为什么会出现难以融合的现象，除了政策扶持滞后外，主要原因是校企双方停留在泛泛的谈服务产业、技能训练、人才培养层面，校企合作仅局限在学生实习、人才培养方案完善等方面，互补性不强。只讲校企合作过于宽泛、无力着手，只讲工学结合、技能训练过于具体、难以承载，这些结合点不够到位、层次较低，企业不可能在校企合作中感受到职业教育对于产品开发的深远意义，校企没有找到围绕“产品实现”这个最基本的合作点、融合点。事实上，市场需求如今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不断革新，产品才是校企深度融合的纽带，以“产品实现”的过程包括新产品的不断开发为载体，是职业教育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的根本途径。

    围绕“产品实现”培养社会劳动结构中主体性人才

    健全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以产品为主线，更好地实现产业提升发展、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有效结合，才能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才能实现真正坚持以“质量、就业、服务”为导向。

    现代教育体系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二者都以思维能力及其人格生长为中心培养人才，实现人才的全面发展。在培养载体上，学术型人才是以科学发现研究为载体进行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以“产品实现”的一系列活动为载体进行培养的。在解决问题上，普通教育围绕理论问题，实现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革命；职业教育围绕产品的实现，解决经济社会特别是产业、企业及其产品、管理和服务的变革与提升。这里的产品既指各行业新技术、新工艺的实物产品、有形产品，也指各行业的无形产品和服务。

    人才的成长都是围绕问题实现的，载体有区别，规格有区别，培养体系也有区别。近几年，国家推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是职业教育高端人才培养的先行之举，工程院院士是职业教育的顶端人才。不能说爱迪生不如爱因斯坦，也不能说工程院院士不如科学院院士。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结构及其人才结构中要以职业教育及其人才为主体。目前来看，本科及以上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在学术型与技术型问题上缺乏明晰和整体的贯通，特别是本科以上的职业教育所占的份额严重不足，至少在认知分类上是这样的，不利于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有效培养。

    职业教育要担负起培养社会劳动结构中主体性人才的重任，必须要办出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色。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要紧紧围绕“产品实现”的各个环节办学。唯有如此，产教才能深度融合，在产品研发与使用中才能培养出高质量、能就业的职业人才，才能推动产业、企业更好地实现产品换代升级，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

    围绕“产品实现”达到职业人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职业教育不是简单的技能教育，也不是简单的就业教育。职业人才仅有技术技能形不成产品，还需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包括创新、敬业、诚信、纪律、协作等素质。这些素质的培养不是简单说教的结果，是在“产品实现”的过程中通过“理实一体化”、“做中学”等教学模式培养的。

    应该说完全有效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学生掌握技能的同时，能够自然而然地生长人格、发展心智、提高素质。“理实一体化”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教学模式，其关键是围绕“产品实现”这个目标，包括完整的项目和特定的任务，以做的过程为载体，相互讨论，共同确定方案，不断克服障碍，最后形成产品。从有效性上讲，整个做的过程完全是基于“产品实现”的工作任务系统化设计和实施的，将人的知情意全面调动起来，使人才的思维得到开发、意志力得到训练、正确的情感价值得到实现。“产品实现”的教学结果是既掌握了一系列技能，又从根本上培养了学生开发更好产品的能力和素养，培养了学生“能工作、会工作、工作好”的可持续发展素质，实现“人格为本培养产品实现型人才、创新为要开发产业引领型产品”的职业教育理念。

    企业需要适应岗位快、发展潜力大、创造效益高的人才，要求培养的人才不仅实践操作能力强，更要综合职业能力强。“产品实现”的教学要求学生针对不同产品环节主动思考、主动合作、主动探索、共同完成，整个教学过程将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创新、合作等多种素质同步融合训练，促使学生全面协调发展。如，学生在种子检验中的选验品种、机械制造中的磨锉零件、舞蹈歌唱中的民舞跳唱等有形和无形产品实现活动中，掌握一种技能技巧只是结果，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基于问题思考的过程中进行“选、锉、跳”，从而养成产品开发的思维、热爱不同民族的情意、调适性格兴趣的习惯，达到真正培养思维独立、性格健全、价值观正确的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基于人才培养的这个目的，围绕产品开发实现校企校地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培育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环境，优化和创新课堂和活动，促进学生自身的成长。

    围绕“产品实现”进行衔接实现职业人才贯通培养

    一般来说，在职教体系中，专业研究生培养产品创意型职业人才，应用本科培养产品设计型职业人才，专科高职培养产品开发型职业人才，中职培养产品操作型、生产型、服务型职业人才，分别承担“产品实现”过程各个阶段的任务。在中高职衔接中，中职教学必须重视专业衔接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紧紧围绕产品的操作、生产和服务设置基础知识模块、专业素养模块、专业技能模块进行培养、考核、升学。同时，要根据专业的特点确定是否贯通和贯通的程度，有些专业如体育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事实上一直是按照特长生的方式在贯通；有些专业如传统烹饪等，不一定要贯通到硕士博士专业研究生。专科高职作为整个贯通的纽带，多年的探索已经形成基本的培养模式和初步的特色，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与品牌，加强产品开发，促进校企融合。

    中职和高职要在相应产业、相应层面的职业技能培训中进一步发挥好自身应有的职能。一项完整的职业技术培训，是针对一种产品形成的关键技能训练过程实施的，需要职业院校依据不同培训对象建立相应的培训体系。对目前常见的各种短期培训要进一步整合，提高培训效果。对未能考上专科、本科院校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试点实行“免费培训券”制度，进行半年至一年的专项技能培训，考核后发放职业资格证书。

    “免费培训券”制度针对学习单项技术技能，由政府购买服务，免试入学，免费就读，培养单项操作技能人才。接受培训者从当地政府领取“免费培训券”，到相应的职业院校学习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从事专门岗位工作。财政部门凭各职业院校提供的“免费培训券”划拨培训经费。这样，既解决了普通劳动力上岗技能匮乏的问题，成本低，学用结合、学有所成，有利于产业发展中普通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提高，又解决了目前大学“泛大众化”，将不同兴趣特点的学生简单录取进入大学进行系统化教育，致使有的学生学习困难、学无所成、浪费资源，造成社会就业压力过大等问题。从长远看，培训是职业院校职能的“半壁江山”，是普通高中后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高国家制造业整体水平的基础工程，也是不能接受大学系统教育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根本出路。（作者系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

    9月12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4年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说，教学的内容设定不能以“就业”为唯一目标，这似乎是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提供一种及时的服务，但这样的教育其实是在自弃，不是育人。因为它严重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基本原则，人不应仅仅是社会当中的一个部件而已。大学不能沦为职业培训所，读大学更是一个悟道的过程。

    杨玉良校长的一席话，注定让“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按捺不住。有人认为，应该尊重每个校长的办学理念，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没必要完全统一；有人极力为高职的“就业”目标辩护，认为杨校长并不能理解现在的就业形势以及大学生毕业后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还有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粗放必然导致粗俗，大学不妨勇于承认自己的“粗俗”……

    观点的多元、理念的差异皆因立场、角度、圈子、视野的不同。笔者以为，大学的确应该保有独特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也需要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要引领社会，主动担当文化、精神塑造的重任，而杨玉良校长也确实是站在精英教育的立场出发。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对现实的认识不清，而是大学的内涵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由此形成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其自身铸就的文明、文化和服务功能的一种自知之明，或曰文化自觉。其实，国外的一流大学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过，“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反观国内的高职院校，是不是已经具备了这种“文化自觉”？是不是拥有了文化立校的自信？尚且难说。这些年，社会对职业院校的主要诟病就是“重技能轻文化”，并且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下，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究其原因，作为一种教育类型，高职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高职院校成立的时间也不过10余年，与一些已有百年发展历史的本科高校相比，高职对其自身的规律、特点仍然需要长时期的客观实践和理论探索，这种“先天性”不足不必闪烁其词，是高职必须正视的事实。

    其实，舆论对职业教育功利主义再怎样批判，也并不能扭转这种现实。常言道，先生存，后发展。文化的繁荣是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形成的，这需要历史的积淀，根本无法揠苗助长。当下，国内更多的高职院校尚且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院校还正忙于扩大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生存是其面临的最主要、最突出的问题，人才培养不免会忽视人文教育，“工具性”教育突出，学生仅仅被看作生产的手段，学校更像是个“加工厂”，不过是从事培养“人力”的职业培训所。必须承认，物质基础的薄弱往往是精神内涵、文化环境构建的牵绊和掣肘，拿文化的标准来要求这类学校未免有些奢望，出现功利化的办学倾向也在所难免。

    教育的本质是人的素质的提升，是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实现，是达到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最终归结为一个字，即“人”的发展。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教学活动促进学生的人格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不可否认，在自我摸索式的发展过程中，一些高职院校由于经验的匮乏、条件的不充分、文化意识尚未觉醒，极有可能偏重学科教育、专业教育，过分的专门化和技能化，甚至以“就业”为唯一目的，进而忽视了高职教育“高等性”与“职业性”的均衡、协调发展。

    当然，在高职院校的队伍中，也存在着追求、境界和层次的差别。由于地域分布、办学主体、办学条件、办学历史、生源质量、依托的行业、企业背景大不相同，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办学层次、办学重心和发展的阶段、发展水平和服务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事实上，一些发达地区的国家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起步较早，声誉好，质量高，外加社会文化环境的开放和政府政策的自由自主，其内涵建设早已从规范办学向开放办学、深层次改革迈进，甚至朝着国际化和教育创新方面发展，已经凸显了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朝着文化育人的方向不断努力。

    须知，高职院校既不可盲目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总是居于卑微、自我贬低的劣势心理。高职教育要实现“高等性”统领“职业性”，这需要“领头羊”效应，更取决于院校对自身的主观认识程度和努力水平，说白了，高职院校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总而言之，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最终将会演变为文化的竞争，唯有文化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特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笔者呼唤更多的高职院校出现这种“文化自觉”，向着一流的职业教育迈进。

    编者按

    新生开学第一天，985、211的一些著名高校，校长和书记的致辞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中国，高职院校学生数量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校长和书记们的开学第一讲也同样值得关注。在组稿过程中，本版编辑室收到了8所国内知名高职院校掌门人发来的讲稿，这些讲话他们精心准备，发自内心且充满感情。

    与著名高校领导的讲稿不同，这些高职院校的掌门人更像是家长，言谈话语中更多细致深情的嘱托：成为技术技能的“土豪”、做成功的专业技术人才、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尊重生命……他们的话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高职院校的办学使命以及文化自觉的复苏，他们的讲话清新、实在、真诚，一样足以让台下的孩子们怦然心动。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邓志良，在开学典礼上唱着时下最流行的《小苹果》，迎来了他心中的“小苹果”们。

    又是一年开学季，和本科高校的同学们一样，刚踏入职业院校校园的新生，校长书记们的开学致辞是他们的第一课。

    进入大学是一个全新开始 应该正确选择如何度过

    “从今天开始，没有人催促起床，没有人督促作业，甚至连缺课也可能没有人知道，与中学不同，你的生活、学习都将由自己做主。迎接和适应变化，是你到大学的第一课，这门课非常重要，它将为你开启学习掌握自己命运大门，这恐怕也是一门需要学习和探索一生的学问。”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大卫在新生入学大会上谈到，新生首先需要适应这种变化。

    这几乎是书记和院校长们共同的选择。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孙兴洋告诉新生：“同学们是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进入大学的，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学只是另一场旅途的起点，我们先要为自己找一个目标。方向比努力重要，不能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创造出来。学习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高度。”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院长武来成殷切寄语新生。

    “相对于高中，大学的育人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你们离家远了，但是，离梦想更近了；你们上课不会固定在一个教室，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些课程；图书馆里为你们准备的书籍，可以让你们‘游览世界，上天入地’；实训室可以把你们的聪明才智切切实实地转化为技术技能、发明创造；社团活动会逐步拉近你们和社会的距离，为你们最终走入社会打好坚实基础。”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赵居礼希望新生们在学院接受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学会做人，学会洞悉自然、人生和社会，即使离开以后，也有“尚德躬行、笃学擅用”的校训伴随着他们。

    “大学3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更是一个长大成人的过程。这意味着你们承担起成长的责任，它不仅仅是对自己成长 发展的思考、选择和努力，并且还包含着对父母、家庭、希望和社会期待的回报。意味着你要为走向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还意味着要具备学习的能力。”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盛健这样向学生们说。

    为何众多书记、院校长共同选择了这一话题呢？从李大卫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二。

    “高考指挥棒是把双刃剑，在引导大家努力学习的同时，也把一些学生引向为考试而学、为升学而学的误区。假如，进了大学后就以为大功告成，于是失去目标、缺乏动机，那么，沉沦也就开始了。”

    李大卫认为，与中学生活的差异，“角色转换”卡壳现象尤需关注。对于刚刚脱离沉重的应试教育的同学们来说，基于“自觉”的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希望同学们能挣脱一切束缚，开始真正的学习和思考。

    “对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我是不是该满足于60分万岁？是不是该沉醉在‘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的《新陋室铭》中？我们要做‘学霸’，不要做‘学渣’。得过且过的‘屌丝’天天过着‘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悠闲生活，毕业后只能从事‘打酱油’的工作。而那些坚信‘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知识大餐的‘吃货’，技术技能的‘土豪’，实现了人生的‘逆袭’。3年以后，你应该确保收获独立的人格、同学的友情、实用的技能、母校的文凭，这是你走向成功的四拼图。”孙兴洋在和新生谈论大学期间的选择时，更多使用的是90后更加熟悉的网络语言。

    树立信心做阳光青年 过有滋有味的生活

    “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有些同学会感到无奈，会有一种失落感。许多同学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是高考的失败者，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或许是因为没有上本科线才来到我们学校就读，可能认为自己能力不行，担心在高职院校就读没有出路，于是内心深处埋藏着一种自卑的心理。”在开学典礼上，赵居礼推心置腹地和同学们谈起了心理问题。

    在每年对新生开展的心理普查中，赵居礼发现，75%的同学缺乏自信心，对未来缺乏目标。他郑重地告诉新生：“进我们学校的都是好学生，都是成功者，不是失败者，我们为有你们而感到高兴和自豪。请大家抬起头来，做阳光青年，走自己的路。所谓‘差生’是‘分数论英雄’的传统评价标准带来的一种偏见。人的一生不会也不可能全部用分数来衡量你的价值，因此，你们不是‘差生’。请同学们一定要摒弃这种心理，要树立起自信自强的信念。”

    “no zuo no die.”孙兴洋十分看重对学生们的疏导，“有滋有味的生活还需要我们学会尊重生命，要用乐观和豁达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中的坎坷和挫折。要保持阳光心理心态，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今天再大的事，明天就是小事；今年再大的事，明年就是故事；今生再大的事，来世就是传说。我们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恰当的减压方法。”

    “同学们，我不想过多地说希望大家顺利，因为‘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李大卫的寄语朴实而深沉。“我祝愿你们能在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中，成功克服每一个困难。当你们遇到学业上的挫折，或者经济上的困难，或者心理上困惑时，一定不要灰心丧气，这些都是从年轻走向成熟的代价，是人生道路的必然。”

    赵居礼将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一定有可能比现实中的自己更伟大些,只是我们缺乏一种不懈努力的自信。”

    互联网时代学会独立思考 不迷信“大V”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曹毓刚把自己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讲话的题目定为《网络时代的大学学习与做人做事》。“许多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不分白昼黑夜，考试时才全力以赴复习；上课时玩手机刷网页，专业学习一塌糊涂；无聊时传播谣言、浏览黄色网站，被按违法查处。有的大学上课要没收手机，有的大学要关闭校园的无线WIFI，有的甚至为了防止通宵上网要切断宿舍电源！”曹毓刚对此痛心疾首，他问道：“这是科技的无奈，还是人们自毁优势的悲哀？难道网络的发明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们如何认识这个时代？”

    在互联网的浪潮中，怎样让同学们正确地驾驭它，书记、院长们显然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

    “高度发达的智能信息服务，可以让你在虚拟世界中纵横驰骋，也可以使你沉迷于虚幻和虚荣，忘却现实世界的艰辛和应担当的家国责任；可以让你在转瞬之间，行万里路，知天下事，也可以使你充斥焦躁与不安，失去理性的独立与判断。”李大卫也谈到，“互联网使世界越来越小，也使信息变得纷繁复杂、混沌不清。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宁愿听信似是而非的传闻，也没有耐心等待真相浮现；宁愿用网上信息做快餐式的拼凑，也不愿宁心静气地理性思考。”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与冷静，而这正是同学们需要在大学期间学习和磨练的。

    “网络是工具，是技术进步的成果，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看我们如何使用。”曹毓刚给同学们总结了网络时代学习的4个特点，包括学习方式的广泛性、学习内容的可选择性、学习呈现的多彩性以及学习模式的实时性、交互性。他希望同学们通过网络，坚持自主学习创造学习。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孙兴洋告诫新生用责任意识守住自己。“有了责任感，我们才有能力迎接来自学习和生活的挑战，有了责任感，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我们会不再盲从跟帖‘社病我药’，也不会再对毁三观的事件，袖手旁观地喊一嗓‘节操碎了一地’。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微博‘大V’们”。

    “信息技术是推进当今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主要技术之一，已经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同学们也早就习惯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习惯了网购、QQ、微信，习惯了童鞋、粉丝、吐槽、稀饭等网络语言。”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邓志良鼓励新生“投入信息的怀抱，驰骋信息的海洋”。

    怀揣技能成长梦 做社会中坚力量

    “我们知道当你在志愿表第一栏写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时，你和你的家庭是对它寄予多大的期待，给予了何等的信任。我们绝不能辜负这样的信任，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这样的信任。”开学典礼上，盛健向新生作出了这样的承诺。

    除了热情洋溢的寄语希望以外，鼓励学生们立足职业院校的办学理念，勇敢追求和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更是校长和书记们想说的。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书记李玉鸿在致辞中介绍了学院的历史，办学成就和办学特色。特别谈了如何依托技能实现梦想。他从中国梦，新疆人的梦想，农职院梦和学子梦4个梦想谈起。他说：“托起农牧民孩子美好明天”，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技能人才，是我们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农职院老师为之奋斗的梦想。我们期望：让每一个孩子通过在学院的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靠双手拥有美好的明天，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出彩的人生。李玉鸿的讲话为他赢得了16次掌声，孩子们的心热了，称“为有些迷茫的自己指明了方向。”

    而邓志良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话语已经化作他的QQ签名：“大学管理者的责任，就是要使学生：就业有保障、升学有通道、创业有基础、发展有空间，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增值。”他同样看重学生们的职业技能，“你们毕业时能得到的能力有两个：一是专业的熏陶，是你将来谋生的资本；二是综合素质的提升，能助力你的事业成功。”这是他在开学典礼上承诺学生在校期间所能收获的。

    李大卫书记对新生们的勉励从批判“以为考上大学就算成功”开始。他说：“要知道，高考的考场上比试测验的仅仅是一部分课堂知识，充其量还附加了一点学习能力的检查。而对青年的全面评价，应当是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说一个青年算不算成才，要看他毕业后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他说，“中德29年校史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成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众多不同岗位的优秀分子，他们真正称得上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中德每年也有些不求上进的学生惨遭淘汰。面对后悔的眼泪，书记院长和老师爱莫能助，因为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应该、也只能提供给全力以赴的学生。”

　  新华网长沙９月１９日电（记者李丹）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扬南１８日在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上表示，近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持续向好并保持较高水平，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９５％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９０％，职业教育成为我国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

　　“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信息服务、健康产业、星级酒店管理、营养服务、汽车服务等行业，七成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王扬南说，“职业教育成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的关键举措。”

　　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１．３６万所，年招生１０１７万人，在校生２９３４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１．２３万所，招生６７４．７６万人，在校生１９２２．９７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４５．０６％、４４％；高等职业院校１３２１所，招生３１８万人，在校生９７４万人，分别占高等教育的４５．５％、３９．４５％。另有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５５９３万人。职业教育已具备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王扬南说，“十二五”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约１５０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以及社会投入，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建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骨干学校、实训基地、教学资源和师资队伍，包括１００所国家示范建设高等职业学校，１００所国家骨干建设高等职业学校，１０００所国家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等。在天津、广西、黑龙江、辽宁沈阳、山东潍坊、浙江宁波、安徽皖江城市带等地建立了１０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他表示，今后教育部将从八个方面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包括制定实施配套法规政策；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职业院校精细化管理；推动各级政府落实职责；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于１７日至２０日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来自全国３０个省区市的１００多位代表围绕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研究、关于推动职业教育管办评分离的研究、关于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人才培养的研究、关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研究、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构建的研究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

    开学前夕，19岁的广西防城港姑娘陈小萍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广西某教育学院的，一份是广西一所技工学校企业委培班的。一番犹豫后，陈小萍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舍弃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到中职就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陈小萍这样不以文凭高低来选择就读院校的学生并非个例。当毕业证的含金量不再是由文凭高低决定，那他们眼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

    弃本科读中职成择校新现象

    毕业于防城港市高级中学的陈小萍，报读的是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金川委培班，这是由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川公司”）委托学校定向培养的一个特殊班级。该班负责老师余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年报到学生中，高考分数上三本线的有26人，上二本线的有3人，还有一名本科毕业生也来报名就读。自2011年学校开始与金川公司举办委培班以来，报读学员上二本三本线的人一届比一届多。

    余惠介绍说，金川委培班的起点是要求高中以上学历，高中生学两年，大学生学一年，通过考核就可以获得维修工中级工证或高级工证，有了技能级别进入企业后也可以获得相应等级的薪资。像今年还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前来报名，就是冲着校企合作、定向就业来的。

    在报名现场，记者注意到除了金川公司，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还与上汽通用五菱、柳工、中信大锰等多家企业举办委培班，在这些班的报名咨询台前围聚的学生和家长都格外多些。

    无独有偶。8月底，柳州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开学迎新时,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中也有不少考上三本线的学生，他们大都是奔着二职校“中高职联合办学”的招生指标去的。

    今年年初,柳州二职校与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签约结成“高职+中职”合作办学共同体,推出了“1+3”学制和“2+3”学制,即:高中应届毕业生第一年就读二职校,后三年就读柳铁职院;初中应届毕业生头两年就读二职校,后三年就读柳铁职院。招生政策一经推出，300个联合招生名额就已基本招满。问及这些学生选读柳州二职校的原因，无一例外是将来“好就业”。

    据媒体报道，从2008年起，湖北省就开始出现大量考生过了三本最低控制线却报读中职的现象。到2013年，在总体生源数下降的情况下，湖北省仍有两万名高考考生“回炉”读中职。其中，有很多考生达到“三本线”，选择放弃三本院校或高职高专而改读中职。可见弃三本读中职并非个别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成为很多人基于现实考虑后的择校新潮流。

    保障就业 学费减免 升学通畅 弃本科读中职的背后

    从常理来说，三本再不济也是本科，中职却只相当于高中文凭，为何这么多人放着本科不读读中职呢？

    家住防城港的蒋艺是一名体育特长生，今年高考他过了体育本科线，原本可以报读广西区内一所知名的独立学院，但每年1.3万元的学费让家境并不富裕的小蒋感到有些为难，而且毕业后就业出路也让他有些担心。后来他从朋友那了解到，读中职学校不仅免学费，而且在定向委培班就读就业有保障，学制只有两年，很快就可以毕业参加工作，为家里减轻了负担。经过权衡，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选中职而放弃本科，不觉得遗憾吗？”

    “没办法，这个社会很现实，我读书也就是为了将来能找份工作。只有第一步先把工作找到，能养活自己，再想其他的。”蒋艺说，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家里人也都同意他的选择。

    柳州的高中毕业生小李则表示,他的父母都是铁路职工，他们觉得铁路行业工作稳定、待遇不错,希望他也能入读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将来能够顺利进入这个行业。而今年铁职院的对口单招竞争激烈,招生比例接近8∶1,因为没能通过对口单招,小李选择了柳州二职校“中高职联合办学”的方式“曲线救国”。

    除了定向培养、联合办学等新颖的办学方式在增强中职学校的吸引力外，近年来，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也在不断加大中职学校招生的筹码。

    从2007年国家建立健全中职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开始，到2012年已经出台了一整套完善的中职免费教育政策。按国家中职教育的奖助政策：公办中职学校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每生每年1500元助学金。

    “较之普通高校每年几千或上万元的费用，孩子几年中职读下来，可节约四五万元钱。”南宁一名学生家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此外，随着中职升本“直通车”的开通，特别是近几年各地实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3+2”模式中职直升高职、“3+4”模式中职直升本科等新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出台，一些学业优秀的中职学生不用参加高考就可进入不错的本科院校。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对中职学校的认同度。

    在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助理孙杰利看来，中职学校灵活的学制也是让大家愿意用脚投票的关键。针对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学制安排，初中起点的学3年，高中起点的学2年，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只要学习1年，就可以拿到技校毕业证和相应的技能证书了。

    “现在大家转变观念了，从文凭导向转变为就业导向了。”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关国爱谈到新近发生的变化，深有体会。他认识一名学生，通过3年中职学习拿到了中级技能证书，毕业后去了上汽通用五菱，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元，而同村有的同学读完4年大学却找不到工作，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就会告诉大家，就业质量比文凭更重要。

    新华网长沙９月１９日电（记者李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但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六大顽疾”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１８日在湖南省株洲市开幕。教育部和全国３０个省区市的１００多位盟员专家学者就“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主题开展研讨。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目前，全国共有１．２万所中职学校、１２００多所高职学校，年招生总规模近１１００万人，在校生近３１００万人，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技能人才，改善了劳动力结构，拓展了服务领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

　　与会专家表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难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一是重普教、轻职教；二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资源难以整合；三是办学资源有限，教育经费紧张；四是教师队伍缺编严重，结构不合理；五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缺少动力与活力；六是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不畅。

　　“人文素养教育是职业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职业教育也需要培养具有认真、诚信、敬业、职业精神的人。”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要符合现实需求，同时必须为就业者提供再教育机会。”

　　与会专家建议，当前我国需要突出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改革管理体制，完善办学机制；深化产教融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为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多样选择、多路径的成才机会，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新华网长沙9月19日电（记者李丹）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扬南18日在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上表示，近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持续向好并保持较高水平，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职业教育成为我国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

　　“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信息服务、健康产业、星级酒店管理、营养服务、汽车服务等行业，七成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王扬南说，“职业教育成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的关键举措。”

　　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36万所，年招生1017万人，在校生2934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1．23万所，招生674．76万人，在校生1922．97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5．06％、44％；高等职业院校1321所，招生318万人，在校生974万人，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5．5％、39．45％。另有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5593万人。职业教育已具备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王扬南说，“十二五”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约15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以及社会投入，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建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骨干学校、实训基地、教学资源和师资队伍，包括100所国家示范建设高等职业学校，100所国家骨干建设高等职业学校，1000所国家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等。在天津、广西、黑龙江、辽宁沈阳、山东潍坊、浙江宁波、安徽皖江城市带等地建立了10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他表示，今后教育部将从八个方面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包括制定实施配套法规政策；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职业院校精细化管理；推动各级政府落实职责；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于17日至20日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00多位代表围绕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研究、关于推动职业教育管办评分离的研究、关于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人才培养的研究、关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研究、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构建的研究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

    ●一部法律历经18年未曾修改；

    ●一部修法送审稿历经6年，尚未出台；

    ●6年之后，重启修法，大家的共识是，修什么需要专业引领，怎么修则需要引入民主程序。

    9月12日，50多名政府相关负责人、职教专家、学者、行业与企业代表聚集位于北四环的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共同商讨职业教育法修订事宜。会议进行了一天的时间，嘉宾们似乎并没有因为上次修法“搁浅”而热情消减，相反，积极性更为高涨。

    按照此次受委托修法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的说法，年内有望完成第二版职业教育法修订稿，而被他称为“热身”运动的此次会议，意味着“重启”职教法修订进入实质运行阶段。

    其实，早在2008年，职业教育修法的动态声音就不绝于耳。从2008年下半年起，教育部就启动了修订职业教育法的相关工作，组织了多次调研和论证，完成《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并于2011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但从2008年至今，历经近6年的时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尚未颁布。

    “当时送审稿送刚出炉的时候，教育界内部人士已经有很多意见，送到国务院法制办以后，征求各部委意见时，直接就打住了。意见不统一，是修法‘搁浅’的主要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职教专家告诉记者，如果不是重启修法工作，今天拿到手上的2011版送审稿，可能还要在法制办的文件柜里“沉睡”。

    职教“春天”的呼唤

    为什么“沉寂”3年后，职教修法又重新“起航”呢？

    时间回溯到2个多月前，今年6月，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六部委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相继出台，有人形象地将此次大会释放的政策“红利”，称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个春天”。然而，职教界更为关注的则是，对于大会释放出的政策“红利”如何“落地”。

    “不能画了一张饼，却吃不到，结果是空欢喜一场。”一位职业学校校长如此说道：“不是一到春天，就能‘百花盛开’，关键要看雨水是否充足啊。”这位校长口里所说的“雨水”是有所指，即相关法律的保障。

    其实，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已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务院法制办也将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推动修法，教育部责无旁贷。

    早在6月26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已提及推动职业教育法修订和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制定工作。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也为推动修法做了很多工作。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牵头修法年内要有实质性进展，所谓实质性进展，业内一致认为是拿出新版的修订稿，并尽快送审国务院法制办。从现在算起，到2015年元旦，只有短短的3个半月时间，任务紧急可见一斑。据记者了解，尽管当天会议结束已经是下午5点多，但依然有20余名专家组成员被要求留下，按照部署分领修法任务。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从上到下，还是自下而上，修法的声势已经造出，法律出台“指日可待”。

    利益之争

    会上，嘉宾们人手一份2011版“送审稿”，这份修订稿将1996版的职教法中的40条扩充至73条。

    据在场的嘉宾反馈意见：“很多问题都已经涉及，但是法律文本本身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上位法是宪法还是教育法，职业教育的概念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都还不清晰，很多提法也不专业。”

    那么此次修法“修什么”？针对上述意见，教育部职成教司巡视员王继平在会上提出三条原则：1.要将现行职教法中18年来证明正确的东西保留；2.对已经发展了的东西要补充；3.要去掉已经过时的、不明确的、不适用的、模糊的内容。

    然而，文件内容只是一方面，内部人士认为，这份送审稿“胎死腹中”的最大原因“不言自明”：“职业教育虽然属于教育体系中的一支，但其发展所需配套政策，并非教育一家所能掌控。利益之争是最大掣肘。”

    “现行的职业教育法重点针对学校职业教育，如何处理好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难度较大但又不能回避。要体现大职教观，应该是职业教育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原则。”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提出，修法不是教育一家的事情，更不是职业教育内部的事情。

“我看了送审稿，其中对于企业的责任和义务有很多条款，但是在企业所享有的权益方面却不多，这会极大地影响行业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我希望修法过程中，也听听我们的意见。”用友新道公司总裁郭延生表示。

    此外，职业教育与人事制度、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为解除其企业关于学生安全方面的后顾之忧，教育部目前还在牵头对企业办学所需税费优惠进行调研，并牵头推动实习责任保险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这需要包括人社部、财政部、保监会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

    “修什么是专家的事情，而怎么修，则是各部门共同的事情。”一位专家直言不讳。

    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

    “职教法修订需要各部门、各利益相关方达成一致意见。”在上午的讲话中，教育部政法司司长孙霄兵提出一条建议。记者注意到，此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财政部、人社部等相关负责人参会。

    “要吸取上次修法的经验，此次参与起草的人员范围要扩大，各利益相关方我们都要涉及，采取民主集中制，不能再走上次的老路。”杨进把这次修法定位为“开明修法、开门修法”,在他的设想里，满足所有人的诉求不可能，“但是我们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最终推动法律的出台。”

    2012年底，成都市出台《成都市职业教育促进条例》，这是目前四川省第一部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文春帆介绍说，法规出台前后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最终能出台，“教育界人士起的作用是专业引领，更重要的是找到一支能制衡各方利益的力量，比如我们在制定条例的时候，人大就起了主导作用。”

    2013年，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了改革路线图、时间表，随后，七项改革分头推进，并下发了若干改革细则。

    “我们的经验是，法律法规的出台，一定要抓住核心矛盾，做好部门之间的利益衔接，利益相关方应当提前介入，比如山东《意见》的出台，不仅仅依靠一个部门的推动，而是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等九大部门联动，最终搭建各方配合、协调的平台。”山东省教育厅职成处原处长邢顺峰分享经验时如此说道。

    “其实，我们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都是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如果大家都能站在共同的利益战线上，按照产业、教育、人才培养等规律办事，事情就很好解决。”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秘书长陈晓明呼吁。

    “一项决策的唯一的出路是民主程序，即让每个群体都有机会参与立法与决策，让其自行表达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诉求。不同诉求必须在民主程序内进行折中平衡，取其最大公约数。”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

    由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主办的“2014国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展示与对接会”于9月17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化北到会并致辞。大会邀请德国Commax培训机构总裁、教育专家Christian Geissler先生；国家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刘育锋主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吕景泉副主任等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参加本次大会的有各行业协会代表、全国著名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高职院校负责人、知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负责人、国际知名人才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研究机构负责人、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来自加拿大、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职业教育机构及知名院校代表。

    本次大会的宗旨是为国内外致力于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和展示窗口，大会主题是“国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引进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主要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国际先进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引进带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促进校企合作，服务高职院校转型升级。大会提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促进和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转型和升级具有重大意义。大会分享和借鉴来自国内和国外不同方面的职业教育经验与思考，为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的启迪，必将为中国职业教育机构和高职院校调整教学结构，优化课程体系，提升师资水平和扩大对外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本次大会为期二天，期间举办了国际精品技能培训项目展示和中外职教机构项目对接签约仪式。会议还安排境外教育培训机构代表到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实地参观考察，并与区内职业院校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 杨维刚

 作为以教育为主界别的参政党，民盟始终对教育怀有特殊的情结，参政建言充分发挥界别特色和优势，以期打造民盟教育品牌。近十年来，民盟湖南省委平均每年至少提交1-2篇涉及教育问题的大会发言和提案，持续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建设。近五年来，民盟省委相继提出《建设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队伍》、《进一步促进我省大学生自主创业》、《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创业教育》等建议，为促进我省职业教育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制定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职业教育，一头系着教育，一头牵着经济。它对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教育强省、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近年来，我省围绕职业教育陆续出台一系列相互配套、操作性强的制度和措施，对接产业、行业，遴选了一批职业教育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特色专业群建设，培育打造适应现代产业链条发展需求的特色专业体系。已建成的“长沙职业教育基地”和“湖南（株洲）职教科技园”，为推动我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构建与湖南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近4年湖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做法多次被教育部推介，先后十多次在各类全国性职成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2014年，民盟省委紧紧抓住国家职业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契机，主办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主题，汇聚全国民盟职教界的精英，共商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之大计。民盟湖南省委愿与全国教育系统和众多关注教育事业的仁人志士一道，为加快促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尽绵薄之力！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转化，质量问题凸显。矛盾转化体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由“有学上”转为“上好学”，表现为社会公众接受高质量教育迫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间的矛盾，优质资源的短缺导致非理性竞争显现，出现了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质量问题体现在人才培养上，主要表现在课业负担过重、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竞争压力过大、身体素质下滑，安全问题突出。教育公平问题突出，在往常机会上存在区域差异、阶层差异，一些弱势群体难以得到优质教育，教育公平与效率间也存在矛盾，一方面社会呼唤教育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部分群体对精英教育的需求客观存在。

    我国已经在规模上全方位地成为世界教育大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时代任务是：如何不断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如何逐步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地位？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工作重心，转变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发展向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方向转变。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强化学校质量建设的主要地位，同时，改革面临的各方面利益交织，矛盾复杂，改革可以说进入“深水区”，很多教育矛盾不单是教育问题，影响因素多元，解决路径就是通过深化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需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在坚持内涵建设、促进学校发展方面，需要从以下五个观点着力：更新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营造优良校园文化。

    更新教育思想观念，一是如何确定先进的教育观与教育价值观，涉及到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教育目标的厘清、教育规律的把握。如高中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学界有争议，一方面它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的任务。二是树立现代的教学观，如何做到以学生为主要，以生为本，就要尊重孩子身心发展和成长成才规律，注重个性、特长发挥，以及多样化、个性化培养。三是建立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才观和多元化的质量观，过去学习好就是人才，现在不一样了，更重视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和素质培养，要求我们优化人才培养标准，改革人才培养方式，人才培养标准要符合阶段发展规律，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的人才。四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改革促发展，什么是内涵发展？以育人为根本任务，将教育质量作为学校的声誉载体和生命线，部分民办高校已出现招不到学生的情况。如何坚持协调发展？学校的办学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发展速度要协调发展。特色发展，通过长期积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比较优势，这就是我们得以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长期积累。和谐发展，坚持师生为本，体现人文精神。要统筹兼顾，抓住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观点，在学校里面知难、行更难，要做到知行合一就更难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遵循规律，注重积累，如大学发展目标出现趋同性，盲目攀比，而对人才培养需求有所忽视。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是核心，随着知识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发生改变，知识传递方式由单向转向多向互动，这种转变使学校知识权威遭到威胁，学术垄断地位被突破，教育实际效能受到质疑，如MOOC、翻转课堂、微课程等正在流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颠覆，更加注重学生的合作学习、自主学习，传统教室布局在减少，方便学生合作学习研讨学习的课堂布局在形成。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变为学习的合作者，通过师生间的合作交流实现知识获得，这就必然冲击到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

    什么是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明晰培养目标。二是明确培养内容，包括课程改革、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校本课程以及教学资源研发。三是改革培养方式，课堂教学模式以学生学习为主，自主、合作学习为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改革，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四是保障培养条件，包括经费、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

    要加强师资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首先要加强师德建设，提升队伍整体素质、教师职业拓展能力，优化教师结构，一方面教师供应总量过剩，另一方面部分学科教师短缺。要大力改善教师生活待遇，使教师能体面生活、开心工作、在竞争中成长，才能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到边远地区工作。管理队伍也要加强建设，要精干、高效，专业、敬业，增强服务意识，为教师学生服务，为教学、研究服务。管理岗也要重视问题研究、开展干部培训。

    现代学校制度是学校发展的制度保障，所谓现代学校制度，就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分类指导，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通过使用规划政策、经济杠杆、督导评估、信息服务等方式指导学校发展。学校要成为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主体，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发展、自我约束。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坚守办学理念、学校精神，避免急功近利对学校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优化，重视民主管理，尊重教师、学生、家长参与权、学校行政权力要平衡与监督、校务要公开、信息要透明。管理体制改革，包括人事聘任和教师考核制度，还有学习制度、考试制度、学生管理制度、质量保障如何深化改革，还要建立学校常态管理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要营造优良校园文化，使用一位学者的定义，学校文化是学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价值理念，它内化于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学术品位，外显于学校的制度规范、行为方式和物质条件，其作用在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学校的发展方向，是学校提升办学水平和特色发展，以及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支撑，贯穿于学校管理和人才培养全过程。

    （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近日，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华中）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成果《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3）》发布会。

    “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项目由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央电化教育馆、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家开放大学、CERNET网络中心、湖南省教育厅、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参与编制工作。

　　《报告》显示，经过前期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化总体上已经度过初期的起步阶段，进入初步应用整合阶段，总体发展速度较快。

　　在基础教育信息化方面，我国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初具规模，宽带网络接入情况、信息化学习终端覆盖率等指标均有较大提高，但中西部、城乡数字鸿沟依然较大，均衡发展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水平总体上还不高，教师最常使用的教学工具是PPT，最常应用信息技术教学的学科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最常应用信息技术的环节是授课、备课、教研。教师最需要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主要是信息技术基本操作和课件制作技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专用学科教学工具、协同备课和教研系统等使用率还不高，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总体水平还很有限，“三通两平台”正在全面推进，提升应用水平仍然是需要关注的焦点。　

　　在职业教育信息化方面，职业学校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学校接入网络带宽较小。信息技术在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中的作用得到普遍重视，但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建设和应用水平不高，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在职业学校还需进一步发展。

　　在高等教育信息化方面，我国高校普遍比较重视信息化，半数以上的高校发布了专门的教育信息化规划，超过90%的高校列有专门预算，信息化基础设施总体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校际差异较大，“985”工程高校、“211”高校发展水平明显较高。应用系统也相对普及，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比较普遍，但多处于浅层应用水平，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区域、校际教学、科研资源共享亟待加强。　

　　在继续教育信息化方面，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开放大学、企业培训信息化等发展迅速，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支持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开放发展的继续教育信息化体系正逐步形成。　

　　在教育管理信息化方面，管理信息系统已经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应用，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得到普遍采用，但不同业务环节的系统整合、数据互通还需进一步加强。　

　　报告显示，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整体度过初期的起步阶段，进入应用整合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已开始进入技术与教育融合阶段。

    广州教育城一期规划5月通过了广州市规委会审议，教育城占地约30平方公里，容纳24所院校、师生近27万人。教育城建设的初衷是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广州职业教育用地紧张、场地分散、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使广州职业教育成为我国南方职业教育的龙头和核心。但教育城位于远在距离中心城区数十公里的增城，将来学生的实习、社会调查、社会服务、交通以及学校的招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也使得很多人为教育城的前景感到担忧，担心其会不会变成“教育孤岛”。

　　不可否认，教学用地的问题，确实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没有地，老师没地方办公、搞科研，学生没地方上课、实训，很多新的教育教学设备就无处安置。学校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毋庸讳言，发展也包括经济利益层面的考虑：学校的招生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也就难以提升。

　　但问题在于，解决教学用地的问题，是不是非要以在郊区办教育城这样的方式解决？首先是如何看待教育用地缺乏。教育用地与师生人数是应当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但目前各个学校教育用地紧张，主要是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还是影响了规模的扩大？我想，如果是后者，所谓的用地紧张就只是相对的，并非紧迫的。如果由于教育用地的限制，规模无法扩大，那么学校转而练内功，专注于当前规模之下，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广州市政府主管部门，对这一问题应当有一个深入的调研，对公众有明确的交代。如果仅仅是因为扩大规模的冲动，则要谨慎。社会是否有这一需求，需要科学的、审慎的论证。十多年前，广州之所以要开办大学城，是因为广东高中毕业生的毛入学率偏低，需要大幅度提升高校的办学规模，改变这一现状。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需求呢？

　　当然对于基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用地需求，政府部门应该予以认真考虑和应对，想方设法予以满足，总体的原则是有利于教育教学，有利于教书育人。兴办教育城不失为一种思路，但这一思路的缺陷是明显的，最大的缺陷莫过于极大地增加了学校与师生员工的成本。这一成本除了经济成本，更重要的还有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比如说学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上学期间体验城市生活的机会，实习的机会与找工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这些，在日后他们要花更多的代价来弥补。办教育城本身就是为了教书育人，教育用地不足，是对教书育人很大的妨碍。但为了解决用地问题，就把学校搬到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是更有利于教书育人呢？还是加大了教书育人的难度？这值得商榷。所得与成本之间，应该认真进行一下评估。

　　因此，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教育用地的解决，还有没有更为合理、更为经济、更加有利于教书育人的方式呢？比如说通过对原校址的改建，增加教学用地的面积；比如说在市区更为方便的地方提供新校址，等等。当然，这些方式会面临另外一些困难，会造成另外一些损失。但我能肯定的是，这些困难和经济损失都是给政府和领导的，而不是给师生员工的。如果真正重视教育，选择由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从教30年，他扎根山区，默默奉献，潜心育人、进取不息，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闽西北这片红色土地上职教之花。他就是全国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省杰出人民教师、三明工贸学校的特级教师彭佩烘。

    1984年7月，彭佩烘在宁化师范学校即现在的三明工贸学校任教至今。经常有沿海地区学校向他伸出“橄榄枝”，以人才引进等优厚待遇发来商调函，但他始终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职业教育,扎根山区，辛勤奉献。

    2000年，宁化师范转型为三明工贸学校后，彭佩烘任专业科科长，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他主管的电子、机电专业被确定为省级重点专业，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成为创建国家级示范专业，2个实训基地成为省级基地，电工电子实训基地获中央财政支持。他主持的《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规范化建设试点》被列入省教育改革试点项目。2013年他担任省职教学会课题《基于行动导向的中职电子专业课程改革研究》组长、担任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课题《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研究》核心成员，负责的《电子线路》获省教育厅首批特色课程。

    关爱学生，潜心育人。三明工贸学校学生大多来自外地或农村，许多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彭佩烘在注重与学生的课业沟通之余，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到班级和学生宿舍，找学生交流、谈心，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潜心掌握技能，帮助排忧解难。在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实践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学到知识、学到技术、学会做人、学会做事。近几年，他指导的学生先后在职业技能大赛、“文明风采”竞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竞赛中摘得大奖，获得全国二等奖6项、省一等奖2项。

彭佩烘勤于钻研，对教育事业始终怀有强烈的投入感。他购买了近千本书籍和大量电子元器件，不断学习探索、发明创造。他先后在CN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200多篇，参编、主编9本教材，有20多项电子设计发明在省级以上获奖、7篇教育教学论文在省级以上获一等奖，两项发明获国家专利。至今已连续9年获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辅导员创新成果一等奖，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3项发明在“6·18”海峡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上获金、银奖。

彭佩烘注重发挥专长，服务社会。他于1986年起先后创建了学校电子电器兴趣小组、电子科技兴趣小组。多年来，他经常组织小组成员参加岗位学雷锋、青年志愿者活动。他个人义务为校内师生、校外群众修理各种家用电器3000多件次，还培养和带动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学生积极参与爱心奉献活动。

作为一个研教双馨的园丁，他出类拔萃的教学业绩和教研成果受到社会普遍的称赞和肯定。他还先后获得全国中华职教社首届黄炎培杰出教师奖、被省委教育工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省科协、教育厅等5部门共同表彰为优秀科技教育组织工作者，还被省教育厅评为首批中职学校专业带头人。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浪潮中，对职业教育领域的涉及达到了空前的关注度：一是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二是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出炉发展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三是时隔九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再度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做出重要批示；四是教育部(微博)等六部门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拟将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向职业教育。

一系列重要的文件、讲话和会议，预示着职业教育改革的大势已定，也预示着职业教育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其中，“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以及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被相关市场人士解读为职业教育市场蛋糕将会直接引入市场竞争者。有分析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市场规模分别为675亿元、834亿元、1450亿元，整个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合计约2959亿元。随着“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政策的落实，整个市场的产业链将被进一步打通。

有教育界学者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招考制度，职业教育被放在本科一批、二批、三批之后，这种人为制造的不平等使得职业教育长期以来一直被贴上“末等教育”的标签，此次政策的改革，意味着职业教育将迎来春天。亦有专家认为，职业教育直接面对就业，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因此会使得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加贴近市场。

除了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外，国务院还取消了一批没有法律认证依据的职业证书，包括注册税务师、房产经纪人等证书考试，这被相关业内人士解读为，直接切去了与之相关的培训市场蛋糕。

建立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的教育补偿制度

现行的教育经费拨付模式和教师管理制度不尽合理，导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师福利待遇明显低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向发达地区单向流动和教育薄弱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日益困难的失衡局面。因此，一是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待遇偏低的问题，建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体、民间资金为补充的教师专项基金，为长期工作在艰苦条件下的合格教师提供充分的津贴和生活补助；二是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师资缺口较大的问题，由省级教育部门统一设置特聘/特岗教师计划，选拔优秀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到条件艰苦地区开展教学工作，项目教师的人事、档案、工资、待遇等由省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负责；三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成长困难的问题，在“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制度，优先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提供免费的递进式职业能力培训或学历教育。

推进以高质量就业为指向的职业教育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尽快提高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让受教育者尽快获取教育收益的直接模式。德国的分轨制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快速推进产业发展具有借鉴作用。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要给予学生升学教育以外的成长选择。针对具有某种职业潜能且无意于参与激烈高考竞争的学习者，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合理的小学后实科教育，让学生通过初级的职业规划教育，合理确立自己今后的受教育类型；二是要提供学生成本收益最优化的受教育机会。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和学习背景条件普遍偏低且亟待尽快获取教育收益的状况，以区域发展人才需求为导向，建立和改建一批达到国家建设标准的职业教育专门学校，并通过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来加强课程建设，高质量、高效率培养高技能人才；三是预留学生继续成长的教育空间。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受教育需求必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提高的趋势，一方面通过深化少数民族高考照顾政策改革，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录取率，另一方面基于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框架体系，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和对口升学考试招生制度，让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全程贯通”，为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充分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