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瓜 绘
    ■我国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应该更多与国际接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亟需建立。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建设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迫在眉睫。

    ■高职“走出去”要讲究竞争策略，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我国高职院校应进行准确定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步、分类、分项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理解国际合作办学的意义至关重要，要将其看作一条鲇鱼，使其激活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开学在即，高职院校迎来新生。一些院校的新生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面孔，其背后正是近年来中国高职招生逐渐发生的变化。

    就在不久前的录取工作中，一种现象普遍存在，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与国内生源萎缩的“冰”相比，国外生源却呈现火热的一面。“2012年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有633个，占整个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46%，可见几乎差不多有一半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7月2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解读刚刚闭幕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通过开展“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程、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等改革举措，有力提升了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走出去”正当其时。

    然而，我们又看到，在当前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中，也有杂乱之声，有时甚至会走弯路。面对国内生存危机和国外一流高职院校竞争的双重夹击，我国的高职院校如何调整步伐才能走出“国际范儿”，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师资国际化是核心也是短板

    “缅甸的职业院校有多少所？”

    “不知道。”

    “缅甸的职业教育学生人数有多少？”

    “不知道。”

    “缅甸的留学生规模有多大？”

    “不知道。”

    这是近日记者跟随某高职院校代表团去缅甸招收留学生时，与一位高职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聊天记录。

    作为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职人员，理应对目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而这种反常的情况，在一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部门的工作人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这位院长向记者坦言：“我也是半路出家，因为在二级学院的所有干部中，我的英语略微好些，就来当院长了。”记者还了解到，相比这位院长所在的学校，代表团的一些院校没有专门的国际教育学院，只有外事处。

    “面对全球进行招生，我们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江苏一所职院的外事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外事办只有四个人，一个主任和一个副主任，还有两个职员。有很多去国外招生的宣讲会，我们都不敢出去。一出去，就会积压一大堆行政事务，所以招生只能是个‘副业’，对它真是又爱又怕。”

    在接下来的与缅甸高职院校的合作洽谈会上，记者看到，一些院长不会讲英语，全凭自己带来的专职翻译进行沟通。“懂专业的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不懂专业。”一场洽谈会下来，有的人只是混了个脸熟。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诚对记者说，在全球化进一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急需既懂“专业技术与外语”又“通晓行业国际规则”的人才。

    在过去几年里，我国共选派了7000多名职业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国外学习考察。这个数字的取得已属不易，但对于正在不断加速的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而言，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记者在清华大学网页上查询到，该校2009年一年的出访师生人数就达到了6000余人。

    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已迫在眉睫。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教师的国际化是高职‘走出去’的一个核心问题。”孙诚说，可以在高职教师培训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建立“教授海外进修假”制度，规定学院现职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有半年或一年的进修假，其间，至少有一个季度赴国外大学交流进修；同时，让新聘教师进行海外访学，规定对获得硕士以上学位或行业较高级别认证的新聘教师，在其来校工作满3年后公派出国进修。没有条件的，最起码可以规定每个专业每年至少聘请一名外籍教师进行一次专业讲座。

    质量标准和评估机制有待与国际接轨

    最近，老挝导游郑女士有点烦，因为她的女儿在中国并没有学好汉语。

    “现在在老挝，如果你拥有一口流利的汉语，会找到很好的工作。”郑女士说，所以去年她把女儿送到云南的一所职院去学习汉语。

    然而，一年下来，女儿的汉语并没有学好。无奈之下，她决定让女儿退学，准备下半年把女儿送到新加坡的学校去学习汉语。“听说那边的教学要严格得多，能够真正掌握流利的汉语。”

    郑女士的烦恼，体现了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学质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办学，更多只是追求了“形式上”的国际化，而忽视了“实质上”的国际化。

    西部一所职院的外办副主任告诉记者，很多高职院校师资的国际化水平较差，最基本的英文教学可能都达不到，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应试式、填鸭式的，根本没有与国际接轨。

    除了师资水平，专业设置也存在问题。《2009年中国大学指南》显示：高职院校的中外联合办学专业中，财经类、旅游类、管理类等文科专业超过合作专业总数的70%，而农、林、牧、渔等理工类专业不到专业总数的30%，动漫、数控等高技术专业更少。普通专业设置过多，没有体现高职特色，热门专业过多，没有体现地方特色及学校特色。

    “职教国际办学的专业设置，要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南京工业职院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周玉泉告诉记者，此外高职专业设置与本科专业设置应该有所区别。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共同发展。

    “在保障办学质量的过程中，评估往往会成为控制质量的有效手段。”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公室乔峰指出，因此，要做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监控工作，首先应该从项目招生开始，在师资聘请、教学组织等教育实施的各个环节建立起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质量标准。其次就是应该建立具有独立性、公正性、系统性和权威性的质量评估机制。

    教育部于2011年7月决定全面实施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质量评估，但对于高职教育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而言，仍没有相应的专门举措，宏观上只是靠国家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定期的备案管理和检查，以及涉外教育监管网的信息发布。合作办学项目质量参差不齐，政府缺乏有力的外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在建立质量评估机制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成熟做法。例如，在学校外部建立诸如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EQC)、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及澳大利亚大学质量局(AUQA)这类机构，来对学校整体的教育质量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育质量进行监管和评价；在学校内部，也应该设立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监控部门，严格依据合同协议，加强对合同协议所规定具体条款实施过程的日常监控。

    “走出去”要有统筹规划避免无序竞争

    记者近日在参加一场中国高职海外招生洽谈会时，看到了一些不“融洽”的场面：两所中国的高职院校为了争取一所国外职院的生源，竞相给出各自的优惠条件。“你给半额奖学金，我给全额奖学金。”一来二往，这所国外的院校还没有开口，已经拿到了中国高职院校能给的最大优惠条件。

    “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走出去’的时机和方式。”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王宏海告诉记者，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否则将是一盘散沙。

    “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多为学校自发组织。”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梦卿指出，在合作对象的选择及合作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以专业领域划分或者以地域特色划分的国际高职院校信息库。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锡耀则更系统地提出，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三分而后行”，即分步、分类、分项实施。

    分步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拍脑袋就出来的，而是要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做好国情调研，研究对方国家的需求，列出清单，最后制定出规划。

    分类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专业划分。不要全面开花，应该按照每个学院的特色专业来错位招生，否则会陷入恶性竞争。

    分项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细化项目，例如留学生、教师、校长等多方位地“走出去”，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项目。

    记者跟随国内高职院校赴缅甸招生期间，参观了多所缅甸的高水平技术学院，其中很多都是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直接援建的。

    “出国后才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推动国际办学方面的差距有多么大。”周玉泉说，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借船出海，在学生培养、课程设置、硬件建设等多方面与中国的跨国企业合作，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海外办学的成功率，大大促进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要探索和规范中国职业学校到国（境）外办学。”葛道凯在解读全国职教工作会精神时指出，“为什么要到境外办学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中国产品走出去的越来越多，我们要发展和中国企业以及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国际市场能够更加巩固，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而谈到在国际职教市场上，如何与德、日、美等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开展竞争时，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规划与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罗尧成指出，可以利用我国的语言和学科特色，在较发达国家教育市场上争取以“补缺者”角色输出我国的职业教育；而针对其他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教育市场，则可以利用我国在制造业、制造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中的相对优势积极开拓教育项目。

    借国际合作办学激活高职教育改革

    对于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黄副院长而言，申请招收外国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年，当刚从国外考察回来的他，抱着材料去省教育厅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得到的回答是：“本科招收留学生就行了，高职院校还招什么留学生啊。”

    经过该学院5年多不懈的“个人”努力，终于在2013年经省教育厅审核批准，可以招收留学生了。

    与黄院长相比，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外办副主任唐现文则要幸福得多：“我们当初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很简单，就是去省教育厅备下案就可以了。”

    审批制与备案制的差别，体现的是对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不同理解。而这种理解上的不同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

    一位职业院校的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向记者介绍，我国从2006年至2010年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在此基础上，我国教育部于2010年，在原有已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左右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与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不同的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重点建设内容中，明确引入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这位院长说，不管质量如何，反正得把国际合作办学开展起来，先把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验收通过再说。

    同在江苏，一所职业院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则向记者倒起了苦水：“国际合作办学对于我院而言，就是一个鸡肋，院领导不重视，投入很少，而很多学院也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找麻烦。”

    而在另外一些职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唐现文说：“国际合作办学，对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有一种倒逼作用。这要求我们的工作更加细化。比如，来自印尼的留学生多数讲英语并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我校从教育教学，到食宿管理等方面，都要做有针对性的改变。”

    “国际合作办学，就像是一条鲇鱼，它能激活各个学院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方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艳说得更形象，生源也是一个大问题。通过对国际生源的抢夺，才能对目前的高职院校进行洗牌。

    “高职院校‘走出去’还处于摸索阶段，一切都在探索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孙诚说，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走这条路，高职院校肯定是无路可走。

    【链接】

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开始萌芽。1983年，由国家教委牵头，南京市教育局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建设了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现更名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三年制中职和五年制高职学历教育，从此拉开了中国与外国职业教育合作的序幕，为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奠定了基础。1993年，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高校合作举办联合课程，成为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首例跨国分段式合作办学的个案。 随着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沿海城市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兴起。这一时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处于尝试探索的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中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民间自主探索相对较少，合作办学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办学模式多为松散型。

    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以来，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越来越多。据教育部2002年年底统计，经教育部门审核批准的全国中外合作项目有712个，其中学历教育项目有372个，非学历教育项目有313个，幼儿园项目有27个，在学历教育项目中，中职和高职占了50.27%，非学历教育项目中也有大量属于职业教育范畴。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之后，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了较快发展。地方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也越来越多，2008年年底，浙江省已有高职中外合作项目32个，当年招生1572人。2009年年底，江苏省报教育部审批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404个，为全国第一，其中高等学历学位教育338项（研究生层次14项，本科层次94项，专科层次230项）。

    （资料来源：赵双兰 李梦卿《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教育发展研究》）

    本次会议除听取了国家职业教育体系起草专家关于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形势报告外，还达成了以构建文化软实力打造广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健康发展的共识，并现场与广州六子文化集团、广东荣晖信息公司签订“共建广东职教文化软实力”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广东职业教育理念文化、视觉文化、环境文化、传播文化、活动文化及职业教育信息化云平台等各个方面建设。整体建设、推广、传播职业教育文化，提升职业教育教学管理效率，推动职业教育健康良性发展，此举在全国职业教育领域尚属首例。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李小鲁指出，作为全国职业教育大省的广东，正向职业教育强省迈进，当前已经进入到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以及整体化构建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也提出了广东职业教育新的发展目标：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职业教育示范省。

    在加快职教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广东各职业院校的发展理念、体系、制度、标准和机制等“软环境”建设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创新和变革，而这也是全面创建和提升以“软环境”为核心内容的广东职业教育文化软实力的历史契机。

    曾长期分管广东职业教育工作的李小鲁说，文化软实力主要指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对国家如此，对职业学校也是如此。当前广东的职业教育发展由于缺乏文化软实力的统合，存在很多问题，如见物不见人，见技能不见素质，见学校不见学生，见校长不见老师，见教育不见产业，见专业不见职业等一系列问题。职业教育处在教育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没有文化软实力的推广与改造，职业教育要实现内涵发展很困难，所以构建文化软实力对当前广东职业教育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体化构建，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现代职业教育的整体形象的推广与包装，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二是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体化构建，需要着重关注职业教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有总体的推进；三是对职业教育的总体形象的包装必须走出一条时代新路，以社会化的方式，市场化的手段来打造职业教育文化软实力，引入专业文化传播机构和信息化建设专业机构，以常态化坚持不懈的机制，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四是打造现代职业教育整体体系构建，需要社会所有的媒体，积极参与和正本清源，通过媒体力量，纠正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职业教育认识观的偏差。

    李小鲁表示，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致力于全省现代职业教育一体化体系构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权威学术团体，负有以学术带动全省职业教育文化软实力思想建设，理论提炼，实践创新的使命，基于此，本届学会新的领导班子，决定以全省职业教育文化软实力建设为抓手，携手中国首家文化软实力集成供应商广州六子文化集团、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具有较强实力的广东荣晖信息公司，竭力为全省职业教育顶层设计提供智力和人力服务。 

    高考的改革，一直是在公平与科学之间做艰难的平衡，是在做一道难解的改革试题。

　　千呼万唤，以高考改革为核心的招生考试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了。中央决策高考问题，正显示出这一改革之重要与重大。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以高考为代表的招生考试制度，在选拔优秀人才、维护社会公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惟分数评价的招生制度在保证公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才选拔上科学性不足的问题，引来一定的批评与争议。

　　其实，近30年来高考改革从没有停止过，只是之前的很多改革，都是局部“手术”，或者是考试改革，如3+X、文综理综等，或者是录取改革，如加分、自主招生制度等。此次高考改革方案，是第一次从计划编制，到考试、录取、管理等全方位进行系统化设计的改革，这也是方案最可贵的一点，系统考虑才可能达到最大公平与最大科学。

　　从整个方案看，有两个思路是很清晰的。

　　首先，调整衡量人才的“尺子”，最大可能地实现科学选拔人才。这一点一直是高考改革的焦点与难点，也是长期以来高考被诟病的核心。新方案中，无论是在考试环节，成绩由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两部分组成，后者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三门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还是在录取环节，强调综合评价，逐渐取消分批次录取，过渡到一次录取，都是为了形成既具个性又全面的评价机制。

　　但这把尺子无论怎么改，都不能也不应影响公平这条底线，这也是我国现存高考制度的优势与根基。

　　在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从招生计划编制开始，就强调要根据报考人数等因素合理制定计划，严格控制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并向西部与落后地区倾斜。这一做法，应该说是从根本上确保社会各个阶层的机会公平，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去化解异地高考这个社会难题。对此，方案还提出了明确的可考核目标，即把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目前的6个百分点的差距，到2017年缩小到4个百分点。

　　在考试上，明确提出从2015年开始逐渐扩大使用全国统一命题，在目前全国地方23张考卷的背景下，实际是在确保命题水平与尺子的统一性。在录取制度上，减少加分项目、改革自主招生，也是为了确保公正。在录取的过程中，建立录取申诉制度，并明确要求2015年起，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实际上这是要求校长对录取结果永远负责。在监督上，除了行业监督外，特别提出了社会监督，以及“阳光工程”，把所有能公开的都全部公开，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高考改革本是一个教育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高度关注子女教育的国家，高考改革就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因此，高考改革注定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但同时，高考的改革，一直是在公平与科学之间做艰难的平衡，是在做一道难解的改革试题。修改衡量人的“尺子”，试图让尺子更科学、更宽、更柔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尺子的刚性，增加了舞弊的空间与风险，带来公平性的风险。但是过度强调公平性，则强化了惟分数在选拔人才上的科学性不足。高考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各界的很多观点几乎是对立的，比如全国实行统一考试、统一分数线录取，或者主张学习美国，把招生权下放给学校，综合评价录取。无论哪一种主张，都有其道理，只是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做好艰难而谨慎的平衡，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正因为是如此艰难的抉择，可以预见，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也可能会引起各种非议与批评。但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作为一项复杂的重大政策，能迈开步子，就是一个胜利。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一些非议面前敢于担当，也期待社会各界对包括高考改革在内的所有改革给予宽容和支持。

    人民网9月4日北京电 “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考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到2017年成为主渠道。”教育部部长助理林蕙青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快推进高等职业院校的分类考试是这次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

　　在今天上午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中职学校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文化基础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测试。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素质成绩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学生也可参加统一高考进入高职院校。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成为主渠道。

    林蕙青说，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教育，担负着培养多样化的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职责。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34.5%，全国共有近2500所高等学校，其中高职院校1300所。在这样的背景下，将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既有利于适应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选拔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也有利于一部分学生尽早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减轻高考的备考负担。

　　林蕙青表示，关于这项改革，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省市开展了改革试点，在试点基础上要加大改革的推进力度。具体的改革举措有几个方面：第一，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在考试方式、内容、时间上与普通本科院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考生如果参加了分类考试，并且已经被确定录取之后，确实可以不参加高考。第二，我明确了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院校毕业生参加考试的方式。中职院校毕业生报考高职，参加由省（市）或者学校组织的文化基础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测试，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素质部分的考察就使用其高中学业考试的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第三，考虑到考生的心理和一些需求，我们继续保留考生通过参加普通高考进入高职院校的通道。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考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到2017年成为主渠道。

    原标题：2017年分类考试将成为高职录取主渠道

    国内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相反一些特色专业学生成为香馍馍，笔者认为，国内职业教育仅仅是职业专业培训教育，并没有涉及到营销、品牌、经济研究的培训教育。笔者建议国内职业教育需开始营销课、品牌课、经济研究课，拥有这三种功底的职业生就会如虎添翼，对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

    大学商学院谜于过时案例教学、经管学院谜于经济学教科书教学，均于生活脱节，如果重点研究生活就业中的经济研究，辅助学习商学院、经管学院的教科书，这种学生毕业后，能够有研究功底，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笔者通过研究中欧洲艺术学院和欧洲奢侈品牌后，发现欧洲艺术学院培养的是综艺设计师，而中国培养的是文艺设计师。文艺设计师就是只知道整天在纸上画图的学生，而综艺设计师除了培训纸上画图外，还培训营销。这就是中欧艺术学院的差异。

    笔者今年夏天与欧洲艺术高等学府交流时说，欧洲艺术学院仅仅培养综艺设计师是不够的，还需要培训品牌设计师、经济研究设计师，设计师如何打造品牌，是对自我的一种超越。笔者通过对奢侈品牌的研究，发现极少数奢侈品牌艺术总监是能够打造品牌的。但是，笔者至今没有发现奢侈品牌艺术总监是经济研究专家。不过，奢侈品牌的一些艺术总监之所以成为品牌设计师，主要不是学校学习的，而是后天努力学习得来的。

    大家想想看，你们培养职业学生就是具体的行业产业，没有这个行业的商业、营销、品牌、经济研究，总觉得这种培训就像填鸭式学习。

    国内一些服装设计师之所以没有国际视野、国际品牌、国际影响力，主要就是他们现在仅仅停留在综艺设计师的水平，还在摸索品牌设计师，对经济研究设计师根本是闻所未闻。同样，这种设计师思维，造成中国服装品牌没有国际化视野、没有国际品牌、没有国际名牌，造成国际化失败。波司登伦敦、美国接连失败，雅戈尔、杉杉没办法国际化。

    也正是中国服装品牌没有国际化视野、没有国际品牌、没有世界名牌，导致中国百货商厦、购物中心的主力店缺乏国产品牌，基本上被洋品牌垄断。

    很明显，职业教育上的短板直接影响中国设计师水平、企业家水平、企业品牌、零售业态、产品竞争力利润率品牌，那么也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力、速度。

    职业教育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学生就业，而是国家经济转型、品牌、人才、产品利润率等等，这些，中国的教育部长恐怕还不了解。

    中国预计到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市场规模分别为675亿元、834亿元、1450亿元，整个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约3000亿元。但是，国内把职业教育止于就业，而非从营销、品牌、经济研究方面继续投入培训，笔者建议，职业教育学院需要提高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含金量，就需要从这三个方面突围。否则，就演变成粗放型职业培训了。

    如果中国职业教育能够开设营销、品牌、经济研究辅助课，那么中国创新人才就会批量生产了，而非现在的培训技术熟练工，这是不同档次的职业教育水平。

    作者简介：吴东华，知名经济专家，预测欧美元趋势第一人，第一经济整合专家，服装战略专家，印度经济专家，外贸专家，世界经济专家，前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经济研究员、前商务部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中心顾问。战略文章百度可搜《有机肥如何超越积分联盟跨界营销》、《中国设计师作品如何撬动全球》、《中国服装成世界品牌须破4大情结》、《家族企业二代接班市值为何缩水60%？》。吴东华已经指导过美国大使馆、伦敦ARM国际、法国国立高等应用艺术学院、巴黎奥利维尔时尚设计学院、德国《明镜》等国内外数十家机构。【吴东华经济诊所】可以指导省市经济、企业、服装设计、销售、品牌脱困，同时欢迎困境企业邀请加盟，指导其打造成国际品牌、国际名牌。详见吴东华网易官博。写于2014年9月4日。

    原标题：职业教育需设课营销品牌经济研究

    2014年以来，职业教育改革备受关注。5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6月底，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就加快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微博)副部长杜玉波、刘利民，部长助理林蕙青介绍《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据此，市场人士认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以及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将成为核心内容。而按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给予的职业教育人数指引，预计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市场规模分别为675亿元、834亿元、1450亿元，整个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合计约2959亿元。分析人士表示，在政策加码市场空间广阔的刺激之下，未来职业教育改革主题有望接力教育信息化和在线教育。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速教育改革步伐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公众期待多年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终于开启了。

    从目前已公开的信息看，此次改革主题再一次指向公平。一是强调要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微博)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二是没有局限于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而是采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提法，其中强调包括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破解择校难题。三是着眼于体系建立，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通过《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味着教育体系的改革将加速开展。而鉴于管理层今年来多次表态提及职业教育改革，预计此次《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很有可能是后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一大步骤。

    职业教育千亿规模待挖掘

    今年5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支持。6月份，教育部等六部门又联合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由此可见，高层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

    而观察此次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有三大特点：一是领导层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二是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三是部门协作程度前所未有。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有59个国务院部门和9个行业组织参会，预计在各方协调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正迎来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

    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350万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480万人，接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一定规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达到3.5亿人次。此外，《规划》还提出创新民办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社会力量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职业教育改革的力度空前，预计未来将有政策落实细化，包括法律体系、考试制度、办学类型、课程设计等方面，职业教育改革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教育体系改革的主旋律。

    应该说，职业教育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涉及多个细分子行业。按照教育目的来划分，可以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包括职业技能培训、专业认证考试培训等；按照培训内容来划分，则可以分为语言培训、IT培训、会计培训、法律培训以及艺术培训等。其中，英语、IT网络和会计是职业教育最为重要的分支领域之一。

    《2013年中国早教培训领域市场分析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英语培训市场的规模突破300亿元，其中成人英语教育为105亿元，占整个行业规模的30%。据东方证券估算，在线成人英语教育的渗透率约为10%-20%左右，即介于10-20亿元的规模。与此同时，根据IDC的数据，2013年中国IT培训市场规模约为77亿元，而计算机图形、网络营销培训的市场规模分别为28亿元和9亿元；预计到2017年，IT培训、计算机图形网络营销的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120亿元、44亿元以及15亿元。

    整体市场空间方面，按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给予的职业教育人数指引，预计到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市场规模分别为675亿元、834亿元、1450亿元，整个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合计约2959亿元。

    原标题：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职业教育千亿市场引角逐

农村中职谱青春

——记江西萍乡武功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党总支书记王祖德

    他是一名从事农村中职教育17年的耕耘者，凭着对农村中职教育的一片忠诚，凭着对山区学子的眷眷亲情，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奉献，他谱写出农村中职教育壮丽的诗篇。

　　王祖德，萍乡市武功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一名班主任，高级教师、省学科带头人。 从教17年来，他坚持扎根农村职业教育，秉承“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我就要把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全部精力都献给它，这样我才会问心无悔”的执着信念，在讲台上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他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积极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色；他担任班主任工作15年，一直坚持平等待生，用家的方式创建了温馨的班集体，用爱的真诚感化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以人格力量成为欢迎型教师

　　王祖德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农村中职这片养育他的热土。他常常告诫学生，就读中职学校也同样需要艰辛付出，没有刻苦的钻研和不懈的追求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工作中他废寝忘食，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绝大部分节假日也都用在教学与研究中。十几年来，他放弃了外出发展的好机会，执着而辛勤地耕耘在农村职业教育这片土地上。他真诚地对待每个学生，注重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在他的眼里没有差生的概念，他认为学生不能以好坏区分，只是爱好和特长不同，理论学习困难的学生往往在观察和实践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他以广阔的视野，先进的理念，灵活的方法，指导学生探究问题，解决他们学习中的困难和疑惑，带给学生学习的动力、鲜活的知识和成才的本领，使学生自信、自立、成功成才。

　　他教育理论功底扎实，他善于创造性地选择与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过程，课堂教学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开放性、综合性、实践性特点，在教学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把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循循善诱的教诲，亲切的讲述，像甘泉、像雨露，滋润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田。大家送给他一个亲切的绰号——“王琢磨”，这饱含着人们对他渊博的知识和不懈探索精神的敬佩之情。

　　他针对不同学生的知识水平，灵活的组织教材。通过对教材的剖析，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增删，然后重新组合，使其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因到果的教学过程，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一门课程，在不同的班级，他讲课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同时他在教学中不只是教授本学科的知识，而是将其他相关的知识与本学科知识有机联系起来，并告诉学生现在所学的知识会为以后哪些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使学生对专业课程的脉络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他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和学生接受能力的不同，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教学方法，采用先进的教育技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职业学校学生的实践技能高低，关系到他们的就业前途。培养什么技能，如何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是他反复琢磨的问题。

    以特色教育成为育人型教师

　　曾经有老师向王祖德诉苦：学生德育工作真是烦人，有些事理吧，昨天才找某某学生谈过话，今天又重犯，唉！……王祖德何尝没有这种苦衷？俗话说“久病成医”，办法总比困难多！王祖德久经苦熬，提出“建立学生德育银行”模式。

　　学生毕竟是未成年人，有时“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伤疤未好也会忘了痛”，怎么不会出现“重蹈覆辙”的烦心事？王祖德认为，除了苦口婆心的言语提醒，更需要“纸墨笔载”的“明白告知”！为此，他为每位学生建立了一个“德育银行”，准备了两张“信用卡”，以100分为准入“存款”，一张“明卡”张贴于教室墙壁上，上面“纸墨笔载”其德育银行的借支收入，一张“暗卡”在学校网站“德育银行”平台上，学生、家长可以随时通过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进入查询。

　　学校德育工作已经进入全员化。对此，青年教师小刘体会最深。刚走上讲坛的他，担任了班主任。年轻人血气方刚，他从“严”字入手，以严格的班规班纪管理着学生。开始两周，班上确实太平无事，风平浪静。一两个“出头鸟”也被他“弹”压下去。正有些沾沾自喜的小刘怎么也没有想到，学校的一次民意测试，将他的自我感觉良好推向“谷底”：他的班主任工作满意率居然是全校倒数第一。面对这样的班级，小刘苦恼不已。他找到王祖德诉苦。王祖德听完之后，为他“把脉”:“制度可以管住人，但不能感化人。学生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管理怎能一刀切？只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德育工作，才能春风化雨，润及学生的心田啊！”之后，小刘按照王祖德指点的“几招功夫”，潜心学生德育工作，渐渐扭转了自己在学生中的不良印象，为班级管理增添了活力。小刘也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德育工作的神奇魅力。

　　王祖德独创了“1分钟德育”和“德育银行”等教育工作模式，形成了真心、真诚、真情的“三真”，爱心、热心、耐心“三心”，以及教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处世“三会”全方位多层次教育工作体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以无私奉献成为亲友型教师

　　连续十多年的班主任工作，连续十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出色成绩，王祖德对教育工作研究由自发逐步走向自觉，由零星的经验总结走向独具特色的理论升华。他研究出了学校教育工作“四五三实施策略”，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为了丰富校园生活，王祖德率先在班上成立了业余篮球队、武术队、围棋兴趣小组等，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让学生过得充实愉快，体会学校大家庭的温暖。秋高气爽的金秋时节，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春暖花开之时，带领学生前往风景名胜区踏青，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瑰异……寓教于乐，润物无声。通过这样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和见习实践，同学之间的关系融洽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愉快了，忧郁颓废的情绪不见了，莫名的伤感也少了，抱怨厌学的苗头消失了。

　　在王祖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汽车模型，那是他的学生小兵赠送的。小兵来自偏远山区，家境贫穷，个子矮小，在同学面前常常自卑。有一次在学校后山散步，看着各色鲜花，王祖德指着一朵开得很鲜艳的大花说：“那朵花漂亮，摘下来吧！”小兵摇摇手说：“那是牛屎花，闻了会头晕。”王祖德笑了笑说：“你看它长得又大又红啊！”“老师，那一片金黄色的花才是好花，叫金银花。”王祖德反问道：“不会吧？它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而且又小又瘦。”“不要看它小，可有大作用，能清热解毒。”王祖德见机行事，对小兵说出了心里话：“是啊，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照样能盛开香艳的花朵；即使再弱小的个体，也可以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小兵听了会心地笑了，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从此，他逐渐走出了自卑的阴影，成为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到广西桂林某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不到3年，年纪轻轻勤奋努力的他就成了总代理。小兵在给王老师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昨天的小小金银花终于长大了。衷心地感谢王老师您的教诲！”。

　　在王祖德的学生中，类似小兵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王祖德深深体会到，要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必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不仅身体健康，更要精神健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名言用在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王祖德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他说“德育银行”的诞生得感谢一个曾经是“问题少年”的学生。三年的时光，他们互相对抗着、改变着、支持着。最终互相感谢着，互相尊重着。

　　“一枝独秀不是春，姹紫嫣红春满园。”王祖德的育人事迹已经在学校开花结果。他的感人事迹默默地在大山中传播着、流淌着，熏陶着一届又一届学子们，感染着身边每一位老师，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老师们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育人故事，浓浓的师生情让青春在爱的阳光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让这不起眼的农村中职学校在爱的雨露中开得更加灿烂。

    延伸阅读：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先进事迹介绍

研教共进争一流 专注育人赛须眉

——记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吕杰

　　她如星辰，远观是一盏引路的灯，近看是一团燃烧的火；她如百合，绽开是一朵飘香的花，凝聚是一枚含笑的果。谁说女子不如男，在焊接的钢铁世界里，她散发出柔软的芬芳，沁人心脾。

　　作为酒钢（集团）公司目前唯一的女焊接高级技师，吕杰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自参加工作以来多次代表甘肃省参加过各类大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荣获了很多荣誉：2004年11月在参加甘肃省青工技术比武中，她以自己深厚的技术功底，在来自全省的众多强手中脱颖而出，取得个人第一名，并荣获“甘肃省杰出青年岗位技术能手”称号；之后她还获得过“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以高技能修身养性，以精技术传道解惑

　　吕杰非常注重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熟练掌握了手工电弧焊、埋弧焊、CO2气体保护焊等多项技术。先后考取了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焊工技师证书、焊工高级技师证书。

　　她能够完成气焊（气割）、等离子切割、CO2气保焊、氩弧焊、自保护焊、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等多种焊接方法的培训。她积极开展实训教学课题研究，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推广焊接新技术、新工艺。

　　她带领大家取得多项教学改革成果。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构建了“职业引导、行业平台、工学结合、三岗实训”的人才培养模式。

　　她在一些课程上打破原有的教学方法，实行大胆的改革，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从课程开始的感性认识训练到提供进行创新性设计条件的系统化的实训平台，她十分重视将教改成果应用推广到教学工作中，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吕杰主要承担焊接专业《焊接生产实习》、《焊工工艺》等课程的教学，实验实习的指导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编写工作。近五年来，完成4500课时，参与培养人才3500人次，她还承担了《焊接实训大纲》、《焊接技师精品课》、《焊接技术》等校本教材编写工作，制作了氩弧焊课件、CO2气保焊课件、埋弧焊课件等。

　　她负责焊接检验室的建设，使实验开出率达90%以上，并承担了焊接检验、射线探伤检验等试验任务，为焊接技术提供重要的实验依据。并先后主持《双丝埋弧焊在风电行业的推广与应用》、《等离子切割试板定位先进操作法》等科研项目，通过酒泉钢铁集团公司验收，参与甘肃冶金技师学院技师精品课的开发。

    丹心一片育桃李，硕果累累散芬芳

　　她为酒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周边企业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难题，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

　　吕杰认为，一个人的技能再高超，对社会创造的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她以前是怀揣对社会的感恩在努力工作，现在是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成长为生产一线的栋梁之材。自任教以来，每天都能在弥漫着焊接烟尘的实训车间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她将自己的绝技绝活和参加大赛的成功经验悉心总结，结合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焊接高技能人才培训方法：“一个中心，两个抓手，三个重视，四个环节”，即以焊缝质量合格为中心，一手抓体能训练，一手抓心理辅导，同时重视发现学员技术特长并总结推广、重视有针对性地在培训过程中因材施教、重视“焊接文化”在枯燥技能训练过程中的艺术感染过程，规范工艺讲解环节、完美表演示范环节、加强巡回指导环节、总结教学反馈环节。

　　焊缝质量是焊接操作的生命线，一切技能提升均以焊缝质量的合格为前提，同时，吕杰注意到焊接姿态在焊接操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焊工过度溶池的可达性和精准性，直接关系到焊缝质量。因此，她将学生体能训练揉合到技能提升过程中，在学生饶有兴趣地练习各种焊接姿态的同时，身体的平衡性和舒展性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焊接环境提供了前提保障。

　　面对差异性较大的学生，吕杰因材施教，共性学生共同培养，个性学生个别培养，提升了培训效率，缩短了技能达标周期，节约了实训成本。

　　与此同时，吕杰擅长利用任务驱动教学法，通过单项训练、综合训练、达标训练、提升训练，创造比赛气氛等手段使学生目标性地进行训练。

　　焊接技能训练是一个相对枯燥和艰辛的过程。吕杰在培训学生的过程中形成和注重“焊接文化”的渲染，凭借自己精湛和完美的示范，落落大方的示范动作，舒展美观的运条方式，行云流水的焊接环节，一件件工艺品般的焊缝呈现在学生面前。

　　她提出“焊缝外观和质量美学”的焊接文化，使学生在不经意间将枯燥乏味的训练变成了追求卓越的享受过程。

　　近3年来，吕杰指导培训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326人，学员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项目近1000项，学员持证率100%，项目合格率98%，均满足《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要求。指导培训学生学员近400人，其中中级工技能鉴定合格率95%，高级工技能鉴定合格率88%，技师、高级技师技能鉴定合格率65%。选拔并指导省级、国家级焊接比武大赛人员20余人，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其所在的培训班被业内人士称为“劳模班”。

　　技术攻关展特长，心怀感恩报社会

　　吕杰认为，没有师傅教、领导带、众人扶、亲人帮，自己将一事无成。如果没有酒钢这片热土、没有甘肃冶金高级技术学院这片天地，也不会有她这棵小草。在诸多荣誉面前，她感受到更多的是感恩和责任。

　　多年来，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断有单位和企业前来联系寻求技术支持。在2003年炼铁2#高炉水冷壁检修中，为解决铜管与铜管、铜管与炉皮的异种金属焊接，吕杰积极查阅资料、请教同行，经过反复实验，总结出一套可行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铜与钢异种金属焊接的难题，为提前7小时完成系统检修创造了条件，为公司创效60多万元，同时也填补了酒钢集团公司焊接领域中铜与钢异种金属焊接的空白。

　　2009年，天风不锈钢公司热轧分厂POMINI磨床铸钢材质的辊颈支架托瓦安装框题发生开裂，如果继续使用很可能由于辊轮破坏离心而发生安全事故。面对更换设备成本太高（1800多万元），焊接性差的状况，吕杰根据材料和结构特点及使用要求，制定了一套裂缝修复的焊接工艺，修复一次成功并正常使用至今，避免了热轧一起待辊停产的严重事故，节约辊颈支架采购费用近100万元。

　　2012年3月底，翼钢公司1#高炉4带12#冷却壁进水管管根漏水，此部位为球磨铸铁和碳素钢异种金属连接处，在进行焊接时，焊接部位反复出现裂纹，直接影响生产。翼钢公司向集团公司本部申请技术支持，吕杰被派往山西翼钢后，通过一次次研究论证后，采用热焊栽丝法成功解决这一技术难题，为高炉整体年修赢得了时间。

　　2012年4月，耐火材料公司1000吨龙门式摩擦压力机由于长期承受动载，底座一支柱断裂，被迫停产。在更换设备成本高（一台设备500万元左右）、周期长，修复设备难度又高的情况下，耐材公司向技术学院申请技术支持。吕杰带领焊工考试中心人员一同进行现场勘查、制定焊接工艺、准备焊接材料及设备，利用双休日时间连续工作21小时，成功修复了摩擦压力机，获得了设备单位的高度赞扬。

　　教学，是吕杰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她精彩演绎着自己的教师生涯，用一颗赤诚的心去铺就学生的成材之路，不仅解学生的学业之惑，还全心全意地解他们的思想、生活、人生之惑。教学中，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以及自己多年来的经验，精心制定计划进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使学生的实际操作水平迅速提高。

　　她在平凡的岗位上，精心耕耘，无私奉献。她觉得自己既是快乐的园丁，又像一朵盛开的幽莲，把芳香弥散开去……。

    延伸阅读：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先进事迹介绍

    今年高职高专录取已经完成，据陕西省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高职（专科）正式投档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有320所院校在该省遭遇“零投档”。这种现象不单单出现在陕西，安徽、贵州、海南等都有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中国青年报》8月25日）

　　高职遭遇“零投档”的确不是什么新话题，今年大面积发生的“零投档”确实是个新现象，本该引起足够重视，但即使是在职教圈内，反映也不一：有人认为，这些仅仅是一连串数字，不过表明高职遭遇“零投档”的常态化，不足以说明实质问题；有人觉得“零投档”主要出现在省外招生，媒体有放大之嫌，毕竟，自己所在的省份和学校今年总体招生还不错，不必如此悲观；还有人对“零投档”早已产生审美疲劳，对此视而不见，以为危机不过是报章上渲染出来的，离自己很遥远，是新闻从业者吸引眼球的“标题党”罢了……

　　必须承认，我们都会带着先见看待高职遭遇“零投档”现象，每个人的视野都会受到所掌握的信息、处在的岗位、承担的责任等因素限制。据2013年教育部备案的数据显示，全国有1266所高职院校，可谓良莠不齐，国家示范及骨干高职院校招揽生源，具有绝对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暂时高枕无忧，尚且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处于二、三线城市中一般的高职学校无疑首当其冲，这种“无米下锅”的焦躁，生源尚可的院校根本无法体味。

　　近些年，生源危机是个不争的事实，其愈演愈烈之势，已然超出我们的估计：据有关测算，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于2008年达到峰值，随后至2020年前后逐年下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免费，中职毕业生规模扩大，适龄人口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放弃高考人数逐年增加；国外高校加大在中国的招生力度，港澳地区高校介入内地揽才，高中生自主选择权增加……高等教育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谁的手里都不会握有一把“尚方宝剑”。

　　汉语中，“危机”是指既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考验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刻，是人生、团体和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零投档”危机恐怕正是高职院校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考验的也正是管理者们的决策能力。

　　1980年代，美国高校也经历了一场高校“大洗牌”的过程。作为一所历史超过百年的私立4年制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受益于生源增加的大环境，曾在1970～1980年经历了规模的快速扩张。但当1981年在校生数量达到顶峰之后，申请和入学的人数出现了急剧下降——1979～1983年的4年间，新生入学人数下降了30％，学校的生存危机一夜之间找上门来。时任学校教学副校长的帕翠西娅·尤尔思（Patricia Ewers）领导了一场拯救行动，经过两年努力，学校最终止住新生数量下滑趋势，走出了危机。回顾这一过程，校长这样描述：“如果学校能够在新生数量开始下降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成功的机会就增大，总的成本就会得到更好的控制。”

　　毋庸置疑，危急时刻，需要前瞻性，需要胆识，需要魄力，更需要有效的策略，反应速度过慢者将会作茧自缚，行动迅速者则会日益壮大。须知，意识到危机的前提，是要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笔者担心的是，一些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会对形势认识不清，总以为情况并没有那么坏，对现实作出误判，总是处于被动状态，甚至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政策救助”上，这无疑是危险的。

　　这些年，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确实施了各类举措，比如注册入学、专业预警、分类招考等，但行政包办并非万能，结果也非卓有成效。相关举措不仅给公众带来误解，也导致一些公办院校对上级主管部门和政策的过分依赖，行政一旦放手，这些“家养”的院校没有野生的能力，恐怕缺乏独立应对危机的灵活性。

　　当然，取得成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革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代价。职教歧视这个“痼疾”在社会上还会长久地存在，但高职院校绝不能坐以待毙，巴望着等到社会环境彻底变好后才去寻找出路。相反，高职院校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动出击，广泛调研，了解招生中的不足，明晰自身的竞争优势；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加强培训和学习，增强危机意识，转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慵懒作风，勇于担当；结合社会需求，谋求企业合作，整合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特色品牌；调整组织机构，避免人浮于事，提高院校管理效率，提升招生的科学性和专业水准。

　　“零投档”有如在高职院校的队列中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对部分高职院校来说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那些尚处于“零投档”边缘、并无竞争优势的院校是时候快速作出反应了，任何拒绝变革、满足于现状者都是在自掘坟墓，必遭市场淘汰。

　　原标题：对高职“零投档”现象绝不能反应迟钝

    最近，笔者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进行调研，发现大多数这类高校都已经提出转型发展的概念，但相当一部分也就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没有向纵深发展，普遍存在转型发展主动性不够的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认识不到位。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作为普通本科高校中最基层的地方本科高校，也纷纷“表了态”。但观其动静，相当一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动作不大。

　　其实，笔者认为，地方本科高校走转型发展之路，除了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教育改革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发展的需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地方本科高校自身生存发展壮大的需要。

　　地方本科高校与其说是转型发展，倒不如说是“回归”自己的“正道”。遗憾的是，有的地方本科高校，虽然看到应用型方向对学校发展有利，但由于受“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应用”、“重普教轻职教”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应用型比学术型低人一等，转型发展有“矮化”之嫌，不愿意公开承认办学的职业性，还“犹抱琵琶半遮面”，路子走得也就不彻底。结果就是，找不到归属，自然就影响学校的发展。

　　笔者认为，国家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政策、经费、指导及舆论导向都有明确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本科高校要理清思路，找准定位，谁转得快，转得坚定，谁就会获得更多支持；谁不转，或者转得慢，转得犹豫，谁就等于放弃发展。

　　那么，地方本科高校应该如何积极主动推进转型发展？笔者以为，应该沿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要统一思想，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转型发展氛围。地方本科高校对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的意义普遍认识不足，认为更多的是“国家需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科学指导，统一地方本科高校师生的思想。学校自身要加强学习，领会转型发展的实质，可以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澄清认识上的误区，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第二，要统筹规划，选准转型发展的重点路径。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是类型的跨越，涉及的面宽，难度很大，一定要根据学校的发展水平和办学实际，统筹规划，选准转型发展的重点路径。不同的学校情况不一样，转型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但就一般情况而言，主要包括：

　　一是要积极推进专业建设朝与地方经济相适应的方向转型发展。过去的专业设置都是围绕学科转，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其专业就应该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的需要设置和调整。

　　二是要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朝工学结合的方向转型发展。绝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传统高校的翻版，但由于没有传统高校的学术积淀，培养出来的学生学术修养不深厚，技术特长不专业，“文不得也武不得”。因此，人才培养模式要跳出学科教学的范围，加强校企合作，推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要积极推进师资队伍向“双师型”方向转型发展。师资队伍建设不能只重视教师专业理论的提升，还应该重视教师实践动手能力的提高。同时，还应该重视从行业、企业中聘请业务骨干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把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四是要积极推进课程体系向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并重的方向转型发展。课程体系和课程改革不能只考虑学科的完整性，而应该在反映本学科应用领域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根据毕业生就业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品德、知识和技术进行改革，强调能力与发展并重。不仅应该加大校内实验实训室的建设，而且应该走出学校，加强与行业、企业合作，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五是要在校园文化中引入并加强应用技术文化建设。在校园文化中引入应用技术文化，彰显技术文化、企业文化，尤其是技术创新文化。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如润物无声，师生浸润其中，举手投足都散发出应用技术人才特有的“气场”，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已经有了“职业人”的气质，何愁毕业找不到工作。

　　以上五个方面稳步推进，不断深入，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就不再只是停留在概念上，而是向骨髓渗透。

　　第三，要主动打开校门，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整合资源。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对实验实训的条件要求更高，仅仅靠学校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政府增加投入，需要企业支持，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转型发展就没有保障。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要主动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整合资源，推动学校转型发展。

　　原标题：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与回归

    即将开学了，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终于回归平静。

　　这所地处湖北孝感的普通高职学校，几乎在一夜间，变为国内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今年初夏，它成为国内第一所试水为高职高专层次学生授予学位的公办高职院校。

　　6月20日，在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氛围比往年毕业季更加热烈欢腾：1103名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身着学位服，接过绿色封皮的“工士学位证书”。当一脸笑意的院长万由祥为汽车学院学生罗章“拨穗”时，罗章给了院长一个拥抱。典礼之后，罗章还是难掩喜悦之情，他告诉记者：“那一瞬间，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时非常激动，我就想和院长拥抱一下。”

　　当日毕业典礼的过程，和大学本科生学位授予流程一模一样。据校方介绍，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源自美国和加拿大，从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出发，是对顺利完成高职教育、达到一定专业学识和应用能力水平的高职毕业生知识能力的一种等级认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仅仅两天之后，教育部明确表示，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工士”只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

　　而“工士”的提出者、从事中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设计与比较研究的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梦卿说：“我们不能否认，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成绩同样需要被测量和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有自己的学位。”他认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率先颁发“工士”，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样本、开创了先例，他将会持续跟踪这批“工士”毕业生做研究。

　　此次“工士”探索的意义究竟有多大？记者实地探访。

　　“意料中”的学位风波

　　不是每位毕业生都能获评“工士”。

　　今年湖北职院在56个专业中选取数控技术、临床医学等14个专业进行试点，1103名至少满足“三证四合格”标准的学生最终获得“工士”，占试点专业总人数的62.6%。所谓“三证四合格”，“三证”即在校期间获得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

　　罗章告诉记者，毕业之前他们基本都在外面实习，十多天前才接到老师的通知，“说要给我们优秀的同学授予学位”。而一些老师也表示，他们也是学生临近毕业典礼才获悉，这一改革此前高度保密。

　　该校对外表示，所谓“工士学位”，是结合学校实际，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学位制度中设立第四层次学位即副学士学位的做法，希望推进为将来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备。

　　风波骤起。6月2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并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分别为学士、硕士、博士。

　　同日，湖北职院即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一份声明称，“我校对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的改革试验，未经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是我校按照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精神做的一种尝试，是我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自主行为。”

　　该校还进一步解释称，“我校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同给优秀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是为了鼓励学生更加自信地走进职场、迈入社会，是为了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模式，是为了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关于“工士”的争议，引发教育界的广泛探讨，但各方观点褒贬不一。“有争议是正常的，意料之中。我们希冀在争议中能为国家职教改革提供个有益样本。”湖北职院一位领导对记者说。

　　探索源于身处“教育改革特区”

　　“吃螃蟹”，对湖北职院而言不是新鲜事。

　　校方认为，探索精神得益于其身处“教育改革特区”。2008年，教育部与湖北省宣布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主要包括探索教育管理新体制、统筹协调新机制、科学发展新模式，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使武汉城市圈率先在中部地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为全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依据”。

　　具体到职业教育，目标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办学模式。“为此设立试点学校，我们是两个试点之一。有这样的政策利好，我们就想在改革方面找一个突破口，做出表率。”教务处处长李佳圣介绍，国家对职业教育非常重视，2005年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倡导、今年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等，“都提到了职教体系的构建问题，要求达到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我们就想，作为一个试验区里的学校，我们应该做些探索。”

　　事实上，为职教颁发学位的呼声往年已有。2010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田玉科提出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增设“工士”学位的建议。他认为，设立“工士”学位可以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他还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论证高等职业教育实行学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佳圣说，近年国内职教专家对职业教育的学位问题颇有提及，也有一些理论成果，“很多专家给我们提了建议，看能不能搞一次试水，我们就决定搞个试点对这些理论成果做个检验”。

　　当然，更重要的改革动力是想提高职教地位。“客观事实是，职教在社会中地位不高。”李佳圣说。

　　据其介绍，老百姓普遍从观念上觉得孩子进高职低人一等，而“高职和大学之间亟需打通通道。对人才而言，技能型和学术型是不能分开的，终究要融合。是否可以让重点高校研究学术，而其他高校多研究技能，这样才能体现教育优化和多元发展。”

　　就在国务院今年发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记者留意到了这句话——

　　“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一纸证书似难“扭转乾坤”

　　“中央很重视，行业离不开，社会看不起。”有人这样形容高职学生的窘境。

　　那一纸“工士”证书就能“扭转乾坤”？

　　从事职教工作40年的湖北职院前教务处长闵建杰认为，学位制度的引进，必然会对高职的招生产生一定的促进效果，因为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和自我认同。职业教育一度遭歧视，因为文化成绩最差的才被录取到职业院校，无形之中让人感到职业院校成为“差生”集中地。学位制度的引进算是一种“纠偏”。

　　果真如此？

　　汽修专业毕业生汪其蒙对记者说，他回去领毕业证时，发现多了个“工士”学位，觉得很光荣，但是没想到拿它去找工作——他和多数同学一样，毕业前已经留在一家汽修企业从事“简单工作”，用人单位“不看文凭只看手艺”。不过，他下一步打算转型做销售等“较高端工种”，希望能“靠这个学位向单位证明我是优秀的”，“要是人家承认自然好，但要是人家不承认，那你也没办法”。

　　毕业生陈豹也拿到了这张证书。毕业前夕，他在宁波找到了一家从事汽车美容的企业，对他而言，这个“学位”更多珍藏于内心：“我们这个是最基础的服务业，单位不看什么学位的。这个证书对我的意义是自己高兴，爸妈也高兴。”

　　田斐然没能拿到证书，但他的态度是“不在意”。他在广州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靠的是“实习时表现优秀”。他坦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什么证书都无所谓，最终还是要做出业绩受人认可的。”

　　张志豪也没拿到证书，他告诉记者，自己并非学习差而没拿到，而是因为忙于实习没去考“汽车维修等级证书”。至于自卑与否，他说：“关键还是看心态。现在的工作和专业对口，所以做起来很不错。”

　　唯有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王爽，特地当了一回这本证书的“试金石”。

　　她在毕业前夕已成功考取“专升本”，秋季就要到武汉去读本科。但她很想知道自己拿到的“工士”证书在就业市场上是否有影响，便利用假期找份短期工作“试试看”。她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有挑战性的职位，对方问及她的优势时，她就介绍自己是学校毕业生中“优秀的那一拨”，因为有“工士”为证。对方对此毫不了解，但听了她的解释后挺感兴趣，最终录用了她。

　　一纸“工士”证书，是校方给予的肯定。而毕业生们更希冀的，当然是它可以转化为用人单位的肯定。

　　让学校和企业不再“一头热一头冷”

　　“不管是以前的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还是现在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都试图让职业教育和企业对接，但直到现在还是一头热一头冷：学校热，企业冷。”湖北职院一位教师透露，这次改革，还有一层没有摆在面上的原因，就是“通过改革引起大家对职教的重视”。

　　这位教师说，国家关于职教的一些政策，到地方上兑现受阻，这就需要在中观层面上对职教发展环境做出优化。而学校能做的，也就是自身改革。

　　实际上，“三证四合格”的毕业生认证标准，是湖北职院早在2008年就开始探索的。

　　“你看看这几年的高职录取线，湖北省今年180分，这是什么概念？几乎就是学生考试时全靠‘蒙’，选择题全选A或C，就能达到这个分数。且70%学校都是按建档线录取。这样一来，学校让考180分和360分的孩子在一起学习，最后拿一个毕业证，那我们的认证就出问题了，对学生不公平，对社会不负责。”李佳圣分析，“所以我们想到能不能在毕业证书之外再次认证，我们‘工士’学位也就是按这个思路来的，分数高的、学习积极性高的再来一个认证，对他们是个褒扬，也向用人单位表明，这是我们的‘好学生’。”

　　该校数控机床领头人胡翔云老师介绍，去年进入学校的孩子是首批“95后”，他们个性更突出，教学与管理上对学校提出更大挑战。“工士”学位的授予还规定每位学生总共不得挂科超2次，单此一项便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这一制度设计让身处一线的老师省心不少——制度规定比老师说教更加有效。

　　他说，从他一线教学中发现，现在学生中“四分之一主动学；二分之一像挤牙膏，挤才学；还有四分之一，挤都不学。而那部分好学生，应该被区分出来”。

　　“某种程度上，社会认为高职学校是差生学校也没说错。我们只有以努力和成绩回应社会。”李佳圣说，该校2013年开始推行双学分制：素质教育学分制、综合积累学分制。“设立素质教育学分制是因为我们去企业调研，发现一些高职毕业生从企业底层开始不甘心，不稳定，还有一些留下来一段时间之后技术方面表现不错，企业想提拔，但综合素质不够。这个责任在学校。”

　　也就是说，素质教育一直是块短板的职校，也不再唯技术论了。

　　争议中前行的探索

　　记者调查发现，职业院校自授“学位”的做法远不止湖北职院一家。

　　2008年，安徽休宁县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举行学位证书颁发仪式，49位学生获“匠士”学位。“匠士”基本标准是：能够独立制作出合格的八仙桌和太师椅。

　　类似的还有，2011年，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举行了2011届毕业典礼暨“专业副学士”称号授予仪式。这所学校强调，“专业副学士”意在借鉴国际先进做法，激发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取得该称号，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为其日后学历提升提供接口；或在职场就业中，为其添加砝码，提高就业竞争机会。

　　这个说法和“工士”提出者李梦卿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湖北职院率先为高职学生颁发学位，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添其对职教专业的成就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更是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有益探索。

　　随着本科类院校的扩招，大学生就业市场日趋供大于求，这一背景下的高职改革更加引人注目。

　　这几年，就业市场出现明显的“倒挂”现象：培养高级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不断攀升，甚至有些待遇不亚于本科生，但尴尬的现实是，即便就业率攀升，高职报考生源却仍下滑，社会对于高职生质量提升的呼声空前提升。

　　6月25日，在武汉举办的2014年度首场高职院校招生咨询会，场面十分冷清。包括湖北职院在内的多数院校称，今年遭遇“最难招生年”，填报志愿的考生人数或跌至史上最低。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职业教育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不能自主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地位低，办学缺乏特色，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难以提高。“中国近年来在发展职业教育时，一直提到要建立‘立交桥’，但学生的流通渠道并没有真正建立。授予‘工士’学位即副学士学位，是有价值的探索。”

　　但如何探索，大有讲究。熊丙奇的观点恰恰是：授予“副学士”学位不宜再纳入国家授予文凭体系；　应从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出发，鼓励职业学院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的含金量由社会专业机构认证。

　　“学位是国家颁发，我们为了避嫌，还把学士服上的帽穗改为银色——希望高职院校为社会培养‘银领’。”李佳圣说，他坚信“工士学位证书”会对学生和用人单位都起到效果。尽管，眼下还未必。

　　未来可期。 

    原标题：职业教育突围的“工士”探索

    高职教育是一种跨界、开放的教育，高职教学质量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校内的师生，质量评价应该延伸到校外，收集来自社会的声音，包括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家长等，当然还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督导。为此，应让利益相关者全面参与，确立由“学生、教师、督导、社会”等四方参与的评价主体。

    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师生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基础性地位，要通过开展各个层面的教师自评、教师互评和师生互评，以教师对自身教学行为的反思、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及效果的综合考察以及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满意度等“内部信息”来全面反映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充分突显社会评价的重要地位，不但要以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家长对子女就业质量的满意程度来体现社会的认可度，还要让企业、家长以及独立第三方督导提前介入到对教学活动过程的评价，以需求是否对接、行业企业要素是否落实到培养过程、教学内容是否适用等更深层次的“外部信息”来客观反映教学质量。

    相比其他类型的教育，高职教育在教学形态上更为多样、教学过程更为复杂，系统性建构契合高职教学特征的质量评价项目和标准显得尤为重要。围绕目标、过程、节点、结果和效果等关键要素，可通过系统设计设置四类评价项目，建立一个从收集、分析到评估、反思、改进的质量控制闭环系统。一是教学运行过程控制；二是课堂教学实时测评；三是顶岗实习环节监控；四是毕业生职业发展反馈。

    在评价标准和指标的制定上，应以专业标准为逻辑起点，一是融入职业资格标准，全面引入行业企业要素，将对应职业岗位的入职标准和要求体现到培养过程。二是关注学生全面发展，既要科学评价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效果，也要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职业素养。三是诚邀企业全面参与，依靠行业企业单设监测指标，完善企业现场教学的督导标准，基于外部的质量判断客观反映教学状态。四是分层分类突显差异，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评价项目要合理区分标准和指标的差异性，定性指标体现标准的内涵要求，定量指标突出结果的可测可比。

    要落实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项目的精细化，对教学运行状态、效果和毕业生及利益相关者反馈的海量信息进行实时收集、全面分析和及时反馈，传统的纸质媒介和人工统计操作等手段已难以满足要求，需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的在线运行、实时互动的质量管理平台，在信息采集、状态监控、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等环节实现标准化、流程化和信息化。

    在平台功能上，要依据不同评价项目的过程控制要素和教学评价相关者角色特征，建构基于信息化手段的解决方案，为“四方参与、四类评价”的质量管理架设信息化平台，实现各类评价项目的在线界面化。在评价手段上，可依托信息化质量管理平台广泛的信息布点和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将教与学互动的课堂教学实时评价、第三方督导的过程评价、就业质量的结果评价和毕业生职业发展潜力的发展性评价进行一体化设计和运行，从而全面建立校内外多方参与的质量管理机制。在反馈环节上，要基于实时高效的数据反馈，营造个体反馈、协同促进的质量文化。实现“督教、导学、促管”的和谐统一，通过控制和改进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作者系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原标题：高职教学质量如何有效评价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仅受传统社会观念的制约，也受教育自身观念的羁绊。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起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相适应的新观念、新思维。

    破除职业教育就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观念

    与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90年代末开始加快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30多年来，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发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等同起来。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总体上从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重工业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为主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受教育年限和水平，发展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造升级版的职业教育。

    从国际经验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了工业化和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行列的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走向多样化，一些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整合发展成应用技术大学，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层次，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推动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空间，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技能型多类型人才，职业教育必然从技能型人才培养向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延伸，形成技术技能人才链。

     破除行业企业办学就是办职业学校的观念

    一提到行业企业办学，人们就自然联想到行业企业办职业学校。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缩小，给行业企业办职业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行业更多地发挥对职业教育的指导作用，积极开展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量评价等工作。企业作为办学主体，在积极完善自身企业员工培训制度的基础上，对接职业院校，积极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我国学龄人口和青年工人比例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一方面导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快速发展后出现了招生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出现了招工难与转型升级所需技术技能人才不足的双重困扰。因此，企业作为办学主体不是去办新的学校，而是去通过购买、租赁、委托、股份合作、混合所有等多种形式去整合、优化当前职业教育资源，与职业学校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培养人才，把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有机地整合，这也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与学习型社会的到来，现代职业教育已从传统的职业学校和企业分而治之的双轨运行，发展为以现代学徒制为标志的产教高度融合，教育与培训概念的交集越来越大。以往在学校进行的正规职业教育越来越多地采取双元制、实习和顶岗培训等多种实训的培训模式；以往单一的企业培训也加强了与职业学校的合作，提高受训者的理论知识水平。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制度开始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进行改革。

     破除公办与民办二元化办学的观念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着“非公即民”、“公私分明”的观念，对二者分而治之，极大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此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这些要求体现了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性和社会性，发展职业教育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必须借鉴经济领域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大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力度。

    如企业可通过投资入股的形式把企业培训机构建在职业学校或双方共建，当然学校也可以知识、技术等要素投入企业，把实习实训基地建在企业；行业与企业可以并购职业学校（或某些专业），成为行业企业的培训机构；政府可以把一些办学效果不佳的职业学校，委托办学实力强的民办学校或行业企业进行经营，当然公办职业学校也可以兼并民办学校；公办与民办职业学校可以共同创办一些专业或实习实训基地，职业学校也可以引入民办机构开展职业培训等。总之，职业教育投资大，必须充分调动社会一切力量参与办学，充分发挥多种办学主体的优势，发展混合所有的职业学校，形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破除校企合作禁锢于办学的观念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局限于办学层面，当然这也与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局限于中等和专科层次有关。近年来，教育部门积极倡导产教融合，产教融合下的校企合作绝非仅仅是合作办学。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关键期，培养实践性和创新性人才成为时代的要求。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综合性重点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本科阶段职业教育，培养大量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应用技术型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将产生一种新的创新力量，进一步完善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使创新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从欧洲国家应用科技大学的实践来看，应用科技大学是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科学技术社会化、人才需求多样化、产品需求个性化、生产技术集成化、企业发展创新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它们在企业创新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学与企业合作形成了双向互惠的机制，改变了校企合作中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企业成为学校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学校成为了企业创新重要的人才库和技术革新的思想库。可见，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校企合作已从单一的人才培养发展到协同创新的新阶段。

    （作者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教所教授）

    原标题：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须破除“四大”观念

    今年6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这一决定，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和正在产生巨大反响。

    然而，在“谈职色变”的当下，许多新建本科高校对于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并不太感兴趣，甚至怀有抵触心态。长期以来，无论是中等还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都属于边缘教育体系。不管是生源、师资还是其他方面，都不过是普通教育反复遴选后剩下的“边角料”。这种“囧态”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观。其实，从社会的总体需求看，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一技之长的职业技术人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高等教育自1999年扩招以来，并未将重心放在职业技术教育上，导致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出现了从“难”到“最难”再到“更难”的困局。这种全方位的资源浪费既不能有效警醒普通本科高校，同时也挤占了职业技术院校的生存空间，无法满足它们对资金、高水平师资和优质生源的渴求。

    从现有情况看，转型面临着双重困难和抵触。许多高校处于徘徊和观望之中，踯躅不前。有的认为自己一直都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而一旦挂上“应用技术大学”名号就等于进入下行通道，迟早会与那些低层次的高职院校为伍，害怕出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状态。而职业技术院校本身，却有一种强烈的剥离感和不公平感。在它们看来，自己办学资历虽短，但一直在职教领域心无旁骛地努力奋斗，已经小有成就。而且公办高职院校至今依然无法摘掉“专科”的紧箍咒，短期内“本科”头衔可望而不可即。假如新建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必然抢占高职院校眼前的“高地”，堵塞自己的上升通道。

    如何既让更多新建本科高校积极主动地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又能够彻底消除高职院校的误解？如果是自上而下地推动，势必造成“拉郎配”的被动局面，教育主管部门不但要背负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骂名，而且容易激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作为“牧羊人”，教育主管部门不宜用强硬的“大棒”政策，而应在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善用和巧用“胡萝卜”政策，即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倾斜和层次提升等方式，首先吸引一两所985工程名校率先转型，并将其打造成为高职教育领域中的北大、清华，逐步形成和凸显“头羊效应”。这无疑是一个事半功倍、必须优先考虑的“A计划”。

    如果把新建本科高校比喻为一个羊群，头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新建本科高校中，因为各校办学实力和影响力都在伯仲之间，个别高校虽能适应新形势、及时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却缺乏强大的引领作用和磁场强度，其他高校只能“敬而远之”或者不屑一顾。所以，必须有个别层次高、办学实力雄厚、影响巨大且以工科为主的985工程名校进入该领域，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通过名校转型的头羊效应，去吸引其他新建本科高校主动转型，同时必将极大地推动高职院校你追我赶、奋勇当先，向本科层次迈进。诚如此，职业技术教育将不再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角色，而逐步形成一种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火热场景。

    反之，假如缺乏头羊效应，任何其他行政手段推动的转型都是事倍功半，或许还会引发整个高等教育的思想混乱，无助于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甚至导致职业技术教育被再次妖魔化。当然，即使是推动一两所985工程名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亦绝非易事，既需要名校主动为国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承担重任，能够真正成为转型的样板，还需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鼎力支持。只要有985工程名校打破常规、带头转型，头羊效应必将迅速放大且持续不断地发酵，其效果远胜于用鞭子驱赶各怀心思、瞻前顾后的“群羊”。

    （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原标题：本科高校“普转职”需要“头羊效应”

    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地方高职院校上有本科院校、下有中职学校，同时区域内地方高职院校众多，专业差别系数小，相互竞争激烈。因此，如何提高地方高职院校的竞争力，实现成功突围，是很多地方高职院校负责人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提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力，是提高地方高职院校竞争力的关键。以浙江省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衢州职院与衢州学院（本科院校）分离仅仅三四年时间，在合办过程中，错过了高职发展的最好时机，师资力量、硬件水平都与省内同类高职有不小的距离，在当地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不高，发展举步维艰。但我们坚信，只要提高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就能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为此，学院在深入研究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俯身贴地、提升能力，服务衢州地方经济”为指导思想的发展思路，努力提升服务地方的贡献率，办一所让更多衢州老百姓得实惠的、没有围墙的大学。

    在校企合作中，学院探索产教融合方式，找到专业对接当地产业的发展路径，积极主动地为地方产业服务。在专业设置上，学院根据地方产业情况，撤旧立新、及时调整。比如，根据地方光伏产业的发展，在全省高职院校中设立了首个光伏专业，经过几年努力探索，专业与产业同频共振，五六家企业在学校开设订单班，还出现了以企业命名的二级学院，既方便学生就业，又保障企业用人需求，得到企业和社会的好评。

    对于地方高职来说，学历教育仅仅是服务地方经济的一种方式，开展职工和农民的技能培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种方式。学院摸准地方需求，及时拓宽社会服务渠道，做大职业技能培训。2011年年底，学院成立衢州农民学院、衢州女子学院，开放校内外实训基地等教学资源，开设家政、月嫂、养老护理员等护理类培训班，同时结合衢州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开设“三长一嫂”（店长、厨师长、家庭农场长及月嫂）、电子商务、农村电工等20余个专业培训班，培训班次100余期，培训学员1万多人次，发放各类技能证书3500多本，并以此为平台，将教师送到街道乡村，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有效的培训服务。

    在“俯身贴地”的过程中，师资得到锻炼，资源得到整合，特别是当地一些企业、事业单位都把最优质的资源与学院共享。比如，因为校企合作紧密，开山集团副总裁汤炎、苑增之博士和开山集团首席设计师、高级工程师10余人，分别担任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压缩机方向）专业的客座教授和兼职教师；一些企业的机器设备搬入校园，供学校无偿使用；在与衢州市人民医院共同创办护理专业的“衢医班”后，医院的专家走进校园参与教育教学工作，与专业教师一起开展专业研究……在努力服务地方经济的过程中，学院的师资、生源、专业和设备等变得越来越地方化和特色化，而服务的“地方”慢慢变成学校的“地盘”，学院的办学水平和竞争力迅速提高。

    有为才有位，有服务力才有竞争力，地方高职院校要在服务中找方向、在服务中提能力、在服务中创平台、在服务中实现特色化。

    在服务地方、提升能力的过程中，地方高职的概念也在发生着相应的进化。在我们看来，“地方高职”就是立足地方、依托地方、服务地方，进行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宽广平台。这个平台在高处，一边连着地方经济，一边连着学生、农民和职工。高职有多高，就要看边上的两条腿有多高。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原标题：有服务力才有竞争力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今年招生打了一个胜仗，招新生3300人，比去年增长了50%。还有许多家长想给孩子报名，但被学校婉拒了。像天津机电工艺学院这样招生好的职业院校，今年有很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往中职招生难的情况今年已有所改变，许多中考成绩中等的初中学生及其家长开始考虑选择报考中职学校。

    今年2月，国务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措施，要求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新政策使职业院校招生迎来“开门红”。

    有学生搞不清楚复杂的中职专业及不同的班级类型，不知道该怎么报到。广西物资学校就从源头开始服务，最大限度地简化程序。学校还为每个新生配备一名志愿者，从火车站到学校再到注册、分班、选宿舍，每个程序都有专人指导。

    新生吴雯雯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办好了入学手续，收费也只有住宿费和书费。她说：“我很幸运，这个学期广西开始实行中职学费全免，就让我赶上了。学校很漂亮，连宿舍都有空调，这么好的环境我要更努力地学习。”

    有家长担心，职业学校的学习模式和普通初中不同，孩子一时适应不了。北京市商业学校就为每个新生班配备了两名学生辅导员，及时解答新生的难题。商贸旅游系三年级学生孙伯陵现身说法，带着学弟学妹参观会计专业的仿真银行、西餐专业的咖啡厅，又讲解了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终于让家长放下心。

    有家长问，中高职衔接、中职本科贯通这些新模式有没有经验可参照？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副校长周健介绍说，学校已经在暑假建好了实训基地，并和本科院校共同设计了第一批课程，调集了最好的力量支持项目试点。听了介绍，家长李安远欣慰地说：“看到学校精心的准备，证明我们来中职是来对了。”

    导语：“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是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为鼓励、传播和推广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而创办的活动，自 200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被称为'民间评价教育的有益尝试'。

　　2014 年，“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评选活动启动。此活动围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重点领域，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关键环节，发现、总结、宣传和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案例，促进整体性的教育制度改革。搜狐教育将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此次活动。

　　以下为2008年第一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获奖案例。

　　重庆永川市推行'城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

　　【问题背景】

    重庆永川市位于长江上游北岸，地处成渝经济带，东距重庆主城区58公里，西至成都276公里，是重庆市确定的首批规划建设的五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在重庆市主城区、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板块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显独特和重要。永川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在渝西经济走廊地区的12个区、市、县中，永川GDP增长率、人均消费品零售额、第三产业比重、保险费收入占GDP比重、每百人拥有电话机、综合劳动生产率，每万人在校生数等7项综合指标处于领先地位。永川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着永川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职业教育学校作为技术人才培养的基地，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永川中专院校多，办学规模与办学实力在渝西地区独一无二。现有综合本科院校1所，电大1所，民营高等院校2所，有省部级以上重点职业学校7所，教师1218人。这些老师中有部分在民办职业学校兼职兼课，这就为民办职业学校提供了丰富教师资源，促进了民办职业学校快速发展。形成公办、民办职业学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使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永川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永川市每年初中毕业生稳定在12000人左右，按升入普通高中、职业学校6：4的比例计算，每年能为职业学校提供生源4500人。近年来，各类职业学校每年在永川市外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新招生人数占实际招生人数的80％以上。生源遍及全国大多数地区。永川市是重庆职业教育基地，被称为西部职教城。

    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投入不足，办学条件比较差，办学机制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质量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教育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培养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却得不到企业的青睐，而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又不得不再次培养，职业教育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近几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眼界不够宽，力度不够大”仍然是永川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表现在总体规模偏小，生均资源偏低；师资不足，学生技能素质、教师教学水平、毕业生就业质量有待提高。

    永川市政府管理者更深层次的考虑:从更加长远的目标看,永川一定要尽快建立起以开放、沟通、灵活、弹性为显著特征的学习型社会的教育体系,但是,依托旧有的制度是很难达到这一目标的。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系统最为直接的出口,职业教育既具有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担负着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实现自身职业化的社会教育使命。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是能够最先突破传统学校教育模式的束缚,实现制度和方法创新的,从而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所以,抓住了职业教育,就等于抓住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牛耳”。“把职业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永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与经济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和大城市建设同步推进,努力把永川建成中国西部职业教育试验示范基地”,遂成为永川人的共识。

　　 【决策过程】

     2002年5月，永川市提出建设“川渝经济带上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永川经过反复论证，最终认定“发展职业教育”是“承载和推动城市发展的一个轮子”。

     经过反复酝酿,2004年初,永川市委、市政府正式做出决定,在永川城区的老成渝公路和成渝高速公路以北的10平方公里区域内,规划建设具有现代水平和规模的职教城区,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西部职业教育基地和职业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市场运作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永川建设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永川市人民政府，联合成立“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委员会”，按照 “城校互动、资源共享”，即 “城市以职业教育为特色，职业教育以城市为依托，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的发展理念，精心打造重庆职业教育基地。 

    2005年，永川市把职教基地建设作为实施“文化兴市”战略的重要支撑，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中心工作来抓。为此，永川市与市教委共同制定了《重庆职教基地事业发展规划》和《重庆职教基地园区建设规划》。按照建设规划,到2007年,重庆职教城的职业院校要发展到28所,建成区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在校生8万人,各类职业技术培训达到每年2万人次以上,成为重庆市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重要基地;到2010年,城内职业院校发展到30所,建成区面积达到8平方公里,在校生10万人,各类职业技术培训达到每年2.5万人次以上,成为长江上游职业教育示范区;到2020年,各级各类职业院校保持30所规模,在校生达到13万人,职教城要成为中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示范基地。

　　为实现资源共享,永川市政府切实加强各相关部门的配合与协作,于2005年11月下发《关于明确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相关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永委办发[2005]139号),明确了包括中共永川市委宣传部、永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市教育委员会、重庆职教基地建设管理委员会、市规划局、市人事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设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在“职教城”建设中的工作职责。

　　【具体措施】

　　永川市“城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的措施主要有：

　　科学编制规划。一是确定发展思路。永川市职业教育确定了城校资源共享的理念，使区域内职业院校的布局、办学规模、专业设置与永川新区建设、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具体做法是,城市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考虑与职业院校配套,城市文体设施、商业设施、医疗服务及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与职业院校共享。二是编制发展规划。本着“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务求实效”的原则，由重庆市教委牵头，永川市教委、职教基地建设管理委员会配合，组织力量，反复论证，制定了《重庆职业教育基地事业发展规划》、《重庆职教基地产业发展纲要》、《重庆职业教育城建设总体规划》。规划总用地10平方公里，把永川整个城市划分为三个区域,所有职业院校按照“资源共享、城校融合”的原则对应三个区域形成A、B、C三大组团;每个组团都集中了一批院校,并有自己的功能侧重点，形成城中有校、校中有城,城校融合”的创新之城。

　　加大资金投入。重庆、永川两级政府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引导职业院校多元投入，按照“分区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快校区拓展和校舍建设，逐步完善重庆职教基地水、电、气、路、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6年，职教基地各职业院校建设总投入近13亿元，征地2517亩，校舍建筑面积达185万平方米。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统筹调配有限的职教投入资金，避免了职教发展多元投入中的盲目性、重复性，降低了院校建设成本。　

　　营造良好环境。一是制定优惠政策。制定出台了土地成本价供给、教学用房免缴建设规费、基础设施建到校园边缘等鼓励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职业学校快速发展。二是狠抓“永川技工”品牌打造。构建“永川技工”品牌打造新机制。每年选择800名左右的优秀毕业生，建立“永川技工”人才库。三是加强扶贫助学基地建设。采取“政府资助，社会赞助，学校减免，工学交替，勤工俭学”等措施，搭建起贫困家庭学生“走出贫困家庭，走进职业学校，走上就业岗位”的“致富金桥”。 四是统筹社会资源,抓好配套服务平台建设。如对外合作平台建设：吸引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紧贴市场,积极开展与行业联合办学;广泛与国内外教育机构交流,推进合作办学；教学指导平台建设：面向市场,合理设置专业;创新机制,加强教学管理;整合资源,开展课程改革；学生招生就业平台建设：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建立就业服务机制,强化就业培训,为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保障；鉴于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与行业企业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在“职教城”建设中,按行业建立了职业教育行业协调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预测行业人力资源需求情况,参与编制培训规划;组织企业和职业院校人员制定本行业相关岗位能力标准,编写培训教材;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本行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为职业院校加强行业联系搭建有效平台;参与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

　　拓宽学生就业面。一是坚持多层次办学。重庆职教基地有综合本科、高职、中职、短期培训及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等多种办学机构70多个，2000年以来，共培养高、中、初级技能型人才8万余人。二是开设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90多个。三是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政府支持、市场运作、校企结合等方式，在永川、重庆、北京、天津等地建成了机械加工、数控技术、电子应用、服装制作、旅游服务、特色养殖等公共实训基地，年培训学生2万人以上，培养适应企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深化职教改革。一是创新管理体制。探索实行了重庆市教委、行业主管部门和永川市人民政府共建共管职业院校的体制。整合劳动部门的技能鉴定、人事部门的人才交流、农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职能，成立了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实现了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集约化。二是推进教育改革。大胆探索“公办民助”、“民办公助”、集团化的办学路子。调整专业设置，创新课程设计，实施学分制、选修制、多证制；职教基地内，积极推行弹性学制、共同培养制度，建立职业院校学分互认和选修专业、第二专业互开的运作机制。三是加强职教研究。2005年12月19日，永川市牵头申报的职教研究课题《“城校互动”职教发展模式研究》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重点课题。四是狠抓师资队伍建设。重庆市教委确定文理学院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重庆市委人才领导小组在重庆市职教基地建立职教师资流动站。职教师资流动站通过重庆永川两级政府的教委、人事局、科委等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的大力协作，通过网络等新闻媒体，深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引进人才。师资流动站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院校师资缺乏问题。　

　　加强交流合作。一是认真学习借鉴外地职业教育发展先进经验。先后组织人员赴北京、陕西、江苏、山东、天津、江西、四川等职教发展较好的地方考察，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二是加强对外交流合作。近几年，重庆职教基地每年接待来永参观交流、投资考察的客人100余批次，1200多人次。

　　【制度创新】

　　在永川，“抓职教就是抓经济，抓经济必须转职教”。永川职教开创了中国职教第四种模式——“城校互动”模式。永川“城校互动”中的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以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城市。“城”的范围指的是永川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区；“校”指的是分布在永川城市建设规划区的所有职业院校、成人教育机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城校互动”指城市与职业院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永川职业教育模式是重庆教育的一张名片、一个符号与新坐标，实现了“城中有校、校中有城、城校融合、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局面，拉动了城市的大发展，城乡经济的大提速。教育部部长周济认为，永川市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并将其与建设现代化城市有机结合起来的做法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在全国交流和推广。

　　【实施效果】

　　永川市实行“诚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带来的效果主要有：

　　职业教育规模扩大。2006年与2003年比较,职业院校数量由26所增加到30所;学生增长79.3%、增加44 459人,达到100 459人。其中,高等职业院校增加5所、学生增加34 067人,中等职业学校减少1所、学生增加10 392人。职业院校固定资产由2.6亿元增加到3.9亿元,建筑面积由117万平方米增加到185万平方米。职教基地建成面积2004年3.3平方公里、2005年4.5平方公里、2006年5平方公里。职业培训机构增加2个,学员增加4 230人。

　　拉动经济发展。2006年与2003年比较,永川市GDP增长47.79%,由85.727亿元增加到126.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长23.4%,由15.09亿元增加到18.62亿元;第二产业增长55.99%,由32.49亿元增加到50.68亿元;第三产业增长50.81%,由38.06亿元增加到57.4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03年第一产业占17.6%,第二产业占37.9%,第三产业占44.5%;2006年第一产业占14.7%,第二产业占40%,第三产业占45.3%)。2002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3亿元;2003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3.5亿元;2004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4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3亿元,拉动消费4亿元,间接提供就业岗位1.6万个,增加城市人口1万余人;2005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5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3.9亿元,拉动消费4亿元,间接提供就业岗位1.6万个;2006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5.3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3.5亿元,拉动消费5亿元,间接提供就业岗位2.2万个。

　　另外，还拉动了商贸、建筑、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发展。除了经济社会发展，职教还缓解了就业带来的压力。据调查测算，永川新招1万名职高、中职和高职学生，可增加教职工及间接提供岗位4023个，也直接、间接延缓了28132人的就业压力。

　　还提升了城市人口素质。目前，永川市每万人口中有职教学生800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加上城区的教师和各级各类教育在校在籍学生，教育人口占城区人口的比重已近50%。

　　【案例点评】

　　重庆职业教育城，可以实现教育设施配套、校园文化服务设施配套、专业和学科建设配套、实训基地设备配套和招生与就业服务配套。有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有利于提高设备设施的综合使用和效益的发挥；有利于节约学校办学和社会服务成本；有利于政府统筹，完善服务体系。同时，相对集约使用社会资源，还有利于扩大职业学校的社会影响，增强学校的竞争力。该模式被誉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第四种模式——“城校互动”发展模式。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努力培育“学技能来永川、选人才来永川、办职教来永川”的“永川技工”职教品牌，走出重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06年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重庆职教城，对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发展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温总理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我国目前的教育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即巩固普及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其中，职业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职业教育是面向社会各个方面，面向各个阶层，面向人人的。只有把职业教育办好，才可能真正使其成为面向人人的教育！” 

    原标题：重庆永川市推行“城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