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是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考试招生作为教育领域的风向标，是评价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指挥棒，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抓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就找准了突破口，牵住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必将推动教育朝着更加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 考试招生制度为何要改
我国考试制度由来已久。“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等诗句，就是古代考试制度改变读书人命运的生动写照。进入现代教育以来，考试制度成为学校选拔学生的重要手段，在教育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选拔培养人才、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莘莘学子通过考试“跳过龙门”，实现了人生梦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同时必须看到，面对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好教育的新期待，考试招生制度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一考定终身”的弊病日益凸显。
唯分是举，应试倾向重。“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现行考试招生制度下，分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成为唯一“杠杠”，学生被绑架在分数的战车上，分分计较；学校和老师围着升学率转，疲惫不堪……为分而学、为考而教的状况，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导致育分不育人。这种状况下，往往是重知识灌输轻实践锻炼、重智育提高轻德育培养，很多学生被训练为应试机器，成了“背多分”，影响了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招考不分，录取方式单一。考试的初衷是科学合理地评价教育，招生的目的是选拔优秀合格的学生。两者本是相对独立、互相关联的环节。但目前的考试招生制度，更多地把一次考试、一个分数作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而且，现在的试卷内容，明显向选拔研究型人才和科学家倾斜。这种“一锤定音”的考试，以及单一性选拔人才的方式，很难规避学生因一次“小失利”而影响一生的风险，更难以把具有不同天赋和才能的人才选拔出来，考试的正向激励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各类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考试招生存在不公问题。招考制度犹如一把尺子，丈量着教育公平，引领着社会公平。近年来，国家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城乡之间入学机会差距。但现实中，种种考试招生的不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比如，一些生源大省考生上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偏少，招考的地区差异明显；重点大学的农村考生比例下降明显；小升初“择校热”高烧不退、屡禁不止；等等。
招考不改，教育难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考试招生制度作出部署，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这次改革的总目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具体来说，包括3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基本模式；健全学生、学校、专业机构、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招考运行机制；构建衔接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教育部表示，2014年年内将出台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可以说，考试招生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微评
只看分数不看人的考试，会让学生变成做题的机器，让青春年华沉没在题海里。
考试招生制度，既是枢纽也是闸门，既是指挥棒也是风向标，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突破的难点。
滥加分、假加分，就好像发令枪未响，已提前跑了一程，让“裸考”的考生情何以堪。
一边心疼孩子辗转于各种补习班，一边迫于升学压力又不得不逼孩子上“战场”。
声音
袁贵仁：改革须积极稳妥、蹄疾步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考试招生改革特别重要、特别复杂，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考试招生制度在改革中不会走旧路，要坚持制度、完善制度，改进民众觉得不满意、不科学的方面；不走错路，绝不允许发生颠覆性错误；尽量不走弯路，不能给改革留下“后遗症”。
二 高考改革有什么突破
高考，被称为“中国第一考”，在整个招考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指挥”高中，左右初中，而且已经影响到小学甚至学前阶段。有人提出“高考不改，一切皆空谈”。
为此，这次改革把高考改革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系统综合的设计，先在一些地方试点，将一次考试成绩决定命运，改为依据高考统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建立起更加科学、更加公平的评价选拔体系，以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综观这次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有不少重要突破。
第一，统考内容和方式有突破。统考，也就是现在每年6月7日、8日（一些地方到9日）进行的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统考考什么、如何考，是高考改革的 “重头戏”。在统考改革方面，重大举措主要是两点：一是调整科目，不分文理科，增强考试的综合性，促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二是外语不再在统考时举行，实行社会化考试，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可以一年多考，将最好成绩计入统考总分。
第二，综合评价有突破。评价一名学生，不仅仅注重“考三天”，还要“看三年”。除了统考之外，将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再实行百分制，而以合格和不同等级来评判，每一门课程学完即考，“一门一清”，减轻不必要的课业负担。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和优势以及高校招生基本要求，自主选择参加部分等级性考试科目。综合素质评价，主要考查学生品德养成、身心健康、兴趣爱好、实践能力等方面发展情况，促进学生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第三，招生录取有突破。与考试改革配套衔接，在招生录取上实施两个方面重点改革。一是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依据统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综合评价，完善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办法。二是高等职业院校招生，体现职教特色，在录取方式和时间上与普通高校分开，主要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使学生从高考的竞争压力中解放出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
人们对高考改革最担心的是，增加了学生平时表现在高考录取中的分量，会不会被一些人用来打“人情分”，带来新的不公平。有什么措施来防止出现这种弊端？具体说，就是要加快建立个人、学校考试评价诚信档案体系，清理并严格规范各类加分政策，完善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等，为确保高考公平保驾护航。
链接
近些年来高考改革的有关重大事件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改革。
◆2000年，北京等地进行春季招生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2004年，全国推广分省命题。
◆2005年，开始实行高职高专单独招考。
◆2006年，自主招生高校扩大到53所。
◆2007年，海南等4省区率先实行新课程改革后的新高考。
晒政策
2014年起高考部分加分项目调整情况
1.参加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保送资格。
2.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保送资格和加分资格。
3.保留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项目的省（区、市），测试项目限定在中学普及程度高、锻炼效果好的田径、篮球等8项。
4.所有拟享受高考加分的考生，均须经过本人申报、有关部门审核、省地校三级公示后方能予以认可。
——参见教育部《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
三 中考改革亮点在哪儿
中考是学生求学路上的关键一跃，是衔接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重要枢纽。中考改革的取向和效果如何，直接影响每个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为中考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具体来说，这次改革究竟有什么亮点呢？
亮点一：注重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改变一次考试评价和选拔学生的局限，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评价情况为依据的招生方式。根据课程开设和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在相关科目的学习完成后，及时安排相应考试，减轻学生集中复习和备考压力。同时完善学生“成长档案”，客观记录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录取的主要参考。
亮点二：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优质高中师资强、硬件好，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大，是人们趋之若鹜的“香饽饽”。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是否合理，关系着中考改革的公平性。要完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办法，使优质高中向普通初中倾斜，为在薄弱初中的学生提供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分配比例已超过50%，山西、山东等省甚至达到了100%。北京在2014年中考改革中，将全市83所优质高中校统招计划30%的名额，分配到区域内所有初中校。
亮点三：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实行注册入学。中等职业教育是国家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重要渠道，为很多学生实现人生价值又打开“一扇门”。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在录取方式和时间安排上与普通高中分开，使部分学生从激烈的中考竞争中分流出来，提前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
四 小升初改革有啥举措
小学升初中是义务教育阶段内的升学，从1986年开始，在普及初中的地方，就推行小学毕业生就近免试升入初中的改革。这体现了义务教育公益性、公平性的法定要求，一定程度减轻了小学生课业负担和考试压力。但事实上，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家长宁可舍近求远也想让孩子上一个好初中，这导致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小升初“择校热”愈演愈烈。孩子们苦练各种“绝技”，家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应平静轻松的小升初成为一场激烈的“大战”。
为改变这种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并提出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等举措。2014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划定招生范围、有序确定入学对象、规范办理入学手续、全面实行阳光招生、逐步减少特长招生、做好随迁子女入学、大力推进均衡发展等一系列具体措施。2月，又专门发出通知，对做好重点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提出要求。要确保免试就近小升初政策落实，关键是用好这样几招。
科学划定片区。落实就近入学，首先要把“近”的范围划定好，让大家知道哪个孩子该上哪个初中。科学合理划定片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片区划定后要相对稳定。教育部提出，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严格学籍管理。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从2013年9月1日起，全国2亿多中小学生获唯一学籍号。统一建成的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终身不变。这将为小升初学生登记、随机派位及遏制学生无序流动等提供基础性保障。
强化公开监督。免试就近入学的各项措施管不管用，关键是要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小升初工作开始前，应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划片范围、招生计划、程序时间、办学条件等相关信息。小升初期间，应主动公布招生结果等相关信息，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探索学区化办学。所谓学区化，就是按照地理位置相对就近、办学水平大致均衡的原则，将初中和小学结合成片进行统筹管理，提倡多校协同、资源整合、九年一贯。北京市西城区从2014年起试行学区制，以15个街道行政区划为依据建设11个学区，通过优质校与部分学校的重组，对学区内教育资源进行重新布局，实现学区之间、学区内各学校之间资源均衡配置。同时，还将采取高校、优质中学办附小的方式推行九年一贯制。全国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类似试点。
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落实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减少特长招生、取消“共建生”，优质学校片区买房落户成为择校的唯一途径，造成“学区房”房价上涨等。对此，还要通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拂面春风好借力，正是扬帆远航时。”目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启程。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每一枝“祖国花朵”都将竞相绽放，成为民族复兴的有用之才。
晒政策
做好重点大城市就近入学工作的目标
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5%以上的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摘自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
问与答
问：如何划定招生片区？
答：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有的区域内有多所初中，有的区域内只有一所初中。据此，划片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单校划片，即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依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为每一所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另一种是多校划片，对于初中比较集中的城区，暂时难以单校划片，可按初中新生招生数和小学毕业生基本相当的原则，为多所初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
声音
蔡达峰：就近入学关键在于教育的均衡化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认为，就近入学是为了公平公正，必须实现义务教育办学标准和质量的均等。如果公办学校有质量差异，就近入学就难以实现，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教育质量”比“上学便利”更重要。
深阅读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门户网站。
贵阳网讯 近日，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获悉，第七届中国——东盟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峰会，将于9月2日——5日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东盟十国的职业教育专家将与国内专家学者就人才开发、培育等课题展开对话。
据悉，此次峰会由外交部、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外事办公室、中国教育国家交流协会、中国-东盟中心、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承办。会上，来自文莱、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十国的职业教育专家以及国内的专家学者，将围绕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培育、职业技能的培训展开讨论，并就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经济一体化后，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对人力资源发展的要求开展政策性对话。
此外，峰会还将对中国——东盟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建立合作与交流机制方面发表联合声明，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新学期即将开学，各地高考录取陆续进入扫尾杀青和回顾总结阶段。近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高职学校遭遇大面积“零投档”》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上网下搅得沸沸扬扬。
单从标题的字面意义来看，这篇报道显然是职教领域一则“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负面新闻，在职业教育吸引力长期差强人意的当下，这样的“唱衰”无疑会让受众产生认知上的迷惑甚至误解，即便是对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主旋律，也会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干扰。对于已经收到高职院校录取通知书、欢欢喜喜准备开学的万千学子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话题。
其实，高职院校招生遭遇“零投档”并非新鲜事物。正如该文所述，早在2011年，山东等省就曾出现过令人乍舌的“零投档”现象。此后几年，这一状况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常态化。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这样的报道是为了促进职教人形成自知意识和自救意识，戒除人们对于职教发展形势的盲目乐观，激发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合力支持。然而，从比照现实的角度看，我们更需要对高职院校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零投档”现象给予客观认识和理性解读。
首先是对“数字”的理性认识。以陕西省为例，该省今年参加招生的文史类院校有597所，其中139所院校遭遇了“零投档”；理工类640所院校中，“零投档”院校多达181所。光从纯数字上看，确实怕人，并很容易让人将高职院校与“招不到学生”、“关门倒闭”之类的敏感热词挂起钩来。而事实上，今年共有1237所高职院校在该省投放了120076个高职招生计划，其中有84073名考生成功投档，占到了整个招生计划的70.02%。通过这样的对比，“零投档”数字的“危险系数”将会舒缓许多。
其次是对“灾情”的理性认识。报道称高职学校“零投档”全面爆发，事实上，即便各省都爆发了“零投档”，我们也需要查实究竟哪些学校是“零投档”的主角。其中，“外省计划”、“中西部地区”、“弱势行业”、“民办院校”等诸多关键词不容忽视，它可以帮助人们比较理性地解读“灾情”，而避免陷于盲目的恐慌。
再其次是对“原因”的理性认识。离开了理性分析和刨根问底，我们很容易将高职院校的“零投档”归因于学校办学质量不高、信誉不好，这样的判断显然有失客观和公允。如果我们忽略了地域弱势、行业弱势、“90后”独生子女恋家、民办院校不享受政府财政支持而收费较高等诸多客观因素，就会对高职院校的“零投档”产生误判，甚至会影响到国家依此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决策和顶层设计。
撰写此文，并非一味为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开脱免责，更不是盲目为职业教育高唱赞歌，而在于警示全社会对当前的职教发展形势作出客观的评判。国家在敦促职业院校普遍提升办学质量、打造办学特色的基础上，须为职教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制订更加有利于不同体制院校公平发展、推动职业教育优质发展、促进职教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及时改进和纠正目前高考政策中人为分等划级的按批次招生、强令高职院校划列外省计划等不合理规定。唯其如此，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的精神才能得到圆满贯彻，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宏伟蓝图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原标题：高职“零投档”现象需要理性解读
“非常遗憾，中职、高职冠军选手不能同时登台亮相。”日前，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有关负责人公开批评全国职业院校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中职组、高职组被有关部门与行业组织分而治之、多头管理的乱象，并称这对于交通运输行业人才培养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有害无益。
“技能大赛是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风向标与检验平台。”据知情者透露，关于全国职业院校汽车维修技能大赛话语权的问题，涉及教育部、交通运输部、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而针对参加国际技能大赛选手选拔权进行博弈的，则集中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之间。
国家有关部委及行业组织到底为何而争，以及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中国青年报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中职、高职汽车维修大赛分两地举行 承办单位分属不同行业
今年6月中旬，全国职业院校汽车运用与维修技能（中职组）大赛（以下简称“中职组汽车大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而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营销大赛（以下简称“高职组汽车大赛”）则在吉林省长春市进行。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官方网站获悉，中职组汽车大赛由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主办，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交通运输教指委）、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江苏省教育厅等承办。高职组汽车大赛同样是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主办，承办、协办单位分别是吉林省教育厅、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等。
交通运输教指委、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是怎么与学生汽车大赛扯上关系的呢？这还得从职业教育“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三原则说起。教育部根据“三原则”牵头成立了53家“行指委”、6家“教指委”。这些组织受教育部委托，由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牵头组建和管理，对相关行业（专业）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研究、咨询、指导和服务，指导本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
据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成名单显示，交通运输教指委设在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主任委员为该司有关负责人；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则设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培训部（即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记者注），主任委员为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原主任。
“因此，不可避免地在汽车职业教育领域以及学生技能大赛中出现了姓‘交’还是姓‘机’的‘拉锯战’。”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说。
是谁的手伸得太长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陈晓明并不回避学生汽车大赛语话权争夺的问题。他说：“汽车前市场管制造，后市场管维修、销售的模式，与现在汽车产业升级、制造与服务并重发展趋势不适应。”
陈晓明认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下辖专业协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交通运输部主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民政部注册登记）等行业组织分属于不同部门是历史造成的，不符合市场规律，不适应汽车产业运营管理体系。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前身是原机械工业部教育司，上世纪90年代国家机构改革以后负责行业教育培训工作。陈晓明说，学生汽车大赛不能按过去计划经济思维来设计，应该按完整产业链所需要的能力设计，不光高职组汽车大赛由该中心主导，中职组学生汽车大赛也应该合并过来统一组织、设计。
对这种说法，交通运输部表示“反对”，并给出了理由：国务院法规、中央编办批复交通运输部“三定”职责（中央编办发〔2013〕133号），均明确交通运输部门主管全国机动车维修业。交通运输教指委也设在本部门。2013年交通运输部、教育部还联合签发在职业院校交通运输类专业推行“双证书”制度的实施意见。
“从行业发展、中高职衔接以及交通运输类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人才培养角度出发，专业目录、技能大赛等应该放在同一个类别进行科学研究与制定。”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怡民说。
现在交通运输类中职专业、高职专业分别归交通运输教指委、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造成中高职专业、课程不对接，甚至出现同质化竞争，直接受影响的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33所，在校学生29万人；中职学校120多所，在校学生40万人。
据介绍，自3年前开始，有关方面就围绕机动车维修类专业归属、学生汽车大赛话语权等展开了交锋。去年9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上，交通、机械两家就有争议。有关部门表示，在会上能协商的就协商解决，不能当场协商解决的可以提交书面意见。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通过正规渠道向教育部职成司发函，商请解决中职、高职学生汽车大赛“一分为二”等有关问题。
据透露，目前，教育部修订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机动车维修类专业已划至交通运输职业教指委。但是，对高职组汽车大赛归属问题，态度不明确。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手选拔工作又刺痛了教育部以及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等。据了解，2015年世界第43届技能大赛将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中国将再次组团参加28个项目的角逐。
有着“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始于1950年，每两年举行一次，选手年龄要求在22周岁以下。中国从2011年开始组队参加。教育部方面认为，中国代表队选手的选拔、培训工作应该依托行业企业，并与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等有机衔接，达到一致对外、为国争光的目标。但有关部门把中国代表队的大部分选拔、集训基地设在系统内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部分企业。
全国有3000万中高职在校生，大部分在校生的年龄在16～21岁，作为中国技能人才主力军的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却难以企及世界技能大赛这一舞台。有人批评：“画地为牢，生怕国家对选手的补贴、奖励旁落他人。”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会长孙守仁说，该协会拥有国内一流的专家资源，以及世界技能大赛汽修项目裁判，他们主动找到人社部能力建设司对接，希望参与并承担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汽修项目选手的选拔与训练指导工作。不过，这种举措没有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面临部委“各自为政”的考验
本报记者查阅人社部发文的2014年中国技能大赛安排表发现，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没有列入国家级一类、二类竞赛目录，获奖选手不能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不能获得晋升一级职业资格的奖励。
至于具体原因，人社部方面让本报记者去问教育部。
“类似的问题很多，政府、行业组织、行业学校错位、失位、越位的事也不少。到底是以部门利益为大，还是以学生成长与人才培养为大？有关部门就是喜欢单干。根子在利益上，难点在政府部门。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现代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陈晓明说。
虽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但是据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士介绍，在高规格的会议上，有关部门还提出建立“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细致到课程怎么开设等内容。如果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还差不多，如果另搞一套“现代职业培训体系”就显得调子不一致。
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行业指导与产教融合，国家有关部委、行业组织连学生技能大赛话语权都争得不可开交，又谈何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呢？机械教育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状况对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害处，你懂的。”
（原标题：多部门为学生技能大赛话语权“打架”）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校训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市属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全国“百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一。2008年进入全国百所高职示范校建设单位行列。陈云、邓颖超曾分别为学院题写校名、校训。学院拥有50余年的办学历程和丰富的文化积淀，被首都商界誉为“黄埔军校”“经理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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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着重采访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在职教集团化建设方面的工作情况。
由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牵头成立的北京商贸职业教育集团，是市属职业教育集团，也是首都唯一商贸类职教集团。王院长强调，在职教集团的建设方面，学院通过感情纽带、事业纽带与利益纽带相结合，加强集团内学校与企业的交流与联系，提升职教集团的凝聚力，并在职业教育项目开发、科研和培训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王院长表示，北京商贸职业教育集团成立时间不长，面临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集团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很多做法和想法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获得了北京市教委的肯定，把握住了集团发展的大的方向。
王院长强调，在未来的职教集团发展建设方面，要努力搭建好职教平台，不走形式路线，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办好职教集团。
访谈最后，王院长表示感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提供的机会，希望能够通过中国职教学会加强与其他院校、职教集团的交流，相互借鉴经验，提升职业教育集团整体的发展活力和办学效果。
导语：“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是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为鼓励、传播和推广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而创办的活动，自 200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被称为"民间评价教育的有益尝试"。
2014 年，“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评选活动启动。此活动围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重点领域，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关键环节，发现、总结、宣传和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案例，促进整体性的教育制度改革。搜狐教育将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此次活动。
以下为专家学者对地方教育创新的研究。
一、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处于“上升期”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目前仍然处于上升期。吉林省职教中心“中国职业教育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组撰写的《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2008）》，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验证了上述观点：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处于整个职业教育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后期，即“职业教育上升期”。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却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技能型劳动力欠缺，总体就业压力较大，值此阶段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上升期”的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表现是：职业教育涉及面广，在规模和结构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在职业教育各层次衔接性指标、质量指标、机会指标、投入指标和就业率指标上，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中国职业教育步入成熟期还有一段艰难之路要走。
二、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四大命题”
中国职业教育欲进一步开拓上升空间，须解决体制机制上的诸多问题。就全国各地职业教育的实践呼求来看，破解以下“四大命题”是目前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 ，也是中国职业教育从“上升期”走向“成熟期”的必由之路：
命题1：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职业教育之所以对求学者缺乏较强吸引力，有观念不认同、投入收益不够大、学习效果不明显、岗位待遇比较低、发展前景不广阔等等综合性原因，破解之，需寻找系统性办法。
命题2：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融通和开放的，体现了终身教育理念，充分满足了一个人随时、随地、随兴趣而不断学习的需求。目前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缺乏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命题3：如何在机制上有效推进校企合作？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大都停留在表层，没有形成人才培养的协同效应，其原因在于：学校职业教育是公益性的，而企业投入则是逐利性的，当两者没有找到利益共通点的时候，合作效果就不佳。因此，有效推动校企合作，实现双方利益共通互享，需由政府履行统筹协调职能，在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上寻找出路。
命题4：如何提高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效益？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中心主义，许多地方把农村职业教育视同于“去城市打工教育”。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回归农村，为我国现代农业的“产业化”过程和农民的“职业化”过程提供智力帮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职业教育”部分有四方面内容：一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提出“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三是“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出“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四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上述四方面内容正是国家层面围绕“四大命题”所做出的战略部署。
“四大命题”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破解这些命题也不可能孤立地着眼于某个方面。我们从全国各地开展的职业教育创新实践中看到，虽然各地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都是系统性寻找出路，并未将所解决的命题与其他命题割裂开来。
三、破题之道：地方职业教育制度的创新实践
职业教育直接为地方经济服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息息相关，不过，这种相关性要很好地粘合并高效运转起来，少不了地方政府这张粘合剂。即是说，在职业教育和市场选择之间建立一种能够产生最大效能的合作关系，必须要有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否则各个主体不可能自发融合，无法形成协同工作的利益共赢体。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的统筹投入来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二是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来扶持企业与学校的协同育人；三是通过制定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不同主体的社会性行为。实践证明，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激励政策来引导职业教育发展的协同创新，属于根本性解决之道，因为这种引导关乎体制机制改革。事实上，全国许多地方的不同层级政府都努力在职业教育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前三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的创新案例来看（见表1），虽然目前我国“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数量还不够大，但是其中的亮点比较突出，涉及改革的层面也比较全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系统，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首先需要转变人们的职业教育观念，而转变观念的根本是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这又涉及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个命题。其次，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还需要增强职业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一方面是政府减免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学费；另一方面是学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两个方面的合力效应对平民家庭必将产生极大吸引力。“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了100亿元，重点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这个时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职业教育的相关激励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职业教育券制度”就是被多个地方政府推行的职业教育激励政策。
“教育券”制度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设计，其基本观点是：改变政府对公立学校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教育经费折算成数额相等的有价证券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就读；学校再凭收到的教育券从政府兑换等额教育经费，以支付办学费用。教育券制度能形成良性、公平的教育竞争环境，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投入效益。中国各地推行职业教育券制度均采取的是“排富性”和“限制性”模式，即教育券是发给贫困生和弱势群体的，而不是发给所有学生；拿到教育券的学生只能就读于职业学校、技能培训班等机构，而不是所有教育机构。在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案例中，贵州贵阳市“职业教育券”制度惠及了农村贫困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浙江衢州市“劳务培训券”制度有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浙江长兴县“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制度真正做到了“面向三农”，极大地推进了乡土经济的发展。
除了上述入选“创新奖”的三个地方较早地推行了职业教育券制度之外，目前全国已经有不少地方也实施了这一制度。比如，江西省安吉县推行“职业教育券”制度、四川省成都市推行“中等职业教育券”制度、安徽省淮北市推行了“职业教育助学券和助学金”制度、广东省广州市推行“职业技能培训券”制度等等，职业教育券制度在我国许多地方顺利实施，的确增强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也证明了费里德曼的设计在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各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地方职业教育的差异化和均衡化协调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发展贫弱地区就成为一个重要功课。事实上，从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创新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新的变化。例如，海南省政府提出扶贫要打“职教牌”，创造性地实施了“教育扶贫移民工程”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增强了职业教育吸引力；四川省全面推进藏区“9+3”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三年来，共招收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学生29399人，藏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高中阶段招生职普比均大幅提高，与内地差距明显缩小。
（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筑人才成长“立交桥”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使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职教与普教之间相互沟通，在中职与高职相互衔接。就各地政府的职业教育创新案例来看，许多案例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大胆探索，比如建立中高职教育“直通车制度”、职教与普教“互认学分制度”等等。
天津市的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其他城市前列，成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后，天津市被列入“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地区。继2008年获首届“地方政府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之后，天津市于2012年再度获第三届创新奖。天津市的创新经验是：坚持推进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改革，积极支持公办职业院校吸纳民间资本和境外资金，鼓励职业院校开展股份制办学改革试验，创新了政府、行业及社会各方分担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天津市持续推进行业办学和集团化办学，并且构建了工学结合、半工半读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制度，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落到了实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路向和特征，与学习化社会中人对教育的多种需求相一致。在课程设置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也更加具有人性化特点，它不仅把一个人当作适应社会的客体，只停留于“就业”层面，而且更重要的，它把一个人当作创造世界的主体，追求就业的幸福感。以学习化生存为目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要把人的可持续发展和就业幸福感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在这方面，天津市的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除天津而外，重庆、河南、四川、海南等地政府也在统筹优化职业教育资源，使其产生系统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效应方面推出了不少创新举措。重庆永川市建立了职业教育的“城校互动模式”，实现了“城中有校、校中有城、城校融合、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局面；河南省政府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为城乡、校际、校企之间提供了全方位合作平台，实现了职业学校的招生、教学、技能鉴定和就业一体化；四川德阳市通过“民办公助”制度，促进了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发展，激活了民间的职业教育资源；广东中山市政府在职业高中、成人中专、成人大专、各类型职业技术培训之间建立互动通道，基本形成了教育与培训并举、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
（三）建立长效机制，依法推动校企之间有效合作
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地方政府角色应从职业教育的设计者，变成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推动者，推动手段包括政策激励和法律约束等。从各地政府提供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案例中可以看出，凡是校企合作比较有实效的地方，都有当地政府在政策法规上的大力扶持。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推行“企业校区”模式，在促进校企深层次合作方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创新，该模式规定了学校和企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探索了“三段式”教学实践：一年级新生参加“企业训”，让学生知道“做什么”；二年级学生参加“企业见习”，让学生知道“怎么做”；三年级学生进行“顶岗实习”，教学生“怎么样做得更好”。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建立了“零学费入学、零距离上岗”制度，同时解决了学生的读书和工作问题。
从2008年开始，“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已有三届，经过6年时间的发展，我们明显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坚持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比如，浙江省教育厅、劳动与社会保障厅于2008年联合发文进行“职业教育‘双元制’试点改革”，成功构建了“五个双元”：双元招生，双元计划，双元师资，双元管理与评价，双证书，经过5年实践，开辟了“校企合作”新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效。
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来自于政府立法，浙江省宁波市政府在这个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于2009年3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针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地方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该条例界定了“校企合作”的概念，明确了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各自的权利义务，提出设立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制定了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了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意外伤害事故的规定。实施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宁波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实现了五大转变：一是由学校主动转变为校企互动；二是由校企双方合作转变为政府部门、学校、行业、企业多方协作；三是由学校“求企业合作”转变为学校“为企业服务”；四是由学校“关门办学”转变为“开放办学”；五是由松散型合作转变为紧密型联盟。
在宁波市之后，大连市、苏州市、珠海市等地均有人大代表提案出台本地的“校企合作促进法”。作为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案例，大连市建立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有了新的特点，他们把建立“校企合作”法规和整合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是一种系统化的推进。我们之所以强调制定“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是因为我国各地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各地的行业规模和企业实力也有很大差异，单靠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不足以解决不同地区校企合作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校企合作促进法”对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应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做了明确规定，依法实施“校企合作”，就会形成政府、学校、企业和行业的联动机制。
（四）推进“乡土创业培训”，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效益
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比如招生困难、经费紧张、师资短缺等等，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培养方向偏离了“农”字。一方面是农村急缺各类涉农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却围绕着城市进行设计，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村职业教育越不培养涉农专业人才，农村经济就越发展不起来；而农村经济越发展不起来，涉农专业就越没有人学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农民为了“脱农”而受教育的传统观念有关，更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引导有关，比如，如果地方政府不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不在种植、养殖、畜牧兽医等涉农专业上做文章，那么，包括“职业教育券”在内的诸多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就不能起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2004年，浙江省长兴县通过实施“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制度”来发展乡土创业培训，具有典型意义。该制度规定，凡希望实现就业、有参加培训意愿的当地农民，都可以随时到所在乡镇政府领取500元面额的“技能培训券”，凭券参加培训班。有些地方为了使农民及时清楚地了解培训信息，还专门编印了“农村劳动力免费培训指南”，分发到农户家中，方便群众根据自己就业愿望选择培训专业和培训班。几年的实践证明，“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制度”把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大大促进了长兴乡土经济的发展。
相对于单纯的“职业教育券”制度，在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中脱颖而出的河北省“送教下乡”政策则更为全面和深入。2009年7月，河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送教下乡”加快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的意见》，通过政府引导，面向“三农”开展职业教育。具体措施有：面向农民招学生，面向农业开专业，面向农村办职教，培养农村改革发展带头人和科技致富带头人。3年多来，河北省的“送教下乡”职业教育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意识，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和提高教育综合效益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四、加快推进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突破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
突破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地方政府部门还需要在以下诸多方面不断创新：在中高职院校之间建立广泛的衔接支持制度，实现中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定位接轨；改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轨制”现状，扩大双方学分互认范围；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对应用性人才的更高要求，建立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的学位递升体系；探索多元录取机制，在招生制度上打破学历和年龄限制，在学籍管理上放开学校限制；建立完善的社区学院教育制度和多元投资体制，使办学体制机制更加灵活。
（二）实现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
职业院校应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制度，创新以学分成绩、技能证书、工作经验评分、学校推荐书、行业推荐信等为内容的“注册入学”招生政策；建立与“宽进严出”相配套的弹性学制和学分制，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教育的权利。近年来，各国职业教育的招生大门一敞再敞，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特征。
（三）提高农民的“乡土智富”能力
乡土创业培训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使农民尽快受益的有效之道。地方政府应加大涉农学生的政府贴息贷款数额，要培养开展乡土创业培训的师资队伍，要对农村职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就业给予支持，帮助每个村办免费的“农民夜校”，并建立面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志愿者制度等等，让农民真正从职业教育当中受益。
（四）科学评价职业教育教师劳动
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地方政府应当创新教师任职和评聘制度，包括：规定新教师入职的工作年限；在人事制度管理上放开对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的资格限制，引进技术大师来学校任教；把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作为职称聘任的主要依据等等。由于各地经济水平和职业教育环境对人才的吸引能力不同，因此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步出台符合地方需要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办法和评聘条例。
（五）建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效益的督导评价制度
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效益进行评价时，应加强评价过程的社会参与度，形成宏观、中观和微观评价的协同效应。宏观上，要重视学生就业质量评价，可由第三方组织实施或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实施；中观上，是学校内部的自我评价；微观上，是教师和学生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一直以来，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未获得应有重视。但是，有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湖南省政府建立的“专业技能抽查督导评估制度”（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入围作品），就是从测评学生专业技能这个中间环节（教学出口和就业入口）来评价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效益，这其实已是督导评价制度的重大突破。不过，职业教育的质量监控主体是多元的，地方政府还应引导建立社会化督导评价制度，做到公正评价、有效督导。
原标题：上升期的中国职业教育及其制度创新实践
昨日，晓华致电晨报称，厦门工商旅游学校要求全校男生必须统一理平头，尤其是新生，如果没有遵守该规定就不准注册。对此，不少学生质疑学校的做法过于粗暴，侵犯了学生的权益；而校方则表示，此举是为了规范学生仪容仪表，理平头的学生就业时更加受企业欢迎。（8月26日新华网）
一入门就理发，发长不超1厘米，有此门规的是少林寺。入佛门当和尚，剃度吃斋那是个人选择。可厦门工商旅游学校也有此校规，不知这个校规学生认同度如何。
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学生也就高中生的年龄。这个年龄的学生想必没有出家的念头，可没有办法，发型不“标准”，就没法入学。学校的解释是，“理平头的学生就业时更加受企业欢迎。”
这分明是歪曲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没错，那是说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可没说以老板的观瞻为导向。再说老板口味千差万别，他们自己是清爽利落的板寸儿，可未必就喜欢员工也一样板寸儿啊。
我国职业教育的普遍问题是，技术好掌握，可职校生的综合素质却遇到瓶颈。很多用人单位反映，职校生技能没问题，有段时间就熟练了，他们缺的是良好的从业心态，和较高的职业素养。职业学校应更关注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而不是留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这些小节。
职业教育也是教育的一种。教育解决的无非是教知识、技能和育人的问题。在育人方面，职业院校与普通高中、高职高专没什么区别。强迫所有男生理小平头就不符合育人的要求。育人首先要尊重人，高中生已经到了自立的年龄，他们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发型，职业院校又不是监狱，凭什么就非得理平头？读中专也是人生的一条道路，为什么别人读了普通高中，可以自己选择发型，而我们就没得选择？学校如此武断，是否会让学生产生或加剧自卑情绪？这本身就与教书育人的主旨背道而驰。
学校制定如此校规，既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又是对自己的不自重。职业学校怎么了？这也是很多学生人生道路的一条。按国家最新的规划，中专生毕业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读高职，上应用本科，再读专业硕士。职业院校不是什么低级学校，也担当着为学生设计道路、铺设未来的职责，更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技术人才的重任。职业院校要担当起职责，首先要把自己的腰杆挺起来，人为矮化自己，只会培养出唯唯诺诺、精神空乏、得过且过的技术人员，而非积极向上、技术娴熟、精于技改的技术人才或工程师。
学生入学必须理平头，既是对学生的意淫，又是对自身身份的矮化，更是对职业教育的歪曲。中专生怎么了？中专生连理什么发型都做不了主吗？可事实情况是，中专生的明天一样晴朗，中专生一样能自己做主。
原标题：入学必须理平头歪曲了职业教育
高职学校遭遇“零投档”，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从2010年起，有的高职院校(以及少数二本三本院校)在招生时，就遭遇“零投档”，几年下来，这一问题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遭遇“零投档”的高职院校有增无减，且出现这一现象的省份也进一步增多。
有舆论认为，这是由于生源减少所致。其实不然。今年我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39万人，比去年增加27万人，高考录取人数698万人。以此计算，就是所有学校都完成招生计划，将有241万学生无法进入大学，因此，高职院校遭遇“零投档”，并不是简单的生源问题。这与高职教育的地位、高职院校的特色与教育回报，以及目前的招生限制有密切关系。
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力度，但总体而言，高职还是被视为低人一等的教育，这在按批次先后录取的高考中尤其明显，有的考生上了高职高专线，却放弃填报志愿，选择复读以期来年考上本科院校，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这样的学生，据统计，每年至少有50万人。
高职院校的就业率近年来一直不错，但这并没有构成对考生的吸引力，除了地位不高之外，高职院校本身的办学质量和特色，也是重要原因。在各地的高职招生中，也不乏生源充足、录取分数超过三本线的院校，而这些院校，都有共同特点即专业特色鲜明、就业质量和满意度高(不是就业率高)，这和“零投档”院校形成鲜明对比。大多“零投档”院校，在办学方面，无特色、无口碑，有一些考生和家长认为，上这些高职院校，学不到多少知识和技能，不过是混毕业，然后找个高中生就能胜任的工作。
对于地处中西部、又是民办的高职院校来说，在学校缺乏区位优势、学费又较高的情况下，没有办学特色，学校办学陷入困境是在意料之中的。或者说，这些学校应该在办学质量、办学特色上更胜一筹，才能扭转区位、学费劣势。但遗憾的是，这样的高职院校并不多，于是，中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遭遇“零投档”的比例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还有一些学生想上高职院校而不能——分数线未达控制线，这些学生由于在内地无学可上，复读提升的希望也不大，只有选择出国留学，这是目前“垃圾留学”的重要组成。那么，为何不开放高职招生，实行宽进严出呢？
要让高职院校度过“零投档”危机，必须直面这背后的真实问题，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以笔者之见，出路有三。
其一，消除一系列歧视高职高专的制度，包括取消高考招生中的一本、二本、三本等批次划分，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平等竞争。
二是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引导高职院校形成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和特色，探索适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从以往走规模发展路线，转向以特色立校。高职院校应该针对招生中的“零投档”问题，分析自身办学的原因，不能把问题归于生源问题、区域问题。而要让高职院校能应对生存危机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给学校自主权，结合社会需求，自主设置专业、课程，采取适合本校办学定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假如高职院校没有办学自主权，他们现在的处境，不是在悬崖边戴着镣铐跳舞吗？
三是推进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宽进严出，对高职实行宽进严出的办学，这是教育领域的共识，但具体落实顾虑重重，担心失去录取分数的限制，高职地位更低、办学质量更水，可问题是，现在有录取控制线控制，学校的办学不是同样有问题？
只有高职院校完全走向独立、自主办学，学校才会真正有竞争压力、危机意识，那些不重视质量的学校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将被淘汰，破产关门。是生还是死，这是学校必须面临的选择。这也倒逼我国的教育制度必须加快推进改革。
编者按：当前，对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判断，观点交锋往往十分激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职课题组在过去半年中，对全国东中西四个省三十个县市近百所中职学校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中职教育的现状比其他类型和层级的教育都更为复杂。在各地不同的发展环境中，中职学校提供着多样化的教育功能，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这些中职学校发展的现实困局，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理解纷繁复杂的现状，跳出对于中职教育的刻板印象，才能摸索到中职教育发展背后的逻辑。
就业与升学：中职教育两大功能
从学生培养目的的角度来说，当前我国中职学校实际上主要具有两大功能，即就业前教育和升学教育，而后者在人们的讨论中往往被忽视。就业前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学校给予学生的主要是就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培训；而升学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毕业后升入高职或本科院校，学校要让学生为参加相应的升学考试做好准备。
各地中职学校在这两种功能上的侧重不一样。办好就业前教育，需要双师型师资、昂贵的实习实训设备、理实一体化的教学环境，以及深度的校企合作，成本较高。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这些毕业生不愁就业；但是，从预期收入、劳动环境、发展前景、社会地位等方面来说，中职毕业生毕竟比不上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这类教育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不具有吸引力。
升学教育满足了部分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有限而又面临当地普通高中学位不足情况的家庭的教育需求。近年来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政策已经在全国普遍推行，部分省区甚而有本科院校定点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政策。虽然后者的覆盖范围有限，但是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这种政策的影响十分显著。例如在课题组调研的某省，中职的对口高考本科指标全省超过2000人，升学教育因此成为该省各个县中职学校的主要功能。而在另一个调研省，对口高考本科指标不足200人，在该省就很少看到以升学教育为主的中职学校。
撇开各级政府发展中职的政策目标不谈，仅仅关注中职学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话，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生源竞争下，一个中职学校生源多不多、是否有活力，与其是否选择了符合自身条件与区域特点的发展模式有重大的关系。办升学教育，受财政投入等因素的影响较小，良好的学校管理是关键，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县的中职学校也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升学教育。与之相比，就业前教育在师资、设备、实习实训、校企合作等多方面都有较高要求，在财政投入不足、其他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中职学校办好就业前教育很不容易。
影响中职发展的四大要素
在诸多区域特征中，四个关键要素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中职教育发展：居民收入、产业特征、财政能力和制度创新。
一般来说，收入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孩子接受中职层次的就业教育，对升学教育的需求往往较高。一个地区的产业特征，决定了中职毕业生能否在当地找到有较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财政能力是制约地方政府的中职教育供给的关键，财政能力弱的地区一般无法为公办中职提供充足的条件保障。
在产业基础和财政能力强的地区，一般来说具备提供较好的就业前教育的潜力。但是，如果当地居民收入较高、不愿意孩子接受职业教育，中职学校的就业前教育这个功能也发展不起来。于是，中职学校往往依靠外地生源来弥补这一缺失。遗憾的是在中职免费政策实施之后，东部一些省份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往往缩减了本地优质中职教育对非户籍学生的开放空间，使这些学校转而以升学教育为主，进一步加深了此类地区产业用人需求与中职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东部某省的经济发达县市正普遍陷入这一局面：2010-2013年间跨区域招生规模下降超过50%，中高职衔接和对口升学比重超过毕业生的70%，升学教育成为了当地中职的主要模式。
在中西部等产业基础和财政能力薄弱地区，受限于办学条件和深度校企合作难以开展等不利因素，中职教育往往难以为继，日益萎缩。生存较好的学校主要提供的是高质量的升学教育。
除了学校层面的努力外，很多地方政府努力通过制度创新，特别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中职学校，积极克服财政能力和本地产业这些方面的束缚。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一）直接对公立中职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将控股权让渡给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在师资、土地、校舍、运行经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二）用工企业与中职学校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建立特定专业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三）民办中职学校或者劳动力培训、中介公司与公办学校进行特定专业的联合培养，并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分享合作的收益。
通过引入混合所有制改革，部分地区突破了客观条件的制约，实现了以就业前教育为主的中职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本地交通运输业发达，对于汽修人才需求较大。但是，政府财力有限，财政投入不足，难以支持一个较高质量的汽修专业。通过和本地民办中职学校进行汽修专业的联合培养，由民办中职学校投入实训基地和实训课程教师，县职教中心和民办中职学校形成了事实上的共生关系——民办机构通过此类合作降低了独立办学的固定成本，公办学校则提高了教学实训水平，办学收益由双方共享。
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协调
在我国的教育领域，市场的需求——不管是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还是老百姓的孩子的就学需求——往往是通过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特别是教育行政系统的政策和措施，来发挥作用。政府如何看待、对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这至关重要。
在中职领域，目前我们能够看到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了强大的作用。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普职比大体相当”和“每个县办好一所职教中心”的政策目标，近年来的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这一要求。教育行政系统据此建立的问责制度，成为地方政府举办和维持中职学校的重要原因。
与之相比，“看不见的手”在中职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政府与产业、企业的关系。一般来说，产业集群、大企业的需求更容易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与招商引资项目相关的用人需求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响应，而本地中小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则较难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老百姓的教育需求一般难以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教育供给意愿，但是在激烈的生源竞争中，老百姓的影响已经开始通过“用脚投票”这种机制显现出来。
上述激励在各地的情况也不相同。例如，在东部地区，本地产业用人需求和居民教育需求是地方政府中职教育供给的“双驱动”。部分县市甚至出现了能够收取“择校费”、录取分数超过普高的中职学校。这样的优质中职学校通常和本地产业紧密联系、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上建立了良好声誉，而且本地产业能够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就业岗位。
在中西部地区，上级政府考核仍然是中职教育供给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相当一部分农业县维持中职学校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地区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不能通过外向型的发展策略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不能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投入不足的约束，省级政府也不能在高考招生制度上做出一些针对中职学校的让渡，中职学校虚报学生人数、编造虚假中职学生档案以套取学费补贴和国家助学金等做法就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后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中职困局，不容忽视
方言
我国的中职教育规模巨大。截至2011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有13093所，占高中阶段总量的48%以上；中职招生人数占普通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9%。即便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中职生所占比例达到或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略低于欧盟21国52.4%，但高于20国集团37.6%的平均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学校和学生数量规模大，但面对的问题也非常大。
生源日渐枯竭。如今，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中职早已不再是热门。甚至，某些地方学生的中职、普通比例严重失衡，9成以上初中生不会选择中职。生源的迅速减少，严重挤压了中职的生存空间，甚至对高职院校也造成潜在的长期的招生压力。
经费短缺。应该说，教育经费的逐年增长，确保了我国各类教育事业的积极发展。针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政策、国家级示范校建设等措施，及时为中职学校发展带来利好，但是对于全国范围的、现有规模的中职教育而言，经费短缺是明显的。
市场淘选。在越来越重视服务当地的高职院校、本科院校的围绕下，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同样面临被挤压的现实危机——学历低、年纪小、专业能力有限、文化素养不高，这些现实局限，使中职面临生存危机，发展更是困难重重。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目前我国中职学校总数呈下降趋势，为什么一些县域职教中心人去楼空，为什么一些中职学校甚至假造学生人数套取国家资金。
但就在这种状态，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发展迅猛，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重达11%。
这又透露出一个信息：中职教育虽然面临重重困局，但是还未落伍，仍有很大市场。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设“现代职教体系”。中职教育之困，可能还得从“体系”着眼，才能够有所突破。
如果，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应用型硕士博士的上升通道，并在学术型高校和应用型院校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学业互认制度，政府的投入相应“均衡”，并为中职学校与产业对接融合提供一些特殊的可行政策，实行多元所有制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中职教育应该还有发展的空间和希望。
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犹如一股强劲春风吹拂整个职业教育系统，滋润国家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被誉为从未有过的“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已经完成、职业教育的“又一个春天来临了”，其重大意义怎么描述确实都不为过。
全国职教会召开之前，各大媒体和职业教育界曾一度对600所地方高校“被”转型职业教育炒得沸沸扬扬，大会召开之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又迅速成为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并持续多日刊发解读、访谈、评论文章，职业教育美美地“喧嚣”了一时。可时过一个多月后，近一个时期似乎媒体不怎么“关心”职业教育了，与起初的喧嚣程度相比，与职业院校兴奋度相比，政府这头热度更是远远不够。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国职教会召开以后，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以省级政府名义主动召开学习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的并不多。也许还有很多省级决策层都在以不同形式学习会议精神，也可能正在酝酿贯彻措施，并在不久将来也会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但是，从地方政府对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的迫切程度、贯彻广度来看，笔者还是隐隐感到，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以“传达”代替了“贯彻”，以“座谈”代替了“实施”，甚至一些领导阅读完文件就把会议精神抛至脑后了，可以说，地方政府对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的认识度、紧迫性还远远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
实际上，从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发展战略、企业转型升级、社会矛盾破解、百姓生存发展都迫切需要建立现代职教体系，需要从观念、体制、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对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做出调整和规划。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顶层设计毕竟是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需要通过基层、通过社会各个方面细化政策，使大智慧、大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作为相对弱势的职业教育，一段时间借机热闹一番无可厚非，但是喧嚣之后必须归于理性、务实，必须切实狠抓落实。也只有这样，职教会利好政策才会产生价值，创造现实生产力。对此，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责任重大，应当兴奋起来积极担当。
学习理解全国职教会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堆砌几个新词、望文生义上，必须从宏观背景来把握内涵，从微观措施来推动落实。这次全国职教会创新的理念需要在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消化理解，需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都是在宣读文件、重复领导讲话，用中央语言谈意义，用抽象语言谈认识，用普遍性语言谈体会。笔者认为，这不是文风问题，而是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问题。抓职业教育不能一下子出政绩，但是不认真抓职业教育就会在经济转型升级中败下阵来。所以，各级领导干部需要站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俯下身来真学、深学、活学。否则，用官话、套话议论职业教育只能走向形式主义，对建立现代职教体系没有任何价值。
贯彻执行会议精神要紧密结合实际。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都有很大差别，部门权责有分工，行业特点各不同，要结合实际提出各自的任务和目标，细化各自的责任和抓手。比如，全国职教会提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怎么实现融合和合作？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把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纳入事业发展规划，统筹社会资源推动职业教育发展，需要人大通过修改职业教育法、税法等法律法规来界定和规范社会各主体的责权利，使产业、企业把支持、参与职业教育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中高职衔接、职教普教沟通如何实现？这同样需要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学制改革、学籍改革、考试改革、拨款改革等，打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衔接的渠道和方式。
建立现代职教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教育自身来说涉及教育理念、教育规划、教育财政、教育法规等各个方面，从教育关系来说涉及教育与社会经济关系、教育机构与经济主体关系、教育文化与传统观念关系等各个方面。各级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舆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和“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要通过宏观规划、阶段计划，把全国职教会精神纳入社会经济发展之中，且要占据应有的分量。在涉及条块利益调整、政策变化对接时，要发挥各级政府中科教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通过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肠梗阻”、政策“真空”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更要把职业教育摆在与其他教育同等地位，从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人员配备、招生就业上尽快扭转职业教育“低等”的尴尬局面。
建立现代职教体系，仅开过会、下了文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职业院校在具体工作中遇到很多政策性、技术性难题，除了通过学校逐级汇报争取政策、赢得支持外，也需要地方各级政府领导转变作风，深入学校调查研究，发挥资源调配优势，及时帮助解决学校与地方、学校与行业、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区域，以及不同层次学校之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职业学校教师选聘、教科研成果价值评价、教师职称评定、科技服务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问题。这些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往往是关系到一个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尤其对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艰苦行业，以及地处偏远落后地区的职业院校，限于信息资源、文化资源、资本资源等制约窘境，更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择优扶强可以创造业绩，扶贫助困则可以积善聚德。
努力让每一所学校、每一名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每一位职教学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是全国职教会赋予各级政府和社会各责任主体共同的政治责任。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生、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
由中华职教社、辽宁省中华职教社支持，大连市人民对外友协、美国社区学院学士学位协会（CCBA）联合主办的“2014中美职业教育论坛”，日前在辽宁大连举行。论坛上，美方主办单位CCBA向中国高职院校提出的以“课程对接”获得学士学位的合作新途径，引起与会的100余所国内高职院校负责人的浓厚兴趣。
社区学院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极具特色的教育形态，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随着美国高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美国社区学院开始新的探索，部分学院在授予“副学士”学位的基础上，获得了授予学士学位的权利。
据CCBA负责人介绍，该协会是一个致力于促进社区学院开展学士学位教育并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专业组织，目前全美有28个州的130多所社区学院是其成员。该协会除鼓励社区学院取得多种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外，其专家团队还为社区学院与大学合作制定多元化的合作方案，如“2+2”模式、“大学中心模式”等，使学生在社区学院学习就能取得合作大学的学士学位。
如今，CCBA意识到，学位项目的影响和带来的机遇可以远远超出社区的界限，因此开始寻求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学院的合作。“与美国社区学院或可以接受技术学科转学分的4年制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将成为一个合作的新途径，使中美双方共同受益。”这位负责人说。正是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合作市场，此次论坛，CCBA组织了40多位美国社区学院负责人参会。
据介绍，社区学院与国内高职院校的合作将以“课程对接”的形式，由CCBA授权的第三方机构对国内院校进行课程认证，合作采用“3+0.5+1”或“2+1+1”的模式。
一位国内高职院校校长告诉记者，通过与美国社区学院合作办学获得美国学士学位，无疑会对高职院校学生产生一定吸引力，为高职院校在招生中增添竞争筹码。
论坛上，中美职教专家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国家信息技术紧缺人才培养工程——大学生就业创业计划”日前在北京启动。这是目前首个国家级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学生就业创业项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起，委托汇众教育作为该计划动漫游戏方向的项目管理办公室，具体协调并落实计划的执行。
该计划主要面向全国大学生，联合国内高校、培训机构、用人企业等，通过培养基地、实训基地、实习就业基地的服务模式，使大学生在培训机构获得国家信息技术专业技能的实战培训，达到用人企业专业人才的要求，顺利实现对口专业就业，从而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该计划预计在5年内，面向游戏、动漫、数字通信、移动互联、创意设计等专业技术领域，建立200个实训基地，与800所高校合作，建立1万家用人合作单位，实现50万名普通大学生成功就业和创业。
该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汇众教育总裁孙武钢表示，汇众教育将严格执行计划实施方案，发挥管理办公室的职能，通过制定行业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建立培养基地、实训基地、就业基地，培养更多国家重点领域的信息技术紧缺人才，实现为国家培育人才、为产业储备人才、为企业输送人才的目标。
启动仪式上，该计划首批合作的吉林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汇众教育等23家培训中心、蓝港在线等30余家国内知名游戏动漫企业分别被授予“国家信息技术紧缺人才培养工程——大学生就业创业计划”培养基地、实训基地、实习就业基地铜牌。由此，该计划打通从人才培养到输出的各个环节，从高校培养基地培养的学员，通过实训基地的技能培训，再到实习就业基地完成就业，为国家新兴的信息技术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
相关行业专家认为，该项目为培养优秀技能人才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尤其是高校、培训机构、用人企业合作培养专业人才的模式，值得其他行业借鉴。
《培育职业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一文（《中国教育报》2014年5月19日，下简称“培文”）读后，感觉有些观点很好，可惜放错了地方；有的论点有积极意义，只是论证方式欠妥。中国社会素以人文渊薮自诩，但千百年来感性大于理性、缺乏包容胸怀的思维方式，导致以“已知”揣度“未知”，以“原则”代替“生活”，这成为时下哪儿哪儿都谈“以人为本”但处处缺乏人文情怀的思想根源。
中国高职教育起步晚难题多，和普通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痼疾相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技能轻人文”的偏向。但问题不等于问题的原因。高职院校“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不是其人文精神不足的原因，而是其逐步重视人文精神的新鲜平台和市场动力。综观时下一些研究者对高职教育探索中的批评，联系“培文”的观点表达方式，作几点分析。
人文精神是“人性的”，因此要关注人的需要。“培文”认为职业技能培训“只传授给受教育者生存和发展的技能，解决人‘怎样活’的问题，而人文精神的培育才能解决人‘为何活’的问题。”这里有个看问题的立场和感情问题。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逐年严峻，家长焦心、社会痛心、学生灰心问题十分突出，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的难题，是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大事情。如果已“衣食无忧”的教育工作者无视学生的生存难题和基本尊严，无视没有工作带来的人格扭曲和治安风险，轻松地把突出职教重点、解决当务之急说成是“唯经济功能和唯技能教育”，是“功利化倾向”，然后越过学生的基本生存需求抽象地谈论“为何活”、谈“全面发展”，这本身就违反了人文精神中关注人的基本需求和尊严的特质，学生和家长对这种“好心指点”也未必能领情。
人文精神是“理性的”，因此要关注条件和效用。首先，理性的包容精神，需要在正视进步的同时分析不足。高职院校坚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把学习时间短、基础相对差的学生变成了就业优势大、薪资水平高的社会需要之才，以至于600所“升本”院校也将“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如果能用心体察职业教育为调节人才结构需求带来的“社会进步”，能设身处地体验那些收入低、条件差的孩子顺利就业给工农家庭带来的“道德意义”，就不会轻易得出职业院校“把受教育者作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和工具”、“一些职业学校变成了制造标准劳动力的‘机器’”这样的轻率结论。其次，理性的务实精神，需要在分析条件的情况下厘清职责。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样，分工才能成事。如果把少数“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作为我国高级人才、学术型人才、工程技术开发型人才的后备军，把一般本科院校作为中等人才、管理人才的主要培养摇篮，那么应用型大学、职业院校则要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主战场，把培养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这就需要考虑人才培养的分工以及不同高校学制、学科、办学资源和培养目标等条件，就不宜“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太大期望、太高目标压在短短三年必须掌握一门为社会服务本领的职业院校身上，就不会提出“职业教育不仅要把学生训练成职场中的‘利器’，还要注重其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这是最高的‘道’”等放之四海皆准，但根本无从落实的大道理。
人文精神是“超越的”，因此要关注“落实手段”。“培文”中有很多十分正确的观点，如“关注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培育其人文品性、塑造其健全人格，这决定了人文精神应成为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一维”等。问题在于，这些原则性要求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学术型和管理型人才的要求没有区别，无法实现“分类施教”。如果止步于“道”的层面坐而论道，技术技能人才的人文素养在大而化之的口号下，最终还是无法落实。在以技术技能培训为重点的职业院校，由于其教学形态、教学手段、师资结构和培养目标等的差异，人文素养的教育必须和职业教育的背景相衔接。今天的高职院校都已竖起了“文化育人”的大旗，笔者所在学校在经过了“校企深度合作、学做高度合一”快速发展阶段后，已经进入到“文化梯度育人”的新阶段——围绕技术技能需要开展职业素质教育，这是高职学生经过三年努力，应该也可能做到的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的“务实之举”。换一个视角，在比职业院校更“重视”人文教育、生源素质更好、学制也更长的一些本科院校乃至重点大学，目前还习惯于宏大叙事的思政和人文说教，学生接受的一些思政、人文教学之“毛”，缺乏像职业院校围绕生产过程、专业规范、师傅帮带之“皮”的附着平台，加上一些高校教师远离生动多样的经济社会实际，从书本到“感觉”讲述人文知识，使得很多很好的讲课内容变成“空气震荡”飘浮在校园空中。这些大学的学生经受人文素养教育的效果，未见得比职业院校好多少，再拿了这种只管理念不管“成效”、只讲道理不管“操作”的教育思路来教导职业教育，说服效果可想而知。
（作者系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李华 绘
到2020年建成现代职教体系，这是一个动态的目标。为了更接近这个目标，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大教育体系的塑造以及文化与制度的良性互动，其中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为政策执行之要。
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认为，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只占10%，而其余90%则取决于有效的执行。现代职教体系的建成，“徒法不能以自行”，政策执行才是最直接、实际和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任何的资源分散和目标偏离都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到2020年建成现代职教体系，这是一个动态的目标。为了更接近这个目标，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大教育体系的塑造以及文化与制度的良性互动，其中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为政策执行之要。职业教育只有内外构建成基于官产学研共同作用的良好系统，两头延伸为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上下统合为完整的职教体系，才算是交出了圆满的答卷。
选择合理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运用权力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政策工具家族有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段：管制类政策工具、激励类政策工具和信息传递类政策工具。
分析现有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我们会发现：各方所期待的新《职业教育法》出台，实质是希望通过法律、法规等管制类政策工具让职教参与主体行为规范化；而职教生免费计划、职教基础能力建设、大规模职校教师培训计划、中职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等政策，则是以财政、经济手段，对职业教育的基础建设、能力建设以及教科研支撑系统所运用的激励类政策工具；麦可思年度报告等信息类政策工具则成为政策宣传的重要手段。只是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利用，似乎未能真正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社会号召力和自身的成长。
我们考察美国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工具选择，可以看到，其采用了来去自由、机会均等、不搞分轨教育或类似的制度，而是通过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如根据能力或成绩划分学习小组）来实现学生的分流。在美国，大多数职业均没有对正规教育或学位提出要求，学生可以通过正规教育或职业教育的途径获得同一工作，雇主很难根据学生的毕业证书来判断他是否具备完成工作所需要的能力。
我们再看德国，阵容齐整的教育——职业资格框架和等级森严的就业市场相结合，构成了德国公立和私立各部门的就业体系，这个高度层次化和标准化的教育——就业体系，来自于一个教育家、雇主、学生家长以及学生本人都认可的制度设计理念——“专业领导力需要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共同努力”，以及该理念指导下的一系列制度化设计。
由此看来，体制结构上的差异，构成了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的职业偏好和教育选择。美国的职业教育，更多地遵循了教育内部的发展规律，顺从了教育的本质，让学生充分自由地成长。而德国的职业教育，更多地与经济学家的双重中心观不谋而合，认为人力资本需要学校教育与就业训练共同造就。
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文化背景似乎更接近美国的制度模式，但我们的政策工具选择却更多地与德国的做法相似，例如中学后的分流、职教普教1:1的比例、600多所升本学校的职业教育转型等强制性的政策工具选择。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依赖于市场、政府、学校、学生的良性互动和支撑互动的政策工具。今后的发展道路，是更多地以市场工具为手段，引发职业教育竞争发展的格局？还是沿袭政府一贯大包大揽的做法，通过强制分流来创造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环境？这是职教发展转型期的重要课题。
塑造大教育体系
加拿大《职业岗位分类词典》对7000多个职业岗位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65.76%的职业岗位所需的职业技术培训时间不超过一年，54.53%在6个月以下。也就是说，满足产业结构需要的适岗教育只需要一个较短的过程，职业教育之“职业”是一个易于获得的过程，而职业教育之“教育”则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职业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要为人的终身发展奠基，这就需要我们具有融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终身教育理念和制度设计，将职业教育向两头延伸，从而改变教育的生态。
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向基础教育甚至学前延伸。黄炎培曾提出职业教育要向小学渗透：“就是当高小期内，视察学生从农的多，还是从商的多？倘使从商的多，则一切课程均以商业为中心……这种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叫做职业陶冶”。美国国际技术教育协会制定的《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技术学习的内容》中列出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需要掌握的核心技术知识与技能标准，强调通过技术素养教育，指导学生为一个技术世界做好准备，让学生理解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技术对环境的影响，社会在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技术教育对于学生终身发展的意义。在我们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学拼音、背古诗、学数学，而德国的学前教育则强调“事实与环境教育”、“实际生活与家政教育”，通过带孩子们参观警察局学会如何报警，通过参观消防局学会如何灭火避灾。“职业”的教育让孩子们产生了职业无高低贵贱的职业认同感，这使职业教育比“惟有读书高”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真正建造起“立交桥”。职业教育内部中职和高职的分层，更多的是解决“技术”与“技能”、“会做”与“做好”相互区别问题，而职教体系的建设是把职业教育放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通过技术手段设计普教与职教文凭等值、各类各层次教育资格认证、学分转换制度。只有打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分隔的局面，让每个读职校的学生能在可预期的开放背景下认真学习、努力向上，才能真正发挥出教育的功能。而无论是普教还是职教，教育提供的是每个时期最好的“助产婆”功能，这样，所有教育都在为人的职业做准备，同时“教育”又与“就业”保持适当的张力，也使教育获得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独立空间。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适应产业结构需求的同时，还担负着学生能力提升、学生自我发展的社会功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政策中关于终身教育的特别提醒，如果所有的学段都能积极响应，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职教内部的联系，以及职教和普教与成教的联系，形成一个彼此衔接补充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文化与制度良性互动
职教体系建设是社会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每一个职教参与者都在选择、决定和塑造自己的个性。如何使各参与方的策略选择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从而使系统整体有活力地运行，必须通过文化和制度的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缺少大众认同成为了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厚文化背景，国家政策推动的“集体理性”面对着“个体理性”的排斥。一项调查表明，对于“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原因”，72.2%的中职学生的回答是“没考上普高”，73.1%的高职学生回答“没考上本科”。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文化习惯总会被一些随机事件所引发的新惯例所取代，从而形成文化的演进。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人们对职业的认知也越来越务实，这为现代职教体系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目前，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中的一些制度设计形式化和非人性化，与千家万户“望子成龙”的期待存在着一定冲突，但国家利益和百姓自身对职业和教育的需要是共同的，制度设计只有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并用各方的核心利益来驱动，文化与制度才可能形成更加良好的互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视角放在舞台的中心。按照这种观点，人的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当人有机会对自身的前途进行塑造时，一定要把他看做是准备主动参与的，而不是让其被动接受。因此，国家和社会必须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选择权和参与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是只为其提供制成品。文化和制度的良性互动也应该遵循这个基本原则。
(作者系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红利在于突破体制和机制的障碍。笔者认为，创建公办和社会力量所举办的职业院校间相互委托和购买服务的新机制，探索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有效方式，是落实公办、民办、行业和企业所举办的职业院校自主办学、平等办学、高效办学的牛鼻子。只有紧紧抓住这个改革的牛鼻子，职业教育的生机和活力才会竞相迸发。
首先，要把落实民办教育的公平待遇和探索公办院校管理队伍职业化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正在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新机制，民办职业教育将成为这一改革的生力军和先锋队。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使得民办职业教育本应享受的同等法律地位、同等办学待遇得不到落实，导致学校数和在校生人数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政府必须落实民办教育的公平待遇，根据培养成本分担原则，按合格毕业生人数对学校进行成本补偿或办学奖励，引导公办校和民办校合作办学并创新合作机制；要对民办职业学校的教师实行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确保民办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发展和在公办校与民办校间自由流动。同时，公办职业院校要探索管理队伍职业化，形成教师和管理人员交流制度。
其次，要把在公办校和民办校间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推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元主体办学新形式，作为改革的重头戏。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提高管理、服务效率和办学质量的重要抓手。为此，各地政府必须正确处理激励引导和合理放权的关系，扮演好“媒婆”和“监管”的双重角色，运用购买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减免等方式，促进公办与民办等办学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
再其次，要把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结构、改善财政支持方式，作为改革的指挥棒和助推器。推进职业教育管理和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必须遵循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原则。政府要“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重点资助那些基础薄弱，或者具有全局性和先导性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领域；要试点并推行“教育券”制度；要对先行先试开展股份制、委托管理、购买服务实践的学校，给予一定财政补贴激励。
最后，要把立法规范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责任及行为，作为改革的杀手锏。要加快对《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法》的修订和细化，相关法律中要明确各类办学主体及用人单位的责任，规范其行为；要明确划分公办学校国有资产处置的风险和责任。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职教研究所所长）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和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2011广东职业教育学校竞争力评估”课题成果今天正式公布。广东白云学院位列广东高等教育（民办）竞争力第一，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列广东中职院校竞争力第一，广州白云工商高级技工学校列技工学校竞争力榜首。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十一五”期间，广东围绕建立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目标，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基础能力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共同发展的全国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多项发展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全省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报告根据我省职业教育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从高等职业教育（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三个层次，给出2011年度职业教育学校竞争力评估的排名，分析全省职业教育的竞争力状况。
1、广东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民办）竞争力排名
采用2010年教学单位信息，根据职业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计算和评估。2011年度高等教育院校（民办）的竞争力排名前10位见表1。
表 1 2011年度广东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民办）竞争力评估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1 广东白云学院
2 广东科技学院
3 广东培正学院
4 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 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6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7 南海东软信息技术学院
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9 肇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0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广东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竞争力排名
2011年度广东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竞争力排名前10位见表2。
表 2 2011年度广东中等职业教育院校竞争力评估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1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2 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3 肇庆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4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5 广东省江门中医药学校
6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7 惠州卫生学校
8 广州市交通运输中等专业学校
9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10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3、广东技工学校竞争力排名
2011年度广东技工学校竞争力排名前20位见表3。
表 3 2011年度广东技工学校竞争力评估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1 广州白云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2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高级技工学校
3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4 广东省轻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5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6 湛江市高级技工学校
7 广东省电子商务高级技工学校
8 韶关市第二技师学院
9 广东省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10 清远市高级技工学校
11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
12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13 中山市高级技工学校
14 韶关市高级技工学校
15 广东省城市建设高级技工学校
16 广东省肇庆市高级技工学校
17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18 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
19 广州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20 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对口援青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采取开办异地中职班、职业教育人才交流培训、两地职校联合开展科技项目开发与研究等多种有效措施，支持玉树州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一是加大中职学生培养力度。自2013年起，玉树异地中职班在北京开班，每年招生80名玉树州籍学生赴北京职业学校接受三年职业教育；每年从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选拔10名优秀学生到北京进行短期专项技能实训。二是支持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选派1名优秀干部任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选派业务骨干赴玉树职业学校帮助加强教学管理、校园信息化建设和教学资源库建设；每年安排3至5名玉树州职业学校教师到北京进修学习。同时，在北京市合作交流办、对口支援前方指挥部、玉树州对口支援办等部门大力衔接协调下，促成了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与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共建，将从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教学科研、校企合作、基地建设、资源共享、干部管理等方面开展一对一帮扶。三是加强科研开发与合作。结合玉树州经济发展状况，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将帮助、指导玉树州职业学校开展科技项目开发与研究，共同申报相关课题。
通过北京市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玉树州中等职业教育将逐步夯实基础、优化结构、培育特色、提高水平，并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发展，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当下，大多数父母都倾向于孩子去上大学，只是坚持程度有所不同罢了。难道选择高职院校就只能是无奈之选？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技能不同样是很好的选择么？这些问题和疑惑，都是关于职业教育这一话题。
据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将着力打造国家级“中国(宁夏)现代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涵盖现代商贸、现代物流、现代农业、葡萄与葡萄酒、现代电子信息、现代煤化工、清真烹饪工艺与营养等专业领域。
看到这些专业领域，笔者觉得，职业技能也可以很潮、很高端。但是，跟笔者亲戚一样，很多人对职业教育的印象还停留在体力工作的层面。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在很多人眼里，读书、上大学就是改变命运，更确切地说，是摆脱体力劳动的命运。在机会更少的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观念更为根深蒂固。传统观念向来鄙薄工匠、推崇“学而优则仕”，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教育观上，追求学历教育，轻视职业技能教育。受此影响，我们往往把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排除在“精英”之外。
说起职业教育，我们常会提到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据报道，德国只有约40%学习成绩相对优秀的中学生进入大学，而60%选择参加职业教育的中学生并没有低人一等的观念。在崇尚一技之长的社会风气下，具有创造力的“蓝领”同样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
当前，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职责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当然，我们的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这是另一个话题。当前，首先要转变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在各个行业里争高低，并非是行与行之间来比高下贵贱。正如我们强调劳动只有分工、没有贵贱之分一样，各类教育也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
俗话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可谓“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但是，企业却遭遇着职业技能人才的“用工荒”。比起徒有虚名的“学问”，让孩子实实在在掌握一项技能，不管是就业还是发展，都是更胜一筹的竞争力。
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必须提及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其中包括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以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或曰平民教育，这两支虽非民国教育的主流，但却与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一起，共同构建了民国教育丰富而又多元的格局，故而我将民国教育这两支称为民国教育的两翼。
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
民国最成功的职业教育团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黄炎培，而黄炎培在教育上的启蒙者，是蔡元培先生。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恰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之间接触也就比较多。黄炎培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从此埋下了投身教育的种子。时隔不久，南洋公学爆发学潮，黄炎培在蔡老师的启发下，回到老家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黄炎培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此文可以视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文章发表之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竟成思潮。黄炎培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被袁世凯称为'与官不做，与事生风'的实业家张謇也开始了职业教育的摸索。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 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出发，于 1902年欲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1907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还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应运而生。 1912年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1920年前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
回到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张謇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之初，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黄炎培继而指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
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订立：'职业教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基于上述认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出来的代表。
近日，一则题为“高校大转型，广东哪些本科高校将转为职业技术学院？”的微信消息被疯传，其中列举了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药学院等24所广东本科院校名单，称这些院校要转为职业教育。尽管记者向省教育厅求证得知一些本科院校要转型为应用型大学的消息是确凿的，不过转型名单尚未确定，但是这条消息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人为此举叫好，有人对此产生质疑，笔者认为，教育部改革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大势所趋，但若只停留在改个校名等表面上的转型将毫无意义，大家期待的是更深层次的转型包括师资、培养模式等方面的转变。
一直以来，高校培养人才模式遭人诟病，大学生找工作难与企业喊人才难招的矛盾以及“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格局都在提醒着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据了解，目前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而在我国，这一比例已完全失衡。一方面，技术专家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另一方面，不少大学生在学术上的造诣不深，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型工作。因此，此次转型无疑将对改变这种局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大方向定了，可真正转型起来阻力还是不小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转变。有些学生和家长会担心，是不是这些院校转型后会降格成为高职院校，如果是这样，他们情愿选择本科院校。其实，从学历角度来说，这些人完全不用担心，网传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技术学院”的表述是错误的，应为部分高校转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这其中也包括教育部部属的部分院校。所获得的学历不变，唯一要突破的就是自己的心理障碍。
过完转变观念这关，接下来就是师资、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培养目标的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一定需要有实践经验的老师，才能把行业最新动态教授给学生，而不是照本宣科。据了解，国外院校很多老师都是一边授课一边工作，有自己的工作室或研究项目。因此，调整现有的教师结构队伍，面向社会招聘有经验的人才很重要。在课程设置上，也要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只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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